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王位继承的内部战乱中，使用的武器“即使到了中王国时期，仍然是棍棒和燧石矛枪”。那个时期（公元前1991—前1785年），青铜武器已经在别处广泛使用，古埃及人自己先是制作紫铜武器，然后制作青铜武器，也有了几百年的历史。找不到原因来解释古埃及人为什么坚持使用过时了的技术，只能肯定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留下的雕塑和壁画中许多对战争场面的描绘提供了证明。他们的士兵不穿铠甲，没有任何保护胸部和头部的甲胄，只拿着短盾牌就开赴战场；就连法老自己也只是到了新王国时期很晚的时候才有绘画和雕塑表明他穿上了甲胄。众所周知，没有护身甲的人会躲避带刃武器的打击，这是简单的生理反应（几千年后，沙卡非凡的，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成就就是训练祖鲁战士迎着危险前进）；因此我们可以假设，直到中王国末期出现了来自不同文化的侵略者之前，古埃及人的作战都只是做姿态，甚至是程式化的。当然，金属的稀少也许是一个理由，但要解释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武士的装备为什么比他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好不了多少，这个理由至多也只能是次要的。一个可能是，古埃及社会等级森严，国王的地位逐渐从祭司上升到神的高度，公共生活以至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受到仪式的规范；在这样的社会中，战斗也成了仪式的一部分。
有一个例子极能说明问题：约公元前3000年对第一位法老纳尔迈的描绘和时隔几乎2000年后新王国的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的画像都显示他们二人手举狼牙棒正要处死一个畏缩的俘虏；俘虏的坐态非常相似，法老的姿势则一模一样。即使考虑到埃及艺术源远流长的传统，两者的相似之处也不能等闲视之。它们描绘的可能都是战斗结束后真正杀死俘虏的情况，而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表现。埃及文明很早就摈弃了活人祭献的做法，但很可能在战场上把它保留了下来，武士不穿铠甲可能是因为他们很少近身作战（我们已经看到，这是“原始”战争的特点）；一旦对方认输，就由一位伟大的武士——可以是法老自己——把受伤或被俘的敌方战士杀死献祭。也许它与阿兹特克人的“花之战”同属一类，古埃及人坚持使用如狼牙棒、短矛和单体弓这样的武器为这一推测提供了佐证，经过近1500年连续不断的法老统治后，这类原始武器几乎成了奇怪的文物。
同外来人打仗就绝不是仪式性的了。新王国即将建立时（公元前1540年）带领人民抗击侵略者、保护王国的法老“勇敢的塞格嫩拉”（Seqenenre the Brave）的木乃伊显示头部受到重创，可能是打了败仗时受的伤。但在那之前的1400年间，埃及人的生活方式千篇一律，几乎毫无变化；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相当于现代英国人与不列颠处于古罗马统治之下那个世纪之间的时差，或今天的美国人与北美大陆还是一片无主荒地时代的间隔。古埃及人的生活围绕着洪水季、种植季和干旱季这3个季节展开；统治他们的国王是他们敬奉的2000个神灵中主要的一位；他们除灌溉和种田之外，把剩余的时间和劳力都用来建造和装饰雄伟壮观、至今无出其右的宫殿、庙宇和陵墓，这对他们来说是进入来世的必需。这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取得了具有深远广大之美的艺术成就，尽管它的艺术创造使处于创造过程底层的人——凿石工和纤夫——经受了巨大的苦难。在这样的世界中，战争的作用一定是低下的、微不足道的。“归根结底，王位出自力量，”一位分析家如是说，但那种力量的表现在性质上也许与克劳塞维茨所理解的力量完全不同，也许只是因某位国王明显地无力行使职能而引发的程式化的交锋，那只是把权威移交到另一个能力较强的人手中的一场壮观的群体活动。在这1400年间，埃及人民世世代代按固定的模式生活，14个世纪一成不变；他们很可能幸免了后来其他地方、其他民族所经历的实际的战争。
苏美尔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两河平原与尼罗河流域不同，没有抵御外来侵略的地理屏障，苏美尔人自己可能就是从别的地方迁移来的；另外也没有中央政府的管辖。埃及的统治者只要能堵住尼罗河谷的两头，就可以在整个尼罗河流域称王称霸。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两条大河经常改道，而且东北方的高地不仅不能做屏障，反而成了制高点，沿两大河支流的河谷很容易就能到达苏美尔人定居的富饶的洪泛区。这一地理形势造成的政治结果显而易见：苏美尔各城邦很早就开始因边界、水源和放牧权争夺不休，而这一切又都受变化无常的洪水的影响。苏美尔国王的权威也很早就遭到了那些自山区而来，自己建起了城市的移民的挑战。结果，在公元前3100—前2300年之间，苏美尔人的战争日趋频繁，最终导致军事领袖取代了祭司—王的地位，实现了军事专业化，加快了用以制造武器的冶金术的发展，可能战争的烈度也增强到了可以称为“战役”的程度。
当然，这些都是推测，是根据只鳞片羽的证据拼凑出来的；那些证据包括城市遗址的城墙、考古发现的金属武器和头盔、泥版书上频繁出现的“战役”的字眼儿、可能是把战俘作为奴隶来买卖的记录、统治者的头衔中代表祭司的前缀“en”逐渐改为了代表强人的“lugal”，等等。特别重要的是有证据表明，北方闪米特族的阿卡德人逐渐进入了美索不达米亚，在平原上建立了自己的城邦，经过了几世纪同苏美尔城邦的冲突后，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帝王——阿卡德的萨尔贡。
有人说，公元前2700年苏美尔乌鲁克城邦国王吉尔伽美什的史诗证明，苏美尔首次进行了长途作战。他那次军事行动似乎是为了去山里运回雪松——“我将伐倒雪松。我将永立威名！我将……向披甲的武士发令”——并杀死雪松生长地的国王。然而，很难想象他怎么能长距离运输大量的雪松，所以不能以他的史诗为证来确认那时发生过长途战争或存在长途贸易。但无论如何，乌鲁克城的城墙似乎就是在吉尔伽美什时期建立起来的，城墙周长超过5英里，说明了他调动劳动力的力量，而在那以后的200年里，关于真正战争的确凿证据越来越多。所谓的“鹫碑”（Vulture stele）雕刻着拉格什国王安纳吐姆二世打败后来强大的波斯王国的早期居民埃兰人的场面；他的士兵头戴金属帽盔，6人一排列成队伍。同一时期的“乌尔的旗帜”（Standard of Ur）显示了装备类似的士兵。他们身穿斗篷和带流苏的短裙，上面似乎缀有金属片以加强保护。有些学者说那就是铠甲的原型，虽然看起来效果一定很差。在前面领头的战士驾着4匹马拉的四轮车。在乌尔城的“死亡坑”进行的发掘找到了似乎是戴在皮帽子外面的金属头盔。
头盔是铜制的。铜是人类学会使用的第一种非贵重金属，因为很容易找到大量天然形成的铜锭，而且纯度相对较高。铜在军事上用处不大，用铜片做的铠甲一刺就穿，用铜锻造的武器也很快就会卷刃。然而，有些天然铜矿石里含有锡，人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知道了金属可以熔化后，逐渐发展出把普通的铜和稀有的锡合在一起炼出青铜的技术。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这一技术已非常普及，美索不达米亚的锻工不断地发明出各种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金属加工技术，包括熔化矿石、浇铸、制造合金和焊接。合金和浇铸的最早产品是安柄斧头，把木头斧柄紧紧地安在青铜斧头的榫眼里，在孔武有力的武士手中，就成了具有强大打击力的锋利而又耐久的武器。铜（希腊语为khalkos）和石头（希腊语为lithos）共存的“红铜”（chalcolithic）时代很快被青铜时代所取代，这证明了一条几乎是四海皆准的规律，即只要获得了必要的手段和材料，先进的技术马上就会淘汰落后的技术。炼制青铜的一项必要材料是锡，它数量稀少且产地集中。美索不达米亚只有一种叫锡石的矿石，在河滩里可以找到；这种矿石纯度不高，杂质很多；但很快就从里海海岸，可能甚至从中欧，源源不断地运来了高纯度的锡矿石。等阿卡德（古闪米特人居住的城邦，尚未被考古学家发现）的萨尔贡在公元前2340年左右成为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时，青铜已成为征服者的武器；萨尔贡就特别喜欢青铜。
我们关于苏美尔历史的主要知识来源是“苏美尔王表”。对它的研究表明，萨尔贡统治的时期是从公元前2340—前2284年；一说他在位56年。可以肯定，他对邻近的城邦以及邻近的民族发动了一系列战争——记录显示共34场——最后在大致是今天伊拉克的疆界内建立了自己的帝国。他即位后第11年，率军在叙利亚、黎巴嫩和南部土耳其各地转战，甚至远征地中海。一段铭文说他的军队有5400名士兵。这支军队一定因必须四处灭火而疲于奔命，因为苏美尔人多次起来反叛这个外来的闪族统治者；萨尔贡自称为“四极漫游者”，四极指的就是宇宙。看起来他倒的确是名副其实。
萨尔贡的孙子纳拉姆辛（公元前2260—前2223年）给自己封了个皇帝派头儿十足的称号，叫“四方之王”。据说他把战场开辟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北波斯之间的扎格罗斯山脉。到他即位时，尽管还需要保卫帝国的边疆，但帝国的根基已经稳固，成为中东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它的财富使它疆界以外的掠夺者垂涎三尺，蠢蠢欲动。不过，它文明中的有些内容在掠夺者中间也扎下了根，部分地是通过战争传播的，另外也要归功于贸易。结果，“到约公元前2000年时……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建起了一系列卫星文明，或原始文明”。这些文明获得了军事手段后，古提人、胡利安人、加喜特人，一波又一波的征服者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后来1000年间对大平原的征服战中各领风骚。在从高地杀到平原的过程中，那些民族就已经开始向另一种经济生活过渡。他们改进了放牧，使用驴、牛、马这些畜养的牲口做行军打仗的脚力，并发展出在靠雨水灌溉的土地上种植粮食的技术，生产了足够的粮食盈余，使他们开始过上文明的生活。
帝国内部和边界地区的人都使用某些共同的军事装备，具有某些共同的特性，也掌握某些共同的技术。他们丢弃了石头武器，转用青铜武器，并开始配备金属的铠甲；弓箭的使用日益普遍，如果对一座描绘纳拉姆辛的石雕解读没错的话，他们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期可能就已造出了力量强大的复合弓；他们熟悉建筑碉堡的技术，也学会了围城战的一些战术，如攻城和攀城；至少在美索不达米亚，人民支持统治者花钱维持一支军队，可以随时投入作战；也许还要用一部分收入来制造标准化的武器；既然他们发动过远距离战争，他们一定具备了起码的后勤能力，至少能保证他们的人马在敌人地盘内打仗那几天的粮草之需；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通过悉心照料和择优配种来改良马的品种，而大草原的人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就开始驯养野马了。与此同时，战车也大为改进，原来的四轮变为双轮。新型战车配上改良了的马真正实现了作战革命，使富饶稳定、安土重迁的河谷文明遭遇外面虎视眈眈的牧马民族的威胁。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结束后，那些牧马民族驾着战车汹汹而来，把文明的发展掀离了原来的轨道，无论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谷，还是在任何其他文明扎根的地方。
a文兰，北欧维京人对埃里克松在公元1000年左右发现的北美大陆的一部分的称呼。——译者注
插曲2：防御工事
驾驭战车的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所向披靡的侵略者。侵略反过来刺激了防卫，尽管有时两者的力量并不对等。在和平的文明已经开始蓬勃发展的世界中，战车御者和在他们之后的骑马民族的到来造成了巨大的变化。在我们审视他们造成了何种变化之前，应当研究一下富饶土地的居民为保护自己从大自然那里收获的果实不受抢劫蹂躏，采取了什么办法。
耶利哥的考古发现证明，第一批农耕者有办法保护家园不受敌人侵犯，但敌人到底是谁却无从得知。他们是定期来犯，以抢夺存粮为目标的强盗吗？还是自己想种田，觊觎耶利哥的田地和永久水源的人？或者只是以烧杀抢掠为乐的匪徒？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惯于野外生活的人很少愿意安顿下来种田，也不知道怎么种。另外，虽然历史上不乏无意义的破坏行为，但抢劫的人一般都明白，靠抢别人收获的粮食为生比简单地抢劫掠夺好处更大。如果在耶利哥发生的是第一种情况的话，那么也许就不能仅把耶利哥的城墙和塔楼视为防御工事的三种形式中的第一种——避难所，而也应把它们看作防御工事的第二种形式——据点。
据点不仅是躲避攻击的安全藏身地，而且是积极防卫的中心；防守者在里面可以免遭突然袭击，也不会被敌方兵力上的优势所压倒，还可以以据点为基地，冲出去打退进攻者，把自己的利益所系地区控制在手中。据点与周边的环境有着共生的关系。避难所仅能提供短期的安全，只有当敌人无法久留或只找容易的目标下手的时候才有用。最好的例子是中世纪时期在法国东南部普罗旺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