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知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蒙特坚持当晚取走乐谱袋，因为他不想再跑一趟韦布里奇。

当我次日早晨询问芬南太太之时，其中一个问题（关于8：30的电话）让她十分警觉，于是给蒙特打了电话。这导致当天稍后我遭到袭击。

芬南太太给了我地址与电话号码，这是她用以联系蒙特的——对此人，她只知道假名是弗雷提格。这两个讯息都指向一名欧洲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公寓，这个人经常款待蒙特，当他有需要时，还会给他提供膳宿。这个飞行员（可假定为东德情报组织的一名信使）自1月5日后，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国家。

这便是芬南太太揭露出的全部内幕，但在某种意义上，推论不出任何结果。间谍死了，他的凶手也消失了。能做的只有评估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开通了一个官方渠道，并指派菲利克斯·塔芬纳先生对外交部那些涉嫌泄密的文件进行估算。这包括芬南自被弗雷招募后接触过的所有文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机密文件并非系统性地被获取。芬南抽取的机密文件均是他职务范围内所直接相关的。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他接触敏感文件的权限被大幅提升，却没有把任何涉密文件带回家。这段时期他带回的文件无一例外是低级的，而且涉及的一些内容已经超出他的工作范畴。这跟芬南作为一名情报员的身份不相吻合。不管怎样，很可能他已经对自己的工作失去了热忱，而他邀我共进午餐正是迈出了坦白的第一步。心中有此想法，他便可能写出匿名信，设计让自己得以接触局里。

这时候应该提及之后发生的两件事。其一，通过虚假的名号以及伪造的护照，蒙特在芬南太太说出真相那晚乘坐飞机出国。他躲过了机场管理局的注意，却被空姐凭记忆认出。其二，芬南在日记里记下戴尔特·弗雷的全名以及电话号码——这是从事谍报活动最基本的规则中最不可容忍的漏洞。

很难理解为何蒙特谋杀斯卡尔后会在伦敦等上三个星期，更难的是面对那些显然未经筹划、盲目选择的文件，如何将芬南的活动与他妻子的讲述对接起来。再度检视这些事实，只能够反复得出一个结论：芬南是情报员的惟一证据来自其妻子。若事实正如她所言，为何在蒙特与弗雷决计清除所有掌握重要内情之人时，她还能活命？

另一方面，她是否正是一名情报员呢？

如果是，那就能解释蒙特离开的日子了：一旦芬南太太说我已听信她精心布设的陈词，他的疑虑即被打消，继而立马离开。这也能解释芬南日记里的条目：弗雷是在滑雪中偶然认识的人，并且恰好要去威利斯顿走一趟。这样芬南对文件的选择便能说通了——假如芬南每次都是故意选取非机密文件，而他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涉密的，那么惟一的解释便是：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妻子了。因此到马洛的邀请信，自然而然地在前一天我俩碰面后送到。芬南决定向我吐露他的看法，并为此请了一天假——这件事他的妻子显然并不知情。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芬南要通过匿名信来告发自己：他希望能跟我们取得联系，以此作为揭发妻子的第一步。

继续推测下去，值得关注的是，在谍报技术方面，芬南太太自己一个人便能做到高效而细致。她和蒙特对技术的运用让人回想起战时的弗雷。制定若无法会面便将存包处票据寄出去的后备方案也正是他打算周密的风格。看来芬南太太把事情办了个滴水不漏，简直无法与她自称不情愿地成为变节丈夫的同行者之说相联系。

顺着逻辑看，即便芬南太太现在被怀疑为情报员，也没有理由相信她对芬南被杀当晚所作的解释必然不对。要是她知道蒙特有谋杀自己丈夫的意图，那她便不会带着乐谱袋去剧院，也不会把存包处票据邮寄出去。

似乎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案件她有参与，除非重新激活芬南太太及其操纵者之间的关系。在战争时期，弗雷利用快照以及风景明信片，为紧急通信设计出一套巧妙的代码。相片的实际主题包含着讯息。比如圣母玛利亚或教堂等宗教题材的图画传达的是早碰面的要求。接收者则会以风牛马不相及的信函回应，确定自己参会。这个会议会在预先安排好的时间地点举办，正好是信上日期五天之后。

弗雷的谍报技术在战后显然没有什么改变，但他也只是很可能会沿用这个方法——这在平时毕竟不怎么需要使用。因此我依照此法，给艾尔萨·芬南寄了一张描画教堂的风景明信片。明信片是从海格特寄出去的。虽然希望渺茫，但我还是祈求她会以为那是经由弗雷的信使交给她的。她反应迅速，往国外的未知地址寄了一张五天后伦敦剧院演出的门票。芬南太太的消息传至弗雷处，他认定此为紧急召唤。得知蒙特因芬南太太的“招供”而受到牵累，他决定亲自来一趟。

于是，在2月14日，星期二，他们在哈默史密斯的谢里登剧院碰面。

起初他们都以为会面邀约是对方发起的，但当弗雷了解到他们是被骗到一起的，便采用了极端手段。可能他怀疑芬南太太在请君入瓮，或者意识到自己被人监视。对此我们无从得知。不管怎样，他谋杀了她。案件审理时，法医的验尸报告将他采用的方式描述得非常清楚：“喉部被使力压制，特别是甲状软骨角，导致几乎即时的死亡。由此看来，攻击芬南太太的人并非门外汉。”

弗雷被追赶到停泊于夏纳步道附近的游艇上，后来在激烈拒捕过程中掉落河里，其尸体现已在河中找到。

18 两个世界之间

每到周日，史迈利那个不体面的俱乐部通常都是没有人影的，但斯特基恩夫人不会把门锁上，以防她那些绅士们万一想进来。她采用老一套的那种占有性较强的严肃态度去对待他们，就跟在牛津当房东时一样，当时那些幸运的寄宿生对待她要比对待所有导师和学监更为尊敬。她宽恕一切事情，但又会一逮到机会便设法表明自己的宽恕下不为例，绝对绝对不会发生第二次。她曾有一次让斯蒂德-阿斯普雷往济贫捐款箱里投放了10先令，因为他不打一声招呼便带了七个客人过来，但她随后还是奉上了客人终生难遇的大餐。

他们坐在上次那个位置。曼德尔看起来气色更差，容貌更老了。整一顿饭他几乎没怎么说话，只是在摆弄刀叉，就像处理任务时那样细致。大部分的话都是吉勒姆说的，史迈利也没有以往健谈。他们在彼此的陪伴中无拘无束，谁也不觉得非说话不可。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曼德尔突然发问。

史迈利缓缓地摇着头：“我以为我知道，但其实我们都只能猜测而已。我觉得她希望能有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井然有序，用新规则维系。我有一次惹她生气了，她便冲我大吼：‘因为我这个犹太人还活着，就在这片死亡之地上，就在你那些玩具兵的战场上。’当她看到新德国在旧的基础上重建，看到满满的骄傲重新回来，就像她表达出来的那样，我觉得对她来说太不好受了；我觉得她眼看自己的苦难没有一点意义，而迫害她的人一派兴旺，她就想反抗了。她跟我说过，五年前，他们在德国滑雪度假时遇到了戴尔特。那时候，重建的德国作为西方的一股突出势力，正在崛起。”

“她是共产主义者？”

“我觉得她不喜欢被贴标签。我看，她想帮忙建立一个没有争斗冲突的社会。和平现在是个不入流的词了，是吧？我觉得她想要的就是和平。”

“那戴尔特呢？”吉勒姆问。

“谁知道他想要什么呢。荣耀，我想，还有一个社会主义世界。”史迈利耸耸肩。“他们想要和平与自由。而现在呢，他们却是杀人犯和间谍。”

“我的天呐。”曼德尔叹道。

史迈利又不说话了，只是检视着杯子。后来他说：“我不期待你们能理解。你们只看到戴尔特的结局，我却看到了开头。他兜了个大圈，又走回原点。我觉得他还没有从战时当叛徒这件事里头走出来。他不得不解决好。他就是那些想要建设世界的人的一分子，但那些人看起来只会搞破坏，就是这样。”

吉勒姆温和地插了句话：“那八点半那个电话呢？”

“我想这也很明显了。芬南想在马洛见我，而且已经请了一天假。他不能跟艾尔萨说自己今天不上班，不然她当时就会试图跟我解释，消除我的疑虑了。他预约了一个电话，好给自己一个去马洛的借口。这是我的猜测，仅此而已。”

宽敞的炉子里，火正烧得噼啪作响。

他赶了午夜的飞机去苏黎世。这是个美好的夜晚，透过身边狭小的窗户，他观望着灰色的机翼，静静地对着星光灿烂的天空，瞥见了两个世界之间的永恒。这景象让他感到宽慰，使那恐惧与怀疑的心变得冷静，令他对宇宙神秘莫测的意义产生了宿命感。一切看来都无关紧要——无论是苦苦追索爱情，还是回归孤寂之中。

很快，法国海岸的光线出现在眼前。仿佛身临其境，他开始将自己代入脚下的寂静生活中：忧郁高卢人的恶臭体味，大蒜和美食，小酒馆的高昂话音。麦斯顿离他十万八千里，被那些枯燥乏味的文件以及光鲜闪亮的政客牵绊着。

史迈利在同行的乘客眼里呈现出一副古怪的形象——一个矮胖子，神情颇为沮丧，忽地笑了起来，要了杯饮料。身边的金发年轻人透过余光近距离打量着史迈利，他对这类型的人了若指掌——疲倦的总经理出去寻点乐子罢了。年轻人觉得这实在令人生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