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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与试穿。一般要试三次，拆了线再缝，可连一次也不用真人来试穿，而是靠这个充气的橡皮假人来代表。一直到完全合体，可以放心将燕尾服寄给订货者本人，找他付款为止。这些服装通常都很合身，除非这顾客后来发胖了或变瘦了。遇到这种情况，公司的代理商又可来为你重新量体，看看胖了或瘦了多少，一切都可利用那充气模型变大缩小来加以修改，或者另缝一件新的燕尾服或者军外套。在顾客去世之前，这公司里总有他的充气躯体飘在天花板那儿，总共有好几百种颜色不同的充气躯体。一进公司的门，就可按照职位高低来找到各自的躯体模型。都一级一级分类放着哩！分将军部、中校部、上校部、队长部、大尉部、领班部，还有其他穿燕尾服的人。只要一来人，拽一下绳子，你的那个充气躯体就会像小孩们玩的气球一样被拽下来。假如有人刚不久来缝制、修改过外套或大衣，你就能准确地知道这人的身材是个什么样儿。”这使我感到很不自在，因为等到我要参加服务员转正考试时，也要到这个公司来缝一套新燕尾服，我的充气躯体也将挂在公司的天花板上，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后来，我还经常做梦，梦见飘在巴杜比采制衣公司天花板上的不是我那充气的躯体模型，而是我自己。有时候我又觉得，我正飘在我们金色布拉格旅馆的天花板上。一天半夜，我给冯伯克尔公司的代理商，就是那个卖我们小药秤、香肠切片机的人送矿泉水到他房间里去，我连门也没敲便进去了。这位代理商正坐在地毯上，跟平常一样，他一吃饱肚子就进房间，换上睡衣，盘坐在地上。原来我还以为他在玩扑克或者给自己算卦哩！可他却在满心欢喜地微笑着，像个孩子那样兴致勃勃，在地上一百克朗挨着一百克朗地摆他的钞票。他已经摆满了半张地毯，可还远远没够，于是他又从皮包里掏出一包钞票来接着往下摆，仿佛地毯上画了条线让他照着摆似的摆得那么直。摆完一行之后，他便心花怒放地欣赏着这些一百克朗一张的钞票，甚至高兴得拍一下他的胖手掌，然后又像一个天真的孩子用两只手摸着自己的脸，干脆捧着自己的脸，欣赏这些钞票。随后，他又接着往下摆。要是有哪张钞票摆反了或者没摆平、翘起来，他便把它翻过去，让所有的票面一个样儿。我站在那儿，吓得不敢咳嗽也不敢离开。这些钱就是他的全部财产啊！这一块块完全相同的“铺地小瓷砖”，尤其是这巨大的热情，这藏在心中的欢乐，也为我美好的前程敞开了大门。因为我也跟他一样喜欢这些钱，可我就没有想到这一招儿。在我眼前立即显现出这样一幅画面：我将自己挣来的所有的钱，虽然眼下还不是一百克朗而只是十克朗一张的，也像他一样一张挨着一张铺在地上，那该多来劲啊！我看着这个穿着条子睡衣的、孩子气十足的胖子，便明白了，也看到了我未来的任务。总有一天，我也要这样关起门来，或者忘记关门，坐在地板上摆出这显示我的权利和力量的图画，一幅的的确确使我快乐的图画。有一次，我还真的这么做了，诗人东达·约德看了大为惊讶。这位东达·约德先生在我们旅馆住过，他除了写诗还会画画儿，所以经理跟他结账时还要了他一张画儿。他在我们小镇上出了一本诗集，名叫《耶稣基督的一生》，虽然是自费出版的，可他将全部印出来的书都搬到他的房间里，一本挨一本地摆在地板上。他一会儿脱下大衣，一会儿穿上大衣，被这耶稣基督弄得有些神经质。整个房间都摊满了他的这些白净的书。等到摆不下了，便往房门外扩张，一直摆到走廊那儿。他重又脱下大衣，过一会儿又将它穿上，一切视他出汗的情况而定。有时他只把衣服披在肩膀上，觉得冷了，又穿上袖子，过一会儿又立即将大衣脱掉。有两小团棉花还老从他的耳朵眼儿里掉出来。他也是一会儿将它塞进去，一会儿将它掏出来，根据他是否想听见周围世界而定。这位诗人老是宣称要回到乡村小木舍去。他除了克尔科诺谢山区的小木舍，别的什么也不画。他开口便谈作为艺术家的诗人的任务是寻找新人。住在我们这里的客人们都不喜欢他，或者说虽然还喜欢他，但总爱逗他，拿他来开开心。这位诗人在旅馆里不仅爱一会儿脱衣一会儿穿衣，而且爱一会儿脱鞋一会儿穿鞋，一切根据他的情绪来定。为了寻找他的所谓新人，也五分钟变换一次情绪，随即脱掉或穿上他的胶皮套鞋。旅馆里的客人们见他脱下了套鞋，就往套鞋里倒点儿啤酒或咖啡。客人们都边吃东西边注意地瞟着他。等诗人一穿他那套鞋，啤酒或咖啡就从他鞋子里流出来。他气得冲着整个旅馆大声吼道：“你们这些该死的、可恶的无赖！该遭报应啊！”接着，还眼泪汪汪的，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幸福得流泪了。因为他把人们往他的胶皮套鞋里倒啤酒，看做是一种对他的关注，他觉得这座城市还算把他放在心上。虽然没有对他表示敬意，但还是把他当做一个年轻人来平等相待的。最糟糕的是，当诗人把脚伸进套鞋时，套鞋被钉子钉住了。他想再回到餐桌都不能，差点儿没摔倒，好几次要摔都幸好用手撑住。那套鞋被牢牢地钉在地板上。他又骂了通：“你们这些该死的、可恶的无赖！”可很快又原谅了他们，向他们推销一幅小画或者一本诗集。他为了糊口，很快就把它推销掉了。他这个人实际上并不坏，恰恰相反，我常常觉得，他像“白天使”杂货店门上方的天使雕塑一样悬挂在整个城市上空，这诗人似乎悬在小镇的上空，拍打着翅膀。他真的有这翅膀，我甚至看见了，只是害怕去问教长。当诗人忽而脱下忽而穿起他的上衣，他漂亮的脸俯向着那一小块纸片，趴在我们的桌子上写诗时，我看到他那天使般可爱的侧面。他一转身，头上便升起一个光圈，一个相当普通的光圈。那脑袋周围一圈紫色火苗，仿佛普里莫斯牌炉子上的火焰，仿佛他脑袋里盛着煤油，而脑袋上咝咝响着的光圈在闪闪发亮。他漫步走过广场时，没有一个人能像我们这位客人那样优雅地拿着伞，没有一个人能像这位诗人那样潇洒地将上衣披在肩上，没有一个人像这位艺术家那样合适地戴着软帽，尽管塞在他耳朵里的白棉花球时不时掉出来，尽管他在走过广场之前来来回回脱穿了五次上衣，摘了又戴十次帽子，仿佛在跟什么人打招呼。其实他跟谁也没打招呼，只跟集市的老婆婆点头问好，这就是他所寻找的所谓新人。每逢刮风下雨，他总要买上一罐肚丝汤和面包，亲自去送给这些冷得发僵的老婆婆们。他端着汤罐儿走过广场时，那简直不像端的汤，而是为这些老婆婆们献上自己的心，肚丝汤里的一颗人心，或者说把他自己的心剁碎，放上洋葱辣椒做成的汤，像牧师捧着圣饼盒或者圣餐去赴临终礼。这位诗人就这样两手替换端着这罐子，自己感动得眼泪汪汪。多好的一个人啊！他虽然在我们这儿赊着账，可却还为这些老婆婆买汤喝。不是为了让她们暖和而已，而是让她们知道：他，东达·约德想着她们，与她们同甘共苦，把她们当成自己，当做他的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这种将爱奉献给亲人的思想立即在现今而不是死后付诸行动……他将他的新书摆满一地，一直摆到走廊上的那一次，有位清洁女工正提着一个桶从厕所出来，一脚就踩在《耶稣基督的一生》的封面上，可约德没有冲她大喊“该死的、可恶的无赖”，而是将踩脏的书放在原处，上面那个像男人踩的大脚印就算是他的签名，他将耶稣连同脚板印一起以十克朗、十二克朗卖掉了。因为这书是自费出版的，所以只印了两百册。布拉格天主教出版社答应约德出版一万册，于是他整天都算计着这一万册怎么卖，反反复复脱掉和穿上他的大衣。又因为人家用钉子钉住他的胶皮套鞋而摔了三次跤，这些事儿我都差不多忘了；他还每隔五分钟往嘴里撒一种什么药面，跟个磨坊师傅撒面粉一样。又仿佛撕破了面粉袋，弄得胸前膝盖上全是白粉。还有一种治神经衰弱的什么药水，他直接拿着瓶子喝，嘴唇上像嚼了烟丝一样留下一个黄圈儿。他就这样不停地喝着药水吞着药面，所以他每隔五分钟就热得出汗，然后又发冷，颤抖得连桌子也晃动了。木匠师傅测量了一下这《耶稣基督的一生》盖住的房间、走廊有多少米。东达后来又计算一通，说等那一万册书印出来，他若将它们摆在地上，就得摆满从恰斯拉夫城通到赫什马诺夫姆尼什采的整条公路，或者盖住我们镇上的整个广场和老城区的所有大街小巷。我也被这些书弄糊涂了，心想我在我们镇上走动时每步都得踩在这些书上呀！我知道，能在街道地面上一万次地看到自己的名字和《耶稣基督的一生》，那种感觉一定很好。为这个，东达可是欠了一屁股的债。印刷厂的女老板卡达娃太太走来，没收了东达的全部《耶稣基督的一生》，叫两名伙计用装内衣的筐子将它们搬走了。卡达娃太太说，实际上是大声嚷嚷：“《耶稣基督的一生》搁在我的印刷厂里，八个克朗给你们发行一本。”东达于是又脱下外套，喝一口治神经衰弱的药水，大声喊着：“你们这些该死的、可恶的无赖！”
我咳嗽了一声，可胖商人瓦尔登先生仍然躺在地毯旁的地板上。整个地毯上摆满一百克朗一张的绿色钞票。瓦尔登先生还在出神地望着这些钞票，一只胖手搁在脑后当枕头，一直那么躺着。我走出去，关上门，然后敲门。瓦尔登先生问：“谁在那儿？”我说：“我，见习服务员，送矿泉水来啦！”“进来！”我便进去了。瓦尔登先生还继续侧身躺着，手掌撑着脑袋，头发卷曲，涂满了发膏，因此他的头发油光光的。他还是那样笑眯眯的，对我说：“给我一杯，坐一会儿！”我从兜里掏出开瓶器，打开瓶盖，将矿泉水咕嘟咕嘟倒进杯里。瓦尔登先生喝着矿泉水，歇下来指着那些钞票，像那矿泉水一样轻声悦耳地对我说：“我知道你已经来过一次，我故意让你看个够。你记住，钱能为你打开通向全世界的道路，这是我的师傅科列夫老先生教给我的。你所看到地毯上的这些钱，是我一个礼拜挣来的，我卖掉了十架秤……这是给我的酬金。你看到过比这更美妙的东西吗？等我回到家，我就把它们摆满整个住宅，我要和我老婆将它们摆到所有的桌面上地板上。我要去买一根大香肠，将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整个晚上都吃它，什么也不留到明天。因为夜里我反正要醒的，这根大香肠我能吃完。我特别爱吃香肠，整个这么一大根。等我下次来的时候再给你详细讲。”瓦尔登先生随即站起来，抚摸一下我，将他的手放在我的下巴底下，望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你会有出息的。你记住我的话！你是这块料，知道吗？但是要学会‘拿取’！”“可怎么拿法？”我问。他说：“我看见过你在火车站卖香肠。我就是那些给了你二十克朗等着你找回那十八个克朗的人中的一个。你磨磨蹭蹭好半天也找不出那十八克朗，直到火车开走了。”后来，瓦尔登先生打开窗户，从裤兜里抓起一把硬币扔到寂静的广场上。他等了一会儿，仔细听着那硬币落地的叮当声和在地面上滚动的声音。他又补充一句说：“你得学会从窗口扔零钱，以便从大门口进大钱，懂吗？”起风了，过堂风将所有的一百克朗钞票吹起，蹦跳着，活跃异常，像秋天的落叶挪到了房角落里。我出神地看着瓦尔登先生，我也总是这样看着所有做生意的房客，心里突然想，他们的内衣，他们的衬衫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总想象他们的内裤都很脏，裤裆里的颜色甚至相当黄，他们所有的衬衫领子肯定也很脏，他们的袜子也准是又臭又黏糊。他们要不是住在我们这里，准是将他们的脏内裤、脏衬衫和臭袜子从窗口扔出去，就像从查理温泉那儿的窗口扔出去一样。我曾在那儿的姥姥家住过三年。我姥姥在那儿的旧磨坊里有间小屋，一间从来见不着阳光的小屋。因为它朝北，阳光根本进不去。这房子紧挨着磨坊大水轮。水轮大得在房子的第二层楼那么高的地方舀水，在四层楼高的地方送水。也只有我姥姥能收养我，因为我妈还没嫁人就生下我，只好把我交给她妈带。而我姥姥就住在查理温泉旁边。她整个一生的幸运就在于她租了磨坊里的这间小房子。她总为这个而祈祷，说是上帝听见了她的请求，给了她这间紧挨着温泉的小房子。因为每到星期四和星期五，那些行商和没有固定住处的人都在温泉里洗澡。我姥姥从上午十点就做好了准备，连我都盼望这星期四星期五的到来。也盼望其他的日子，不过在其他日子里从温泉厕所的窗口扔出来的内衣裤没有多少。我们守在自家的窗口盯着，随时可能有某个商人扔出来的脏内衣会飘过我们窗口。它们飘在空中会停留片刻，完全展开，然后便直冲坠落，有的掉进了水里。姥姥弯着腰用钩子将它们钩起来。我得使劲拽住姥姥的两条腿，免得她一不小心掉下去。有的衬衫被扔出来时突然张开两只袖子，活像站在十字路口的警察，或者耶稣基督。这些衬衫就这样在空中摆了一会儿十字之后，便一头冲下掉到磨坊大轮子上。轮子始终在转，钩内衣是很冒险的事情：根据情况，让衬衫附着在轮子上，直到它转到姥姥的窗口旁，姥姥或者一伸手抓住那件衬衫，或者用钩子去钩那件绕住了轮轴的衬衫，即使这样，姥姥也能将它从窗口钩进厨房，立即将它们扔进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