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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滨逊结婚了，因为孤独日益强烈，他渴望用双手触摸有血有肉的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日子一天天地流逝。肉体的欲望逐渐滋长，心里的躁动更无法平息。一入夜，他的身体就发烧似的炙热，使他彻夜难眠。他娶了在艺术学校时同桌的女孩，两人搬到了布鲁克林，住进了一间公寓。她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以诺找了一份工作，给人画广告上的插图。
以诺开启了生活的新篇章，开始了生活的新游戏。能为世界制造公民，他一度深感自豪。他不再去纠结事物的本质，要做一个更现实的玩家。秋天，他参加了一场投票选举，还订了报纸，每天早上送到门前。傍晚下班回家，他跳下电车，镇定地跟在某个生意人后面，努力摆出一副德高望重、身份尊贵的样子。他觉得，自己既然是纳税人，就应该心系社会。“我正在成为世界的一分子，成为这个州、这个城市的一分子。”他满怀自尊、沾沾自喜的样子很好笑。有一次，他从费城回纽约，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人，同他攀谈。以诺说，铁路系统应该归州政府所有，由州政府运营。这时，男子递给他一支雪茄。以诺坚信，州政府这么做绝对利国利民，而且越说越激动。之后，他又把自己的话回味了一番，扬扬得意。“我的话真是发那位兄弟深省。”他一边上楼回到布鲁克林的公寓里，一边暗自咕哝。
以诺的婚姻以失败告终。这倒没什么意外，完全是他一手酿成的结局。公寓里的生活仿佛画地为牢，令他无法呼吸。他对妻子，甚至对孩子，有了当年对来家里做客的朋友的感觉。他撒起了谎，借应酬之名给自己争取一点自由，独自在夜晚的街头散步。很巧，面朝华盛顿广场的老房间又开始招租，他便偷偷租了下来。后来，艾尔·鲁滨逊夫人在农场老家过世，银行作为受托人处理了家宅田地，给了他八千美元。有了这笔钱，以诺做了普通男人做不到的事。他把钱给了妻子，告诉她这公寓自己是住够了。她气得号啕大哭，说他是在威胁她。但他只是冷冷地看着她，然后便径自走了。其实妻子也没那么在意他离开。她觉得以诺有点不正常，还有些怕他。等她确信丈夫再也不会回来了，便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康涅狄格州的一处乡下，那是她长大的地方。最后，她嫁给了一个买卖地产的人，美满富足。
另一头，以诺·鲁滨逊住回了纽约的房间，和想象的朋友们混在一起，和他们聊天，开心得跟个孩子似的。他的这群朋友可不少。我想，想象出来的朋友总得以真人为原型吧；这些真人都和他打过照面，倒还招他喜欢。朋友里有握着长剑的女人，有留着长长的白胡子、到处遛狗的老头，还有袜子老是往下掉，塌在鞋帮子上的女孩。这些鬼影般的朋友，少说也有二十来个，由以诺·鲁滨逊天真心智所生，与他同住一个房间。
以诺真的很开心。他躲进房间，把门反锁，大声地说话，带着一种荒诞的神气，指点朋友，褒贬人生。若不是有事发生，他便要在这招租之地自得其乐地生活下去。可事情总得发生，不然他不会住回温士堡，我们也不会认识他。准确来讲，是出现了一个女人。世事皆如此，只怪他开心太甚。他的世界里必须得发生点什么，才能逼得他离开纽约的一隅，把他变作一个古怪难相处的老头，在俄亥俄州小镇的大街小巷蹦跶。他傍晚散步的时候，太阳总是刚从韦斯利·莫耶的马厩后头落下去。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诺在一天夜里告诉了乔治·威拉德。他想找个人吐露心声，又正好小伙子想听一听。两个人凑在了一起，年轻的记者成了以诺倾诉的对象。
少年的忧伤、青春的烦恼、成长的愁绪，恰逢年岁将尽，引得老人开了口。忧愁是乔治·威拉德的，本与以诺·鲁滨逊无关，却将以诺深深吸引。
两人聊天的那晚，是一个雨夜。十月的雨淅淅沥沥，到处都湿漉漉的。已经是年底了，夜晚本该万里晴朗，皓月当空，飘些清凉的薄雾，但现实并非如此。雨一直下，主街上一个个小水洼在街灯下闪光。在集市高地另一边的林子里，雨水不断从黑黢黢的枝叶间滴落；树底下，那些被打落的叶子紧紧地贴住冒出地面的树根。而在温士堡家家户户的后院里，枯萎的土豆藤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有人吃完了晚饭，原打算去城里，在后巷找个人聊天消磨夜晚，现在也没了心思。乔治·威拉德踏着雨水散步，很高兴这是一个雨夜。他打心底里高兴。此刻的他，就好像在晚上走出房间，下楼散步的以诺·鲁滨逊，在街头独自彷徨。两个人一模一样，除了乔治的个子蹿得很高，已经是个小伙子了。并且他觉得，如果继续一边哭一边散步，实在不像个男子汉。他的母亲病得很重，这是他难过的部分原因，但不是全部。他想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思考生老病死总是会让人难过的。
从主街转到莫米街的路口，是沃伊特的马车行。马车店有一顶木头雨篷，探到人行道上。以诺·鲁滨逊和乔治·威拉德就在雨篷下碰头，然后一起穿过雨水冲刷的街道，去了老头在赫夫纳公寓三楼的房间。两人已经在雨篷下聊了十分钟，以诺邀请乔治去他家里，年轻的记者很愿意。他虽然有点怕，却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好奇。他几百次听人说这个老头脑子有问题，觉得自己敢跟他去，实在是英勇，是男子汉所为。两人一见面，还在下雨的街道上，老头就古怪地说起话来，想要诉说华盛顿广场边的那个房间，和房间里的生活。“你用心想一想，会明白的，”他坚决地说，“跟你在街上擦身而过的时候，我观察过你，我觉得你能明白。不难，只要你相信我说的话。听我说，然后相信我，就这么简单。”
晚上十一点多，在赫夫纳公寓的房间里，以诺终于跟乔治·威拉德讲到了故事的关键，也就是那个女人的事，以及他为什么离开城市，孤独而失落地在温士堡生活。他坐在靠窗的折叠床上，一手托着下巴；乔治·威拉德坐在椅子上，旁边的桌子上摆着一盏煤油灯。房间里没什么家具，却一尘不染。乔治·威拉德听老头说着说着，便也想坐到那床上去，想给他一个拥抱。在昏暗的灯光里，老头细细述说，男孩认真倾听，两人的心里都充满了悲伤。
“她走进我房间的时候，离上一次来客人已经有好几年了。”以诺说，“我们在走廊里碰见，就那样结识了。我现在也不知道她会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些什么，我从没去过。我想她是个音乐家，拉小提琴。她偶尔来敲门。我给她开门，她走进来，坐在我边上。就那么坐着，环顾四周，什么话也不说，就算说了也都是些有的没的。”
老头从床上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的大衣被雨淋湿了，水滴“咚、咚、咚”地落在地板上。当他坐回床上，乔治·威拉德从椅子上站起来，坐到他身边。
“我对她有了感情。她跟我一起坐在房间里。她显得很高大，我感觉到房间里的一切都被她比下去了。我们聊了点琐事，但我如坐针毡。我想用手指触摸她，想亲吻她。她的手那么壮，她的脸那么美，她的目光从未离开过我。”
老头的声音颤抖着，然后不说话了；他的身子仿佛怕冷似的，一直哆嗦。“我很怕，”他小声地说，“我怕得要命。每当她来敲门，我不想让她进来，但我控制不住。‘不，不行。’尽管我这么对自己说，却照样去开了门。她很成熟，是一个女人了。她在那房间里，显得比我还要高大。”
以诺·鲁滨逊盯着乔治·威拉德，一双天真的蓝眼睛在灯光下炯炯有神。他又哆嗦了一下。“我要她，可始终又不想要她。”他解释了一句，“后来我就跟她说我想象中的那些朋友，告诉她对我来说无比重要的一切。我想让自己保持镇定，别失态，但我做不到。我的心跟给她开门时一模一样。有时，我多希望她离开，再也别来。”
老头站起来，激动得声音发抖。“有一天晚上，出事了。我发疯似的想让她明白，我在那房间里一样高大，一样举足轻重。我一遍遍地跟她强调。她想走，我跑过去，抢先锁上了门。我到处跟踪她，跟她说啊说啊。最后，一切都毁了。她的眼里闪过一道眼神，我知道她明白了。或许她从来就明白。我气得要死，我无法忍受。我想让她明白，可我做不到令她明白。我想，那么她什么都能明白了，那我就会黯然失色，会被遮住光芒。事情就是这样，我也想不通。”
老头在煤油灯边上的椅子里坐下来，男孩继续听他讲，满怀敬畏。“走吧，孩子。”老人说，“别和我待在这里了。我本以为跟你说这些会是件好事，但并不是。我不想再说了。你走吧。”
乔治·威拉德摇了摇头，语气里忽然多了一丝命令的口吻，“别不说。把剩下的说完吧。”他严肃地命令道，“你这是怎么了？把剩下的故事说完。”
以诺又忽然站起来，跑到窗边，望着温士堡寂静的大街。乔治也跟着过去。两人站在窗户边上，一个是高个子赶不走的小男人，一个是小个子多皱纹的大男孩。用一种天真又热切的语气，故事被重新拾起。“我骂了她，”他继续说道，“说了恶毒的话。我叫她滚，别再回来。唉，我说了许多糟糕的话。一开始她假装没听懂，但我说个不停。我大吼大叫，跺着地板。整幢楼都回荡着我的脏话。我不想再见到她，我也明白，在说了那些话以后，想再见她也是不可能的了。”
老头的声音忽然断了，摇着头。“一切都毁了，”他轻轻地说道，很难过，“她夺门而出，那房间里曾经有过的生活也随她离去。她带走了我所有幻想的朋友，他们都跟着她跑出了那扇门。故事就是这样。”
乔治·威拉德转过身，走出以诺·鲁滨逊的房间。当他走到门边时，听见漆黑的窗边响起一个虚弱而苍老的声音，一边抽泣一边哀怨：“我一个人，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曾有一个多么温馨的房间，如今只落得我一个人。”
觉醒
贝拉·卡彭特皮肤黝黑，有一双灰色的眼睛，一对厚嘴唇，长得又高又壮。她常常冒出阴暗的念头，怒火中烧，恨自己不是个男人，不能用拳头和别人大打一场。她在凯特·麦克休夫人的女帽铺子里干活，整个白天就坐在店铺后头的窗边给帽子缝边。她的父亲是亨利·卡彭特，温士堡第一国家银行的出纳。父女俩住在一起，阴沉沉的老房子矗立在七叶树大街的尽头，松树环抱，树底下光秃秃的，连块草皮也没有。屋檐上生锈的排水槽早已松动，在房子的背后摇摇欲坠，一刮风就往一间小棚子的顶上打，发出阴郁的咣咣声，有时一响便是一整夜。
当贝拉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受不了跟亨利·卡彭特一起生活；后来她长大成人，他便管不了她了。银行出纳的生活只有数不清的鸡毛蒜皮。他早上去银行之前，打开衣橱，穿上一件黑色的羊驼毛大衣；晚上回到家，换上另一件黑色的羊驼毛大衣。他每天晚上都要熨好出门穿的衣服，还为此给衣橱的隔板做了特别的处理。他把上街穿的西裤夹在两块隔板之间，拧上大螺丝，把隔板压紧。这些隔板，他每天早上都用湿布擦拭一遍，立在餐厅的门背后。如果谁在白天将这些隔板挪了一尺半寸，他便会气得说不出话，整个礼拜都无法平复心情。
银行的出纳对人恶狠狠的，却怕他的女儿。他发现，她知道他虐待过她母亲的事，因此对他心怀恨意。有一天中午她回到家，握着一把在路上抓的烂泥，把烂泥抹在他压裤子的隔板上，然后回去上班，心里很舒坦、很高兴。
晚上，贝拉·卡彭特偶尔会和乔治·威拉德出门散步，但她的心另有所属。谁也不知道她的地下恋情，只有她暗自苦恼。她的恋爱对象是艾德·汉德比，艾德·格里菲斯酒馆的酒保。她之所以跟年轻的记者到处逛，是为了让自己心里好过一些。她觉得，就自己的身份背景而言，绝不可能让别人看见自己和一个酒保待在一起。她和乔治·威拉德在行道树下散步，让他亲吻自己，是为了满足那天性里始终涌动的渴望。在她看来，自己很容易让这个年轻人听话；换作是艾德·汉德比，她就不那么确定了。
酒保艾德·汉德比高个子宽肩膀，三十岁，住在艾德·格里菲斯酒馆的楼上。他的拳头很大，眼睛却小得出奇，嗓音更是温柔安静，仿佛是为了刻意隐藏拳头的威力。
二十五岁的时候，酒保从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叔父那儿继承了一个大农场，转手卖了八千美元，可不出六个月，便花得一分不剩。他在伊利湖畔的桑达斯基市花天酒地，极尽铺张。后来，这段故事传到家乡，令乡亲们啧啧称奇。他四处挥霍钱财，驾着马车走街串巷，设酒宴款待红男绿女，纵情豪赌，还包养了许多情人，成百上千地为她们购置新衣。一天晚上，在一处叫作“雪松园”的游乐场里，他和人打了起来，像一只发狂的野兽。他一拳打碎了酒店洗手间的大玻璃，接着又到处砸窗子，在舞厅里摔椅子。做这一切只不过是图个高兴，他想听一听玻璃掉在地上的叮当声，看一看那些从桑达斯基带心上人来这里共度良宵的小职员们惊恐的眼神。
艾德·汉德比和贝拉·卡彭特的秘密恋情根本不露蛛丝马迹。他只和她相处过一个夜晚。那天晚上，他在韦斯利·莫耶的马车行租了一匹马和一驾轻便马车，带她去兜风。他认定，她就是适合自己天性的女人，一定要得到她不可，于是决定向她表明内心的渴望。酒保准备结婚，想好了要挣钱养家，但他性格单纯，不知该如何表白。他的身体正受着生理欲望的折磨，于是他求诸身体，把女帽工揽入怀中。虽然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