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重起，恺撒的养子屋大维力克群雄，从中胜出；公元前27年，对他唯命是从的元老院在已经颁给他的皇帝头衔［虽然名义上是“第一公民”（Princeps）］上又加上了奥古斯都的称号。自那时起，共和国名存实亡，罗马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成了帝国。

罗马排他性的选民阶级已经不再具有代表性，企图通过这个阶级的竞争性政治来统治一个军事国家必然问题丛生，但帝国制度就解决了这类问题。首先解决的是军队的问题。奥古斯都看到，内战造成军队编制膨胀，多达50万人，其中很多人不过是追随互相竞争的不同将领的投机分子；于是他大刀阔斧地裁军减员，只保留28个军团的兵力。为保证中央政府的安全，防止再次发生恺撒式的叛乱，他创立了禁卫队（Praetorian Guard）专门卫戍罗马。野战军基本上部署在边界地区。重兵集结地包括与日耳曼隔河相望的莱茵河下游——当时已经能够感受到来自日耳曼的压力，还有同样饱受野蛮人袭扰的多瑙河上游地区以及叙利亚。在西班牙、非洲和埃及驻扎的守军人数较少。奥古斯都采取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举措是修改了兵役制的基础。早已名存实亡的民兵义务被正式废除，军团成为依靠募兵的职业军队。公民有入伍优先权，但合格的非公民一旦被招募即获得公民权利；服役期为15年（实际上经常是20年），其间战士不准结婚，虽然在扎营的地方自然而然会有男欢女爱、生儿育女的情况发生，尽管是不合法的。饷金数目固定，按时发放，战士退役后可领取退役金，足够维生。退役金制度对正在服役的战士来说是一种动力，鼓励他们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支付退役金所需的巨额资金则通过精算法计算后，以赋税的方法筹措。

奥古斯都的军队最终定在12.5万人左右。军团的骑兵和轻型步兵这些附属部队的人数也大致相当。罗马自从征服意大利战争的开始就使用这类附属部队，但这些部队的士兵不是公民，服役期长短不定。大概自奥古斯都起，可以肯定从继承奥古斯都王位的克劳狄乌斯一世开始，附属部队的士兵也都按规矩发饷，但对他们吸引力最大的是服役25年后，退役时可得到公民权利；附属部队的士兵准许结婚，他的一个妻子生的所有儿子，无论生在何时，也都会获得公民权利。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附属部队兵员的质量，后来有的附属部队在战斗中表现得出类拔萃，以至于被集体授予公民权利。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两翼骑兵和随从的步兵不再等到打仗时才临时招募（这样才能使他们的战斗素质尽量接近军团战士的素质），指挥权从当地的首领手中转给了帝国军官，并在全帝国范围内各处部署调动。

奥古斯都确保军队永远可靠的最厉害的一手是对指挥层做出的安排。在共和国制度下，省总督负责指挥省内的军团。奥古斯都任命自己为大多数省的总督，这样他就可以直接指挥驻扎在那些省的军队，同时他颁布敕令，规定仍然由元老院任命总督的省中的军团也要通过代表他的副将受他指挥。为管理这个复杂又高度集中的制度并保证对它的资金供应，奥古斯都创立了帝国公务员制度，由从政阶级的成员领导；那些人领取国家薪金，也很乐意负起相关的责任。这些帝国官员负责征税以支持省级行政机构和驻军，把资金转到帝国国库。在埃及和非洲，他们还负责购买和运输粮食，每年罗马城需要40万吨粮食给城里的住户提供免费口粮。

历史学家把这个制度称为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制度，它在开始几代君王时卓有成效，但包含着未能预料的危险。一旦出现帝位继承中断或帝国战败的情况，权威通常都会回到作为整个国家基础的军队手中。罗马帝国的成功使得它势不可免地不停征战，因为它不能容忍边界不靖，而它国内日益欣欣发展的繁荣招得外面的人眼红不已，不断犯边。帝国东边的最大危险是动乱，那里的各个古老王国和帕提亚、波斯这两个继续与罗马争锋的帝国对罗马企图建立一条稳定的可控边界的努力十分不满；西边的危险则是沿莱茵河和多瑙河而来的入侵，公元1世纪期间，那里已经能够感到在大草原民族的驱赶下人口大规模迁移的影响。

公元69年，意料之中的危机终于爆发了。在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制度下，罗马在军事上屡创胜绩，吞并了（43年开始入侵的）不列颠，63年又迫使亚美尼亚臣服。但同时也发生过叛乱，著名的有日耳曼的阿米尼乌斯（Arminius）在条顿堡森林之役中（公元9年）全歼罗马军队，朱迪亚地区的犹太人在66年也起义反对罗马统治。68年，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脾气怪异，可能患有精神失常；他的倒行逆施使他失去了军心，在兵变中被推翻，随即爆发了争夺帝位继承权的内战。最后胜出夺得帝位的是一位并非出自尤里马斯—克劳狄乌斯制度的军人韦斯帕芗。他精明强干又行事谨慎，恢复了帝国的稳定，但作为军人篡权者，他的地位缺乏合法性。他的继承者涅尔瓦设法恢复了合法性，确定了通过认领有前途的人做义子来按才选嗣的原则。所以，4位义子继承人——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庇护和马可·奥勒留——都是天才的行政管理者，也是成功的军队统帅。在这些义子皇帝的统治下（98—180年），罗马军队捷报频传，把帝国的版图进一步扩大，新加上了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和跨多瑙河的达契亚省（现代的匈牙利）。

义子皇帝执政成功，是因为他们推行了尽可能实现军事稳定的政策，结果除了和帕提亚及波斯之间开放的边界地区以外，都实现了稳定。这项政策被称为“一项基于预防性安全之上的伟大战略——沿帝国周边建立起一圈防御工事”。就这一战略的复杂性，历史学家吵得不亦乐乎。有些人否认罗马人这样做是出于深谋远虑，认为罗马人之所以努力把边界扩张至莱茵河、多瑙河、不列颠北部高地和撒哈拉边缘，并建造工事守护这些“合理的”边界——从它们巨大的遗址中，那些工事的规模至今依稀可见——不过是因为地方将领或来到此地的皇帝想要在正式行政区边缘建立管理据点和海关控制而已。这种观点值得重视，因为持此观点的学者对罗马军事政策的了解详尽而又精确；按他们的描述，罗马的军事观从来都是以“荣誉欲”而非战略理论为重，这也进一步加强了他们观点的力量。这个论点言之成理。克劳塞维茨和他那个时代的理论家一定受了罗马军事实践的启发，但如果说罗马人的战争比起亚历山大的战争来在实质上是克劳塞维茨式的，未免太没有说服力。无论亚历山大对某个具体军事形势的分析如何合乎逻辑，促使他东向进军的仍然是寻求荣耀的动力；可能同样好大喜功的罗马肯定没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种观念，因为它根本不把敌人看作有尊严的人，就连帕提亚人和波斯人也受到他们的蔑视。罗马人和中国人一样，把世界分为文明之地和蛮荒之地，虽然他们有时出于需要会诉诸外交（比如和亚美尼亚人或其他古老的王国打交道），但那完全是权宜之计，其实并不把对方视为与自己平等的国家。的确，他们也没有理由对别国平等相待。罗马人远超和他们接壤的所有其他民族，不仅仅因为他们有高明的军事和官僚组织。212年，罗马把公民权利赋予了帝国内所有的自由人，这样一个罗马所代表的“思想”是绝无仅有的；同样无可匹敌的是维系着罗马的军事力量、公共行政和经济生活的非凡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水渠、堤坝、武器库、营房和公共建筑。

无论如何，罗马的边境要塞和中国的长城一样，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人明白，建筑固定的防御工事本身并不能保证安全，同时还须佐以“前进”的政策，如唐朝进攻准噶尔和清朝挥师大草原；这两个朝代之间的历代汉人王朝没有推行这一政策或试图推行却不成功，这并不说明建造长城徒劳无功，因为长城标出了历代中国政府都试图维护的文化区的界线。同样，有些现代学者回过头去看历史，否认罗马人建造堡垒是为帝国真正的战略目标服务的，其实是绊在了堡垒的细节上。很有可能，在奥古斯都之后的两个世纪中，帝国依靠部署在各地的军团的力量通过间接的手段维持安全。爱德华·勒特韦克就持这种观点。他提出，仍在进行扩张战争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制度下的罗马人采取的政策是把军团作为防御的最终保障，第一道防线由新收服的民族代为把守，如在北部希腊、小亚细亚和非洲的民族；而在义子皇帝统治时期，军团则部署在边界地区守卫要塞，当时要塞已成为外敌需要突破的首要障碍。他说，和平时期军团会撤离边界；一旦发生危机，就会集中到危机地点去打击敌人。对他的观点提出了各种反驳意见，有的说罗马人在受到敌人挑战的边界上继续维持了扩张的态势，特别是对帕提亚和波斯；还有的说罗马军队主要注意的是地方性的动乱，那些动乱的根源在于当地的土匪行为或海盗行为，还有游牧民族转移牧场时的混乱无序。

尽管如此，大家一致同意，自3世纪起，由于西面人口压力的增加和东面与波斯作战可能性的上升，军团和边境要塞确定无疑地成为一体。罗马对边界做了合理化的调整，于270年放弃了多瑙河边的达契亚省，对莱茵河一线也做了调整。罗马人放弃的地区还包括尼罗河下游，对于那里的努米底亚人，罗马人和过去的法老一样束手无策；298年，罗马又撤出了非洲毛里塔尼亚的部分土地。然而，在较短的边界线上，军团在下一个世纪中仍然作战不停，罗马的战略核心就是要保护由边界要塞所确定的内地领土的完整。既然如此，如下的论点当可站得住脚：从公元前1世纪奥古斯都即位到公元5世纪初罗马放弃不列颠，罗马边界的轮廓基本没有改变，即使防卫有所减弱，但它自始至终对罗马的军事观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罗马认为世界一片野蛮无序，而自己是混乱中平静的中心，这也许是吉本留下来的观点；对于罗马的某个时期或某个省份，甚至是整个罗马帝国了解至深的历史学家也许能够指出此一观点在某些地方明显不符合事实。但如此却忽视了职业军队的心理对政府的帝国政策的影响。一旦在边界上修筑了要塞，里面长久驻扎有正式番号的部队，或某部队换防时经常在某要塞驻扎，那么每一个具体的要塞对于守卫它们的士兵就有了象征意义；在罗马军队的历史中，部队和要塞的这种渊源明显可见。比如，122年从莱茵地区来到不列颠的第六胜利军团（VILegio Victrix）60年后仍然驻扎在那里；恺撒派驻尼罗河的第三昔兰尼加军团（III Legio Cyrenaica）到3世纪依然驻扎在埃及；在高卢和潘诺尼亚（现代匈牙利）建立的两支骑兵团——圣彼得雄鸡之翼（Ala Augusta Gallorum Petriana）和潘诺萨宾之翼（AlaI Pannoniorum Sabiniana）——从2世纪到3世纪一直驻守哈德良长城，潘诺萨宾之翼骑兵团自始至终守在如今的斯坦威克斯没有动过地方。如下的例子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第三高卢军团（III Legio Gallica）自69年到215年驻守叙利亚；第二附属军团（II Legio Adiutrix）自85年到215年驻守匈牙利；第七双子军团（VII Legio Gemina）自71年到215年驻守莱茵河。

罗马军队的主力是职业军人，关于各军团驻扎地和那里战士们的生活的故事在他们中间一代代众口相传，战士不可能不对自己驻守的那一块边界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当然，有很多其他问题使战士们分心他顾，特别是就帝位继承多次发生的纠纷，3世纪时甚至造成拥护篡位者的军团和支持省级谋位者的军团之间兵戎相见。内战中胜出加冕的君士坦丁大帝（312—337年在位）对卫戍驻地重新做了调整，把军团集中到几个中心预备区，削减了军团的规模，加上了大批骑兵部队。这些变动大大改变了军队的组成，从此削弱了自共和国时代开始一直是军队基础的步兵力量。然而，帝国军队仍然靠帝国的税收支持，尽管收税日益困难；也仍然致力于防卫帝国的边界，尽管撤到了离边界很远的地方。由于君士坦丁的改革，边界上只剩了军团的附属部队，孤立无援，而那个时期又恰逢边界上日益多事。由于和军团脱离了联系，附属部队的素质发生下滑；这些边界部队（limitanei）越来越多地招募当地的农民兵，可是他们在入伍前只会种地。不过，正规军的力量仍然强大无匹。

戴克里先皇帝（284—305年在位）后，帝国为了行政之便分为东西两半，两边的军队也逐渐分开。不过，帝国军队遇到的下一个，也是造成它最终解体的危机到5世纪才爆发。尽管罗马在363年的波斯战争中遭遇一连串败绩，连皇帝“背教者尤里安”都战死沙场，又发生了瓦林斯皇帝死于哥特人之手的阿德里安堡惨败（396年），但狄奥多西皇帝力挽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