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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后来我才想到，我才看出来：我这儿子是一个，或者将会是一个弱智。当别的跟他那么大小的孩子已经要去上学的时候，西格弗里德恐怕才开始走路。等到别的孩子学习结业走出学校门时，西格弗里德恐怕才勉勉强强学会认字。等到别人已经要结婚了，西格弗里德恐怕才学认钟点，帮家里拿拿报纸，然后就得在家里待着了。因为他没什么用，顶多能钉一下钉子……我就这么看着自己的儿子。每次来探望都发现地板上又添了一些钉子。我正确地推算着，地板上的钉子还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不把这个男孩当我儿子，而把他当我的顾客来看。这个像中了魔，整天往地板上钉钉子的男孩的问题还不仅是玩钉子，而含有别的意义。当他钉钉子时榔头捶声一响，其他孩子就吓得立刻躲藏起来，西格弗里德却因此而感到开心，扬扬得意。别的小孩吓得尿了裤子，西格弗里德高兴地直拍巴掌，哈哈大笑，活蹦乱跳的，一下子变得那么美，仿佛他的惊风病和脑子里的迷糊劲儿都没有了。就这样，榔头捶打钉子的声音总是伴随着他欢快的尖叫声……而曾经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皇帝的我也为这而感到高兴，觉得我的儿子虽然傻，但还没有傻到能够预示所有德国城市的未来。我却心里明白，这些城市的下场准会跟这旅馆各个房间的地板一样。于是，我买了三公斤钉子。西格弗里德上午将钉子钉到厨房的地板上。下午，当他到各个房间去钉钉子时，我就费劲地将厨房的钉子拔出来。我一想起特德元帅的飞毯曾经根据计划准确地将炸弹砸进地里，心里就暗自高兴，因为我儿子能照直将钉子打进地板，角度完全正确……斯拉夫血液又赢得了胜利。我还为这个男孩而感到骄傲哩！因为他虽然还不会说话，但他已经开始了走路，而且还跟那比沃伊一样，手里总牢牢抓着一把榔头。
现在，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些我早已忘记的画面来。这些画面突然又清晰又准确地浮现到我面前：我端着一个装着好几杯矿泉水的托盘闪电似的飞快行走，只花几秒钟就到了矾水湖边。我还回想起了兹登涅克的模样儿。兹登涅克就是宁静旅馆的那位领班，他好玩耍，只要有空儿，就把身上的钱都花得一干二净，一花就是好几千块呀！我脑子里浮现的画面，是他叔叔的肖像。他叔叔是一位军乐队的指挥，后来已经退休。这位乐队指挥在自己的一块林中空地上劈柴，旁边还有一所周围长满了鲜花和松树的小房子。他这位叔叔，正因为曾经是奥匈帝国的一名乐队指挥，所以即使劈柴也总穿着那套制服。他曾经写过两支加洛普舞曲和几支华尔兹舞曲，一直被乐队演奏着，可是，已经无人知道谁曾经是这乐队的指挥，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死了。正当我们坐着辆马车出去度那一天假日时，兹登涅克偶然听到一曲吹奏的军乐。兹登涅克在马车上站起身来，让马车立即停住，然后朝那音乐的方向走去，原来那里演奏的正是他叔叔写的华尔兹舞曲。那里已经停了好几辆大汽车，整个军乐队的人一会儿就要坐上车子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参加军乐比赛。兹登涅克把军乐队指挥劝说通了，将随身带着的四千克朗都交给他，说是让参加的士兵喝啤酒用，恳请他们按照他的安排办一件事。于是，我们俩下了马车，坐到第一辆大轿车上。行驶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便在森林里下车。一百二十名穿制服的器乐演奏家，带着各自闪亮的乐器慢慢走在林中小路上，然后拐到另一条种满嫁接灌木丛的小路，小路上方是高高的松树枝。兹登涅克打个手势让他们停步，他跨过一节倒掉的木栅栏，消失在灌木丛中的空地里，然后又走回来，向大家说出自己的计划。他一暗示，所有士兵一个挨一个地钻进灌木丛。兹登涅克像前线指挥官一样命令大家将坐落在灌木丛中那传出阵阵劈柴声的小屋包围起来，于是，整个乐队都悄悄地围在那个木墩子和身着军乐队指挥穿的奥匈帝国旧制服的老人周围。兹登涅克一打手势，大声下令，全乐队的人便从灌木丛中站起来，拿起闪亮的乐器，奏出了兹登涅克叔叔创作的加洛普舞曲。他们正准备用它去参加比赛。老指挥像那块劈成两半的木头一样，愣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乐队又往前走几步，可仍旧半截身子隐没在松树和橡树丛中，只有乐队指挥拿着金灿灿的指挥棒站在没到膝盖的灌木丛里。他挥动着指挥棒，乐队演奏着加洛普舞曲，乐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兹登涅克的叔叔，那位老指挥动作缓慢地环视一下四周，脸上出现了一种绝妙的表情，仿佛已经离开人世升上了天堂。乐队演奏完这支加洛普舞曲之后，接着奏出华尔兹协奏曲……老指挥激动得快要支持不住了。他把斧子放在膝盖上，放声大哭起来。拿着金色指挥棒的乐队指挥走到老人跟前，碰了碰他的肩膀。老人一抬头，指挥将那指挥棒交给他。这位兹登涅克的叔叔站起来。像他后来对我们说的，他以为他已经死了，来到一个天国的乐队中，他以为，在天国演奏军乐，上帝是这乐队的指挥，并将指挥棒交到了他手里……后来，老人指挥了他自己谱写的这个曲子。演奏完毕，兹登涅克从灌木林中走出来，跟叔叔握握手，祝他身体健康……半个小时之后，乐队成员们又坐上大轿车。轿车开动时，大家为兹登涅克奏起欢乐曲，响起了喜庆的铜号声。兹登涅克站在那里，心情激动，直向他们鞠躬表示感谢，随即，一辆辆大轿车和乐声渐渐消失在山毛榉枝叶和灌木扑打的林中小路上……总而言之，兹登涅克就是这么一位天使，我们在一起度过的空闲时间，他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他成天琢磨着怎么来花掉那几千克朗。正当我关起门来满地摊着百元钞票，光着脚板像踩在瓷砖地板上，在这些纸币上走来走去，或者像躺在绿草坪上一样躺在这些纸币上时，兹登涅克有一次却在给一个什么石匠的女儿举办婚礼。另一次，我们一同到服装店去买些白色海军衫，给孤儿院的每个小朋友穿上。还有一次，他跑到庙会给所有旋转木马和秋千付了租用一整天的钱，让所有来玩的人都能免费享用。有一个假日，我们将布拉格最美丽的鲜花和好多瓶甜酒买下来，挨个走访公共厕所，给打扫厕所的老太太们祝贺命名日和生日，尽管那一天既不是她们的生日也不是她们的命名日。赶上哪位老太太真在这一天过生日或命名日，兹登涅克就感到非常幸福……有一回，我暗自说，我得到布拉格看看去，特别是要辆出租车到宁静旅馆去打听一下兹登涅克还在不在那里，如果不在那里，大概会在哪里。我还要到我跟外祖母曾经住过的地方去一下，看看那里的那所小房子还在不在。记得那小房间的窗外常常有衬衫内裤飘过，那是住在查理温泉旅馆的客人从厕所窗口扔下来的。外婆将那些脏内衣裤洗净修补好之后，卖给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与泥瓦匠……就这样，我便站在了布拉格的火车站上。当我找到去达博尔的火车时，我扒开袖子想看看几点钟了。我一抬眼睛，发现兹登涅克站在报亭旁边。我都惊愕了，真是想什么有什么，不可置信的事情又成了现实，我挽着袖子站在那儿发呆。我看到兹登涅克正在那里东张西望，仿佛已在那里等了许久，然后抬起了手，肯定是在等一个什么人，因为他也想看表。可突然有三个穿皮大衣的人走到我跟前，抓住我的手。我的手还一直放在表上。我看见了兹登涅克，他瞅我的样子像在梦幻中。他的脸刷的一下白了，手足无措站在那里看着我，看着德国人把我塞进车里带走了。我奇怪他们不知要将我带去哪里，为什么要带走我。他们将我带到了庞克拉采。大门一开，他们便把我当做罪犯扔进了单号子牢房……我突然因为刚刚发生的这件事而有些异想天开，我甚至几乎有些高兴得发愣了。我真不希望他们随随便便放掉我，因为战争反正快要结束了，我希望自己被关起来，待在集中营里。我曾希望自己恰恰被德国人关起来。德国人，我这幸运之星为我闪烁着光芒。牢房门一打开，我被带去提审。当我说了所有的日期，来布拉格的原因之后，审讯者变得更加严肃起来，然后问我在等谁。我说没有等谁。随即，门一开，进来两个穿便衣的，他们向我扑来，打伤了我的鼻子，打掉我两颗牙齿。我倒在地上，他们弯下身来一次又一次地问我在火车站等谁，谁给我送情报。我说我只是到布拉格来旅游玩玩而已。他们中间的一个弯下身子，一把抓住我头发，揪着我的脑袋往地板上撞，审讯者大声吼叫，说什么我看表说明我跟谁已事先约好见面，说我与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有联系……然后，将我带走，把我同其他犯人关在一起。囚犯们帮我拔掉了那些打碎的牙，擦干净血迹，撕掉断了的眉毛，我却一个劲儿地笑啊笑的，什么感觉也没有。鞭抽，捶打，甚至受伤，我都没感觉。其他人望着我，仿佛我是太阳，是一位英雄。那些党卫军把我扔进牢房时，恶狠狠地骂我：“你这头布尔什维克猪！”他们的骂声在我耳朵里犹如悦耳的音乐，犹如亲切的称呼，因为我知道，这将是我再回到布拉格的入门券。既然我讨了个德国女人做老婆，站在赫普的纳粹大夫面前让他检查我的生殖器是否够格与日耳曼高贵人种通婚，这个污点只能用解铃须靠系铃人的办法来抹掉……我因为看了一下手表而被打伤的脸，这就是我有朝一日重被信任，作为一名反纳粹的战士再度进入布拉格的证件。最主要的是，我要让所有的什罗贝克们，布朗德斯们，总而言之，所有大饭店大旅馆的经理们都看到：我是属于他们中间的一员。因为只要我能活着，那我一定要买一座大旅馆，比方说如果不能在布拉格，那也一定要在别处买一座。因为，用那一箱子邮票，就像丽莎所想要的那样，我可以买两座旅馆，可以在奥地利或者瑞士也买一座。不过在奥地利或者瑞士旅馆经理们的眼里我啥也算不上，我也犯不上去跟他们比个高低。因为我跟他们没什么旧账要算，我不需要到他们面前去炫耀。可是在布拉格开个旅馆，参加饭店旅馆经理协会，再爬到全布拉格饭店旅馆经理协会秘书长的位子，那他们就得对我刮目相看了。他们即使不喜欢我，也得尊重我。我对未来别无其他打算……我在庞克拉采监狱总共待了两个礼拜。从后来几次提审中看出，他们是抓错人了。他们的确在等一个看手表的人，他们已经抓到一个联络员，从他那里已经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情况，后来也弄清楚了要抓的人不是我而是另外的人。我想那一天，兹登涅克也要看表，兹登涅克是我的朋友，他也看到我实际上是代替他而被抓了。我想他一定是个重要人物，即使牢里有什么人想栽在我身上，兹登涅克也一定会为我辩护的。我受审回来，还没等到他们用拳头推我，我的鼻子又出血了。我又乐了，笑了。我高兴鼻子又在帮我的忙，又在出血……他们放了我。审判官对我表示歉意说（当然也只是轻描淡写一下），帝国的利益要求错杀九十九个无辜的人也不能漏掉一个有罪的人。于是，我在傍晚时分便又站到庞克拉采监狱大门外了。在我后面还有一个人也被放出来……那个刚放出来的人，身体虚弱得在人行道上坐下来。电车在紫色的黄昏中行驶，行人东来西往，年轻人手拉手地漫步，孩子们在暮色中嬉戏，仿佛没有发生过战争，仿佛这世界只有鲜花、拥抱和爱恋的目光。姑娘们在这温暖的薄暮中穿着小衬衫和裙子，显得那样妩媚，连我也兴致勃勃地观赏起这情景来。这纯粹是为男人的眼睛而准备的景色，一切都那么富有性感……“真美啊”！跟在我后面的那个被放出来的人像突然清醒过来似的感叹一句。我想帮他站起来。我问他：“坐了多久的牢？”他说：“十年了。”他想站起来，可没有气力，我只得搀起他。他问我是不是要忙着赶路，我说不。当他问我为什么被关进来时，我说因为地下活动之故。我们一道朝电车走去。我还得帮他上电车。电车里外到处都很拥挤，仿佛大家刚从一个什么舞会上回来或者正要去参加舞会。我第一次注意到，实际上布拉格女郎要比德国女人漂亮，她们也比较会打扮。而那些德国女人穿什么都像制服，她们那些衣服，墨绿上衣、猎装帽，总像什么军服似的……我就坐在那个灰白头发的小伙子旁边。他大概顶多不过三十岁。我对他说，尽管他有一头灰白头发，可年纪就是不大。当我突然问他“您杀死了谁”时，他犹豫片刻，然后，久久地凝视着一位姑娘的乳峰，她正站在我们面前，一手抓着扶手。然后，他反问我一句：“您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曾经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皇帝……我们一直坐到11路电车的终点站，天已经完全黑了。那个杀人犯让我跟他一道去他妈妈那里，让我护送他，说要不然他会在路边摔倒的。于是，我们一块儿抽着烟等候公共汽车。汽车很快就来了。我们坐了三站，在马拉磨坊那一站下了车。那个杀人犯对我说，我们最好从后面走，经过罂粟村能早些到家。他主要是想能给妈妈一个惊喜，要请我谅解他。我说我只送他到村子口，到他家门口，然后我再回到主路上去，再在那儿拦辆车走。我做这一切不是出于同情或什么好心，我只想增加一些说明我无罪的证据，等到有一天战争结束，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结束……于是，我们走在月光下，沿着一条满是尘土的小路，经过一座完全没有灯光的村子，到了一片蓝得跟复写纸一样的地方。头顶上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