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而浪漫的生活。但是要维持这个隐秘，却必须付出血的代价。乌托邦就被粉碎了。

又联想到这几年看的艺术类影片，似乎有种情绪和气氛与80年代90年代的艺术片很有差别。

比如这几年的《摩托车日记》《V字仇杀队》等等，和以前的《发条橙》《索多玛120天》《大开眼戒》《燕尾蝶》等等，多么不同。

我说到的这几部电影，也都很有乌托邦气质，有些不是一群人的乌托邦，但也是一个人的乌托邦。

《摩托车日记》《V字仇杀队》，没以前那种绝望了，有人间的希望在。

我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还查了一下《海滩》的年份，是2000年2月上映的。从摄制时间来推断，当然应该归为90年代末。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十年前，那种绝望的片子容易闯入我心，现在，是我改变了，我喜欢的是《海盗电台》这样的片子。

年纪渐长，却更加乐观和有力，更相信理想，坚持反熵行为，觉得乌托邦的背后照见了人间的希望。我很满意我能这样。

最终的负累和堡垒

当我看到影片《四月三周两天》的时候，又突然想到了《小团圆》的一个情节。它们描述了一个相似的情形。

张爱玲的《小团圆》出来以后，非议一片。很多人认为写得不好，但也有人为她辩护，认为写得深刻，写得全无掩饰。比如一直力挺张爱玲的香港文学教授许子东。

许子东和其他挺张派最爱举的例子就是，当主人公沉沦于肉体的欢乐之时，作者笔锋一转，写的是若干年后，在纽约，主人公堕胎的情景。

《四月三周两天》的故事发生在1987年苏联解体前的罗马尼亚，当时罗马尼亚仍是禁止堕胎的国家。女大学生Gabita意外怀孕，同窗女友Otilia决定帮助她秘密堕胎。她们艰难筹钱，订下宾馆房间，接来负责堕胎的黑医生。谁知黑医生觉得钱太少，要求两位姑娘用身体作为追加的报酬。她们别无他法，只有服从……

影片的手法非常写实，也正是这样题材最适合的风格。

当主人公Otilia从宾馆带出Gabita刚刚堕下的死胎，在深夜的城市里，寻找一个可以安全抛弃的地方。她在夜里仓皇奔走，把观众的心揪得死死的……

当Otilia刚刚为了好友以身体偿付了黑医生，就赶去参加男朋友家中的聚会，她无法对他说出这一切，同时，又难以遏止地设想，如果是她怀孕了，该怎么办，男朋友会怎么办……

当她最终扔掉了死胎，回到宾馆，看到好友Gabita面无表情地坐在餐厅里，点了一份牛肉猪肝。她只能喝一杯白水，她冷冷地看着对方……

只有这种写实风格，最让观众感同身受。感受到这种无法言传的恐惧、矛盾、悲哀。堕胎的女友Gabita说不出来，主人公Otilia也说不出来，所以，她们在影片中，对白很少，更没有对感受的交流。其实，观众也很难用语言说出来这种感受。

四月三周两天，正是Gabita从怀孕到堕胎的时间总长。

很巧的是，张爱玲的《小团圆》里，写主人公九莉的堕胎状况也跟这部电影有些相仿。九莉的怀孕时间也是四个多月，也是请了黑医生，甚至也用相似的堕胎手段。当然九莉还是要幸运些，她的男友守在屋外，怕出意外，并声称，如果医生不轨，就拿斧头砍了他。

我想，同样都是描写四个多月的堕胎，是为了更加突出这种矛盾和困难。据医学声称，人工流产只适宜于怀孕的前三个月，而且，在《小团圆》里，张爱玲描述，九莉打下的胎儿，已经看得见一双大眼睛。九莉从马桶冲走了死去的胎儿，更增添一份触目惊心，但这种感受可能也是作者写作这部小说的原始动力。

由此也不免设想，这两部作品，如果描写的不是禁止堕胎的状况，不是四个多月的身孕，那是否还有这主人公的矛盾和痛苦？

仔细想想，应该是一样的。那些外在的禁忌，只是为了更加刺激观众和读者。真正让人矛盾痛苦的，其实是堕胎本身，是内心的搏斗挣扎。

这已经不止是法律和宗教的管辖范围，这是女性最终因身体面临的一个困境。

人类及灵长类，都天然有着追寻性快乐的本能，但造物主同时又制造了一个玩笑，就是，虽然是冲着性快乐而去，但却会有着生育的副产品。

女权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着鲜明的立场，认为女人完全有权力支配自己的身体，这当然也包括生育权。但同时，女人当需要放弃胎儿的时候，仍不免内心受到煎熬。如果有外力重压，比如法律宗教的禁忌，女人可以把内心的这种矛盾转化为外在矛盾，也许还可转移一下压力，当外力没有重压的时候，女人内心一样会觉得困惑不堪。

这其实成了女人最无法解决的负累。女权主义到了这时，也是软弱无力的。

怀孕，一直是很多女人的堡垒，可以寄托现实生活，也可以寄托人生意义，但现在，计划外怀孕，成了追求性快乐的女人的最终的负累。

这其实不单是女人，根本上来说，就是人类的天然困境。

唯一能求助的，只能是各种避孕良方，祈求永远不要意外怀孕，逃避掉上帝这个玩笑。

他们也生于1970

他们也是生于1970.

其实，这点真难让人想起来。

平时，我们谈到的生于1970，意味着什么？

是写作的新生代，抑或是最早从大学退学，兴办实业的商业精英，再有就是具有新锐思想的南方媒体人。

但我的高中同学们，他们也一样，生于1970年。

毕业后，其实大规模的聚会只有两次，一次在1999年，一次是今年。毕业后的第十一年和第十七年。

男同学中年发福，女同学却还靓丽妖娆。这也只是表面现象。

一回到那个氛围中，像许多参加过同学会的感叹一样，以前每个人的定位就又回来了。这真是件怪诞的事。

女同学坐在一边，男同学坐在另一边。喝茶的时候各占据长桌的一端，吃饭的时候自然分成两桌。女同学聚在一起，互相拉扯着，头碰头地小声低语，如当年一样，悄悄传递着议论。心里对男同学的世界充满向往，但总是要在口头上抨击那些出头分子。所以吃饭的时候，只有女同学的这一桌，等男同学单独过来敬酒的时候，就利用集体的力量，群起而攻之，逼那个男同学喝下无数杯酒。

很难想象，眼前的这些小女人态的女人们此时已经三十五岁了。就好像她们从高中毕业后，心理就不再成长过。

男同学还是要活跃很多，大声说话，大声表态，大声争执。开着玩笑，斗着嘴。

我和个别女生，也如当年一般，自然地站到了男生这边，愿意跟他们大声说话，询问着近况，感叹着过往。

我的这些同学们，现在有公务员，也有失业者；有警察，也有犯了案子进了监狱的，还有因吸毒至今未获自由的；有公司老板，也有公司小员工；有生意虽然大了，但我觉得像骗子的，也有传说毕业后去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后来不知所终的；有早年远嫁海外的，也有新近移民出去的；有人病了，也有人整了容……

身份特殊些的同学，一般不来参加同学会，想来，有些人是觉得世界太大，已经不屑于拘泥中学时的感觉，有些人是觉得世界太小，见江东父老不堪。

来参加同学会的这些同学，你能感觉到他们生活稳定，工作稳定，情绪稳定，他们和她们，都像这个社会最坚实的那部分，是超稳定结构，也是我们平时在媒体、在电影等等见到的那个五光十色的世界的背景。

他们安分，甚至你感觉不到他们的向往，感觉不到他们看世界的目光。

我的高中班，是一个职业班，专业是计算机，当时这是个听起来多么新鲜的专业啊，但来念书的大多数，真是因为读书不好、应付考试能力差才来的。班上的学生来源是三部分，一部分是四川大学子弟，一部分是科学院四川分院子弟，一部分是从外招来的。我属于最后这部分。

班上的有些同学是真没长心的那种，既不学习，甚至连早恋也不会，懵懵懂懂，随波逐流。我听西闪讲他高中的班级，也是个差生班，但那里弥漫着一种绝望之气，许多人破罐破摔。其时，我这个班上的这些同学，他们大约都觉得以前有父母撑着，将来也会有的。

也有少数同学，其实是热爱学习的，可惜这个班上既无好的学习风气，甚至连基础课的质量都不能保证，这些同学，他们埋头苦干，也无多大成效。

其实这个班对我来说，我觉得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初中我所在一个极压抑的环境，班主任是个地道的党棍，在班上搞各种政治手段，比如设告密机制、监视机制，那时我已经能辨别这基本的是非，所以觉得非常痛苦。结果在这个思想压制的班上，大家成绩也是不好，创下了重点初中升重点高中的最差成绩。大多数同学愿意留在那省重点读慢班，但我却一心想离开那里，慢班是多羞耻的称呼啊，所以我选择了计算机职业中学。

很快，我就为自己的选择庆幸。在这个班上，我乐观自由的天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我从初中那个抑郁害羞的女孩，变得活泼热情、开朗叛逆，和男同学打成一片，和老师对着干。我碰到的班主任仍然不好，是个更年期的妇女，她极端喜爱男同学，把聪明的男同学称为“儿子”，顺理成章，她恨那些活跃出众的女孩。觉得她们是一个个小狐狸精。

我最要好的两个女同学，她们和我一样是班主任最痛恨的。现在她们没来参加同学会，大家知道的是一串串传说，她们大约都走得很远了。

其他同学的今天，其实现在回头看来，也大体是看得出当年的出处，后来的走向，这十几年的轨迹，都是有章可循的。

性格决定了他们的今天，而性格，在当时已经完全成型，甚至，他们的身上，命运的作用很小了。

随大流的仍然随大流，肯冒险的制造传说，独行的人向前走。

我们和比我们年长几岁的人，都经历了最严酷的升学考验，跟这些年不能相比，现在高考已经扩招几番，中学之后许多人都还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我们年长几岁的，上不了大学只有到父母单位顶班一条路。在我们那时，机会似乎多了一点，但其实也看不到多少希望。特别是出生于1970年，就是出生在中国人口生育高峰的一年。

我现在忍不住这样假设，如果，有更多的机会，我的那些同学有更多的能接受高等教育，是不是会有所不同。我马上也推翻这样的假设，因为我明白，这跟教育无关，跟机会也无关。许多有相似性格的人被潮流冲到了一起，他们慢慢沉积下来，他们构成我们世界的重要的部分。他们沉默在聚光灯后的阴影里。

我最要好的一个男同学，前几年听说因为喝酒过量，脑血管爆了，已经偏瘫，被送回上海老家，之前，他开过一个也许不符合规范的小化工厂，再之前他高中毕业，进入工厂，打铁，因为那样能挣最高的工资。其实，他本是个聪明的人，如班上个别聪明的学生一样，有时由于心智早熟，反而不能应付传统方式的教育。

同学会后，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搜到他的名字，出现在上海一个机关的电脑技术组的工作人员名单里。也许是他吧，也许是同名同姓，我希望是他，希望命运最后还是没有抛弃他。

《我爱问连岳》：烹小鲜如治大国

对于连岳来说，相比《我爱问连岳》的热销，今年更重要的事情是厦门环境保卫战的胜利。对于读者来说，相比连岳捧出的一碗碗情感鸡汤，更看重的是连岳谈时政，直至身体力行，引导民众，共同保卫家园。

但《我爱问连岳》的确在今年创造了一个情感高潮，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今年畅销的书籍之一。因为好看，也因为好看背后的真知灼见。

从作家出版社今年六月推出第一版起，短短四个月内，连续印刷四次，总印量为两万五千册。网络上读者的评论，也推波助澜，《我爱问连岳》高居豆瓣阅读指数榜首。专栏文章结集引发的洛阳纸贵，这倒是很罕见。

谈情感谈到洛阳纸贵

其实，谈情感的文章从不缺乏，讨论情感的专栏，几乎每个媒体都有，情感专栏的文集丛书也比比皆是。仅是情感问答、情感信箱的文集就有很多——但，从没有一本这样热销过，读者的层次也没有这么高过，当然，更没这样引起过热情的关注和讨论。

往远了说，早先《绝对隐私》算是最为热销的一本情感类书籍。那本书在当时引起的轰动，主要在“隐私”二字，那本书是国内在情感、心理、隐私方面，最早突破禁忌的书籍，读者阅读这书，也就是冲着破忌的快感。

此后的十多年来，隐私和情感指导，慢慢成了媒体的一个组成版块。情感信箱更是小资报刊的必备内容。但是，这些年，随着大家见识增长，木子美早已成为往事，谈同性恋都不再前卫，女警察都敢于坦白换偶经验……情感专栏及信箱，往往成了这些报刊的鸡肋，食这无味，弃之——似乎版面上又缺了一块。那些情感指导家们，变得不尴不尬的，站在媒体的边缘。

但连岳的情感信箱，却完全打破了这样的格局。

据我所知，有好几家开设着连岳信箱的媒体，都有一帮读者，是因为要追看连岳的信箱专栏才固定下来的。这从豆瓣上的书评中，也可以发现他们的身影。

他们多半年轻，教育程度不低，未必是真有情感困扰，但对社会、对人生，充满了了解的兴趣。他们追读连岳的信箱，可能会和同好者讨论，有时，也会打开电脑，认真地写一封信给连岳。他们真正在和连岳的信箱互动，他们既参与提问，甚至，针对每一封刊登出来的读者来信，他们心里也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