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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端上时，我的双膝不胜负荷而开始要屈膝跪到地上去；所以我又大声地喊着要他注意，但是他好像没听见我的话，甚至更把下颚也搁在我的肩膀上，他的呼吸在我耳边打鼾似的响着。这样下去可能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我被压得平扑在地，而让他的庞大身躯压得动弹不得。
我再大声叫喊仍然没有反应，原来乔治早已晕过去了！他弟弟莫莱士一个人也没办法撑住他，这我可怎么办？
幸好这两兄弟的父亲彭立森听见叫喊声跑进来，正瞧见我由他这大儿子身下爬出来。
“快点把他抬出去！”我喘着气，“否则要被母牛踩着了。”
这才由彭立森与莫莱士一人提了一只脚踝，合力把乔治由牛肚子底下拖过牛粪旁边，就让他在那儿躺着。他的头部由于晕倒的时候撞在石地上起了一块青肿。
彭立森回到母牛这边来，等我继续替它注射。但我觉得不可以就让乔治那么卧在地上，所以我说：“我们最好把他扶起，让他靠着墙边坐着，同时让他的头低下来到膝盖为止。”
彭立森跟莫莱士互望了一眼，一人抓了乔治的一个肩膀，像熟练的专家翻转一袋肥料或马铃薯似的，先把乔治弄成仰卧，再把他拖着靠墙坐起。他的头向前深垂着，两臂无力地松挂在肩膀上，脸色还是很难看。
我不禁感到有点责任感，因而我又说：“好像该弄杯酒来给灌一灌吧？”
彭立森却不赞成。他说：“不，没关系，他一会儿就会好的。我们还是开始我们的工作吧！”似乎他认为他已经溺爱乔治太过分了。
这一次事件，使我想起人们对于流血的反应问题。在我开始行医的第二年，我就已发现了许多公式，其中一个就是：个子越大的人越容易晕倒。（还有其他类似的推理——也许不太科学化，例如：住小屋子的人，家里往往养着大型狗，住大屋子的人反而养的是迷你狗；一开口就说“不惜工本，务请治疗”的人，结果总是迟迟不肯付账，甚至赖了不给。又譬如我在谷地里问路，人们往往最后说：“放心，你绝不会迷路的。”我就知道结果我必然会迷路。）
早在我怀疑之中的是尽管乡下老百姓比城里人更接近于基本的东西，但乡下人却比城里人更加得敏感。有一天晚上，勃伦摇摇晃晃地走进西格的屋子里来，脸色有如白纸，显然是受了什么重大的刺激似的。“给我倒点威士忌士口来！”他颤声说着。我先把他扶到一张椅子里坐下，而西格已经倒了一杯酒放在他手里。喝了几口威士忌，他才告诉我们，说他方才是去听艾力生医师讲演有关急救的常识。“他谈到人体的动脉静脉还有什么的。”勃伦呻吟着说，一边手按在额上，“天老爷！那真是可怕的东西呀！”原来在场听讲的人当中，于开讲后不及十分钟，先是渔贩王福勒当场晕倒，接着是这位勃伦勉强支持着摸索到厅门而跑出来。据说他们认为那讲台上就像个屠宰场似的陈列着许多人体标本。
有趣的是这一类的例子我可以俯拾即是。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外科兽医跟一般外科医生不一样，这也就是我们比他们有更多麻烦的地方。一般外科医生要动手术的时候，是把病人送进手术室去的，外人看不到什么情景；我们外科兽医却多半是在现场就要操刀而割的，而且，牲畜的主人以及管理人员也多半要被拉进来帮忙，因而他们也就被迫看到各种不寻常的景象。
在我短短的行医经验里，我已经成为看人突然晕倒的专家了。当然，现在要我把这种情形作个统计还言之过早，但我的确没看见过女人与小个子的男人会在看动物开刀时晕倒——他们或许会有各种程度的要呕吐的感觉，却没有真正晕倒过。大个子男人，尤其是那种狂暴的超自信型的，几乎每次都是晕倒的冠军。
在我的鲜明记忆里，有一年夏天晚上，我要替一头牛做胃开刀手术。通常动物胃里吞进异物的时候，它的病状往往跟许多疾病有类似的象征，因此我都要经过深思熟虑而没有立即下手开刀。但是，这一头牛的症状却非常明显。它在挤奶场里突然倒地，停止反刍，呻吟、发僵、双眼深陷等等。一经追问，那农夫说，他自己曾经在牧场里修理一间鸡屋，把松开的屋板用铁钉重新钉过。我这就知道必定有一支铁钉吃进了牛胃了。
这座农场就在村里的一条大街边，这儿街边也正是小孩子们最喜欢聚集的一个地点。我先在一捆干草上面铺了一条干净毛巾，然后把开刀所需的各种工具都拿出来排在毛巾上。这时候，有一群小孩子嬉笑着挤在牛屋的半截门外，不但在观看而且还在大声吵着好像在鼓励我。我就要下手开刀了，忽然想起来如果能找个帮手一定便利得多，因此我转头朝着门外这些孩子们说：“你们当中哪一个愿意来当我的助手？”他们又大声吵嚷了一会儿，那半截门打开，缓缓地走进来一个大块头的红发少年，他的宽阔肩膀以及由那敞开的衬衫领口现出被太阳晒得发红的前胸，他的体格是相当粗壮的。只要看到他那淡蓝色眼睛，以及那高颧骨的红脸，我就会想起一千多年前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民族入侵英国的往事。这个少年正有着北欧海盗的血统。
我叫他把袖子卷起，在一桶温水里把双手洗干净，当我给母牛的侧腹做局部麻醉的时候，我要他把双手消毒一下。接下去，我给他一把止血钳和一把剪刀叫他拿着。他昂然自得地在母牛身边走来走去，不时做着要刺进牛身的动作，而且哈哈大笑。
“也许你愿意亲自担任开刀的工作吧？”我开玩笑地问他。他耸耸双肩，“嗯，我将来会的！”挤在门口的一群又哄起了笑声。
我拿起解剖刀了，以那锋利的刀缘指向牛腹的时候，孩子们还讲了好多俏皮话。我心里决定这一次我要照书上所说的，给开个粗大的切口。这已不再是我过去那样神经紧张的时代——只是轻轻划着牛的皮肤而不敢下手的。
我把刀子划过牛腹，迅速随着刀口出现了一条十英寸长的裂口。我退后一些，用短瞬的几秒钟观赏一下那整齐的刀口边缘，那儿只有一些微血管在发光的腹肌上涌出少许血液。在这同时我发觉我背后那半截门外的小孩子笑闹声顿然静寂，代之而起的是一阵沉重的脚步声。
“请把止血钳给我！”我伸手向后，等待那大个子少年把它递给我，可是，半晌没有消息。我回头一瞧：半截门外的小孩子固然已经走得一个也不剩，而那大个子少年更是四肢八叉摊开仰卧在地上。由于他的姿势很戏剧化，我还以为他是假装的，可是走近一察看，果真是失去了知觉，显然他是当场一仰身就那么晕倒下去的。
但是，那个农夫，只不过中等体型，却始终牢牢地控住牛头，而且以对这情景很感兴趣的眼神瞧着我：“看样子只有靠我来帮你了。”说着他把牛鼻绳拴在墙上，小心地洗过双手，取得了在我身边做助手的位置上。在整个手术过程中，都是由他递给我各种工具，擦抹血水，传递缝线……他不时由齿缝间吹出不成调的口哨，似乎觉得十分无聊。他惟一显露出真情感的时候，是我由蜂巢胃的深处取出那一支铁钉。他高撑着两道眉毛，嘴里嚷着：“天啦，天啦！”接着又开始吹他的口哨去了。
我们一直没时间去照顾躺在地上的那个少年。但他却在我们工作进行到一半时忽然醒来，一骨碌爬起，装作没事般走出牛屋去——他也许以为我们还不曾发现他晕倒了呢！
当然，我们不该不费点心把他早点弄醒。然而，有一次，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形之下，我发现有一种方法能使晕去的人立即苏醒。
那是有一个名叫迪克森的农民，他要我做给他看，怎样阉割一只脱肠的猪而消除了阴囊肿大。迪克森非常喜欢研究猪，而且雄心勃勃地希望自己能有一两手兽医外科技术。
当他指给我看那一头猪有着很大的阴囊肿的时候，我表示异议地告诉他：“迪克森，这实在是非兽医不可的工作。正常的猪你可以自己阉割，但是像这一头可不是你能随便弄的。”
“那要怎么弄？”
“我告诉你吧！首先当然是局部麻醉，其次是要防止感染，以免发生危险，再就是你必须具备解剖学上的全部知识，然后你才能了解你该做的是什么。”
迪克森的眼里表露着无限的失望：“天啦！我真愿意知道实际上是怎么弄的。”
“我想还是这样吧，”我说，“暂时由我来动手术，你在旁边仔细地看，我再随时跟你作说明。至于猪本身我打算用全身麻醉，这样你就可以全神贯注来观看而不必再帮我按住猪了。你觉得怎样？”
“好！这是个好办法。”他想了一想，“不过，假如是这样的话，你全部费用要算多少？”
“七先令六便士。”我说。
“嗯，我想你总是要索取较高的报酬的。好吧，你就动手吧！”
我在小猪的腹膜上注射了几CC的麻醉药。小猪走没几步就倒在草堆上了。迪克森早已在院子里放了一张桌子，于是我们俩合力把小猪抬上桌去。我正要开始工作，迪克森由衣袋里掏出一张十先令的钞票：
“最好现在我先把钱交给你，免得回头我忘了。”
“也好。不过我两只手都已消过毒，你把票子先塞在我口袋里，等我把手术弄完再找你的钱。”
想象着我自己是个老师，指导学生怎样开刀，我心中不由得感到一阵温暖。我小心地切开小猪鼠蹊沟的皮肉，把两颗睾丸原封不动地拉到外面来，“迪克森，你瞧见了吗？这小猪的肚肠是由鼠蹊沟落进阴囊里而跟睾丸在一起了。”我指指那半透明薄膜里一段粉红色的弯曲肠子，“瞧！如果我一推，肠子缩进肚子里去了；如果我按一按这里，喏，它又溜出来了。你看见它是怎么回事么？瞧，它进去了。瞧，它又出来了。所以这就是它阴囊肿大的原因。现在如果我们要猪肠永远不再溜进阴囊，就得利用精腱带把这儿漏口给绑紧……”
说到这里，我才发现我的学生已经滑倒在桌下的一只油桶边而晕厥过去了。我失望地把漏门结扎妥当，缝上开刀的刀口，再把小猪抬回猪棚，收拾起工具要走，这才记起还没找钱给迪克森。
但这时我又想耍耍花样。他给我十先令，我原应找他二先令六便士，我却故意只拿了一个先令与六个便士放在离他头部前面几英寸的地上。不料那铜钱落地的叮当声一响，他立刻醒了过来，瞪眼向这些钱币一望，忽地一翻身，脸色依然灰白，但两眼却灼亮地瞧着我，同时嚷着说：“嗨！你少找我一个先令呢！”
我的克星谢诺一家
有些农民认为兽医是无用的，是农业社会的寄生虫，是只知道捞钞票而不知道实际上该怎么医治牲畜的。最低限度这儿就有一家姓谢诺的，坚持着这种看法。
这一家的谢诺先生，自认为是周围几英里之内惟有他自己才是懂得为牲畜治病的人。每当家里的牛马有了疾病，谢诺先生就要挺身而出，进行他自己发明的权威性治疗。他的妻子以及这大家庭里的每个人，都把他奉为像神明一般。这一点尊荣，谢诺先生非常得高兴。他们一家人都有个共同信条，认为谢诺先生对治疗牲畜方面绝不会错。惟一可以在这一方面跟谢诺相比的，就是早已死去的老祖父。而谢诺的这一套医术则是向老祖父学习过来的。每当遇到牛有病的时候，谢诺先生往往会用半磅的硬葡萄干，每天三次塞进牛的喉咙里去，或是用松节油拼命摩擦牛的乳房；要不然他就会把牛尾砍掉一些，说是让噩运由那儿泄走。到了最后，如果依然医不好牛的病的话，那时他才要找那明知无用而不得不找的兽医，说是让牛有个“死马当活马医”的机会。因此，每当这种时候，兽医匆匆赶来，看到的是一只垂死的牲畜，而所做的诊治自然而然就成为最后的送终仪式。因而谢诺先生更振振有词地说：“你看，兽医不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么？”
谢诺的农场在我们通常行医的范围以外。有一次他来找我们，那是在他找过两个兽医以后，第三个才轮到我们的。最先他是找葛瑞尔，没能满足他的要求。接着找华雷斯，也使他感到失望。所以他最后才到德禄镇来要我们去替他诊察那一头病牛。一年多以前他曾经找过我们，但是彼此搞得很不愉快，因为他头一次就被西格痛骂一顿，当时是一匹快要死掉的马。谢诺说他已经把生洋葱由马的肛门塞进直肠，他发现马的两腿一直蹦跳，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西格狠狠地告诉他，如果把生洋葱也塞进他谢诺的直肠，他两腿不蹦跳才怪！
现在由于谢诺没有其他兽医可找，所以又上了我们的门。以往很幸运的是我在德禄镇一年多以来，始终没有被派去谢诺的农场。谢诺一向不在白天正常诊察时间找我们，要找多半都在夜里。尤其是将近午夜之际，大约总在这时候谢诺发现自己的疗法有了问题；而这种时间又往往是西格值夜。所以每次都是由西格出马。西格也总是一边咒骂着一边起行，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也总是两只眼睛犹有余怒。
可是，这一次却真的轮到我去了。我是一点也不起劲地慢慢动身，好在这一次只是一头小公牛梗住食道，不难治疗。这种病状是由于牲畜吃了一块萝卜或是马铃薯而塞住在食道里，阻止了打嗝，而且导致胃部膨胀，终于构成死亡。治疗的办法是做胃穿刺；或是用长而软韧的皮棒子，小心地把那硬物给推下到胃里去。好在这一次谢诺知道这症状不能拖延，也不能自己下手，因而不在半夜而在下午4点多钟就要我们去诊治。
谢诺的农场是在约克平原下边的一个村落里。我不喜欢那种地方，因为那儿多半是坍圮的砖头建筑物，背衬着正在耕种的土地，只有偶尔一些马铃薯土畦打破了平淡的景色。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