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早被日军铁壁合围了，连129师的师部和中共的北方局机关都被包围在里面。赵岑观察到，日军在根据地作战如入无人之境，机动、快速，火力强大，擅长用炮，战略目标明确，战术意图贯彻彻底。八路的战法不外乎一个“走”字，不与日军正面交锋，总是能找到日军合围的缝隙跳出包围圈。当然，这也要付出一些代价，比如一些留下断后的部队。独立团在一个鸟儿都飞得干干净净的晚上接到的命令是：掩护师部机关突围。

穆团长找到赵岑说，你是友军，先随机关一起撤吧。赵岑回答说，友军八路军，都是抗日军人。没有接到我的上峰命令之前，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

穆团长眼里有了钦佩，说你这个友军不一样啊。好吧，跟我们走，我还用得着你们的电台。我全团打光了，也会保护好你。赵岑正色道，报告长官，军人以战死沙场为荣耀。赵岑并非贪生怕死之辈。

第二天便是一场恶战。日军摸清了八路主力转移动向，很快就向突围的豁口蜂拥而来，独立团占据着几个山头苦苦支撑，命令是一定要守到天黑。但赵岑估计，以独立团的战力，能坚持半天就不错了。追击而来的鬼子少说有一个联队的兵力。还有两辆装甲车。为了对付这两个铁家伙，独立团的八路军士兵抱着炸药包和成捆的手榴弹，飞蛾赴火般扑上去，至少付出一个半连的代价，才把它们炸趴下了。

独立团愣是坚守到了黄昏，尽管阵地已经被分割成几小块了，全团拼光是迟早的事情。赵岑命令两个电台兵砸毁了电台，两个小兵边砸边哭，赵岑喝了一句：哭什么？别给我们国军丢脸。

这是让赵岑到敌后以来感到兴奋异常的一仗。他下午时用机枪点杀了两个冲过来的鬼子，鬼子中弹后“哇哇”叫喊的声音都听得见。那一刻他有憋了一泡老尿瞬间被释放出去了的快感。老子战死也值了。

到了该考虑如何去死的时候，赵岑并没有感到有多害怕。他身边已没有人，鬼子的叫喊声从几十米处传来。赵岑还有一颗手榴弹和一把手枪。他想还是吞枪自尽吧，杀身成仁，死个全尸。在他已经把枪塞进口里时，忽然侧面枪声大作，一标人马从鬼子的后边杀了过来，在鬼子进攻锋芒稍稍被压下去之际，两个八路军士兵滚进了赵岑的战壕。他们说，赵参谋，快跟我们走。

是穆团长派了一支敢死队把赵岑从火线上救了出来，为此还牺牲了七个士兵。赵岑一辈子都在找这个有些木讷、不苟言笑、打仗鬼精鬼精的江西老表。在他后来参加的内战中，他总觉得对面阵地上一定是穆团长的部队。那个江西老表正眯着眼，把皱巴巴的布军帽一把从头上抓下来，赵参谋，介个鬼佬，搞犀利（什么）东西啊，来来来，坐到吃茶，掐（吃）饭。

“你看你，都走到革命队伍里来了，怎么又跑了？”周荣不无遗憾地说。从50年代第一次和赵迅见面后，他无数次调阅过自己老同学的档案，但都没有看到他交代过和周荣的生死之交、在晋察冀打游击、投奔延安未果的经历和在八路军里参加反“扫荡”的这些历史。是为了保护他吗？这个狡猾狡猾的老龟儿子，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天亮了，睡意却趁着晨光掩杀而来。周荣发现赵广陵竟然靠在椅子上，低垂着花白的头，左摇右晃地睡过去了。周荣想起他们在那艘死亡快艇上的那个夜晚，两人说着说着话，上下眼皮也打起架来。那时的赵岑曾经恨恨地骂了一句：他妈的，都快要死了，还要打瞌睡。把刘苍璧也逗乐了。在那个年月，死已经对人产生不了什么刺激，许多人生是麻木的，死也是麻木的。现在要是组建个敢死队啥的，是天大个事情，而在当年却太稀松平常。你不敢死，就被别人赶着去死。

周荣参加革命大半辈子，自觉从未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情。唯有在赵广陵的问题上，他时常深陷在革命性和人性的矛盾中，并同时也承担了极大的风险。他一个干公安工作的老革命，50年代就知道有一个漏网的国民党军官就在自己身边，而且他身份之复杂可疑，历史之扑朔迷离，早就引起了专政机关的注意。周荣就像一棵无形的大树，把扑向赵广陵的风雨化解到最小，至少不至于淹没了他。但凡老同学相见，少不了一杯浊酒，一场叙旧。但那些年他们就像刚认识的普通人一样，公事公办，仿佛已“相忘于江湖”。有一种大恩是苍天厚土，日月之光，从不用言说。五七年反右开始，周荣神不知鬼不觉地阻挡了赵迅的鸣放文章，让他逃过当右派的劫难；“文革”初期赵广陵再次以战犯之罪名入狱，所幸周荣那时在公安系统说话还一言九鼎。赵广陵永远不会知道那个将他从黑牢里“捞”出来的军代表，曾经是周荣的老下属；他也不会知道松山劳改农场几次报上来的镇压名单，周荣都以各种革命的理由将赵广陵的名字“钩”了出去。干革命是要讲究策略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是党制定的，策略是执行政策的人具体掌握的。可让你一步登天，也可让你人头落地。他当然知道自己这么干是违反革命原则的，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来冒险。但他只凭良知和一个人的历史赌一把：赵广陵在旧社会是个对国家民族有功的人，新社会也不会对社会主义有多大害处。在他遇见他时，至少他已经被改造成一个木匠了。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他甚至在那个木器社安插了一个“眼线”，暗中监视了赵迅两年多，直到1957年赵迅被人揭发出来之前，那个卧底也没有发现赵迅有任何违法之举。

从土改、清匪反霸、肃反、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到“文革”时期，前政权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已经被梳理了一遍又一遍，有历史前科的该抓的抓、该判的判，该杀的都杀了。但有一条漏网之鱼就像在一潭浑水里闪现了一下，就再也找不到了。根据缴获的敌伪档案上记载，有个籍贯为云南、名叫龙忠义的军统特务，曾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受训，在抗战时被派回了滇缅战场，但却再也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战死者的名录中找不到他的踪影，破获的潜伏特务组织里也不见这个人的相关档案。当时肃反机构推测此人即便不死，也可能逃到缅甸去了。此案本来可以存档了结，但1964年抓到的一个国民党潜伏特务交代说，他50年代在昆明的街头偶然碰见过龙忠义，他们在中美合作所同期受训。那天龙忠义一看见他转身就跑，国民党方面那时还想招他重新归队哩。

这条线索让省公安厅的政治保卫部门大费周章，一次又一次审查、甄别、侦查、外调，各方面汇总来的情报堆在周荣的办公桌上。他左看右看，归纳来分析去，这个人的相貌在他的脑海里大体形成了。只差最后一点证据，他就可以下令捕人。但“文革”爆发了，公检法机关被夺权砸烂。周荣在被打倒的前一周，把这包档案材料装进了自己办公室档案柜的暗屉里。这是符合规定的，因为它们是最为机密的材料。不无讽刺的是，这个暗屉正是当年的木匠赵迅做的。它在抽屉的里面挡板上还安有一个树叶状的木梭，不知道的人只会当它是个装饰。把这个木梭往右一拨，便可拉开里面的小抽屉。赵迅曾经称之为“活棺材”。

这口“活棺材”埋葬了一个人的某段历史，也救了他的命。周荣靠边站、被打倒批斗、关进监狱、再到农场劳动，前后也折腾了十来年。这期间竟然没有人发现过这个暗屉，也没有人去翻一翻档案记录——也许在砸烂公检法的混乱中被烧掉了？在形形色色的批斗会上和审查中，周荣可以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交代自己的路线错误，交代自己的官僚作风。但他绝不会告诉那些造反派们那个暗屉里的惊天大秘密。

这是因为周荣被打倒前已经初步判断：在中美合作所受训过的军统特务龙忠义，就是赵广陵、赵岑（还一度冒名廖志弘）、赵迅。他不愿别人来接手这个案子，他需要亲自证实。

十年多的磨难，周荣情愿自己忘记这份档案。但他那天无意中拨开了那个木梭，就像拨云见日，记忆之门轰然洞开。他必须去会会自己的老同学、生死战友和证实那个疑似的漏网“老特务”了。

周荣没有睡意，去盥洗间洗了把冷水脸，回来时赵广陵醒了，像说梦话一样冲周荣说：

“你认识129师的穆团长吗？他可以帮我证明，我在八路军里干过。”

周荣一语双关地说：“老伙计，现在你在哪里干过都不重要了。”他还蛮有优越感地幽了自己的老同学一默，“难道你这个‘老滇票’还想要求平反落实政策嗦？”

“我的政策人民政府给我落实得比你还早，我是特赦人员。”赵广陵一本正经地说，好像还很光荣。“我只是想让你相信，我在国共两边的阵营里都打过日本鬼子。我从前认为自己该追随某种主义，吃了那么多苦头后，我才发现哪一种主义都不喜欢我。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也会长大，也是人，也可以尽一个中国人的职责。”

“你这个人哪……”周荣挠着自己的头，在屋子兜圈子。他在想，要不要直截了当地向赵广陵点出自己的怀疑呢？即便你获得了口供证据，又能怎么样？再把他抓起来吗？与其这样，还不如继续装糊涂。有些人的个人秘密，能带进坟墓，未尝就不是一件好事。人生谁没有错？即便是他这样的老革命，干了那么多年的公安工作，自己羞于面对的错误可以用大卡车装。这些错误是对得起党的，但对不起自己的良知。他同样不会轻易告诉任何人，准备把它们带进棺材的。同理，一个本质善良的人，为什么不可以隐瞒自己不见容于现在这个社会的某段历史呢？这就像一个男人年轻时轻佻浪漫，钻了某个女人的被窝，但他断乎是不会告诉自己的老伴和子孙的。

“你还是不信任我。”赵广陵有些气哼哼地说。

“你信任我吗，老伙计？”

“说实话，三分相信，七分不信。”

“我和你相反，七分相信你，三分怀疑你。”

赵广陵说：“我就是百分之百地不相信你，也对你无碍；你有百分之一怀疑我，我就可能重新进去。”

周荣沉默了，许久才叹一口气，“什么时候我们这两个老龟儿子，能像打鬼子时当敢死队那样，同袍同泽，以心印心？”

“不可能了，我们现在是两个世界的人。”

“难道我们不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是要讲阶级成分的，要讲矛盾斗争的。夫妻、父子，都要讲阵线、论左右，这是我在监狱里学到的。夫妻互相背叛，父子互相出卖，信义、道德、良知都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人分了阶级，就像水有了落差，人就有了斗争的动力。人和人斗来斗去，其实没有输赢，只剩下伪装。无论胜者还是败者，每个人都戴上了面具，伪装自己的谎言和套话，伪装自己的爱或者恨，伪装自己的左或者右，伪装自己的强大或弱小，伪装自己的过去和现在，甚至伪装自己对一朵花儿的真诚赞美，对一个漂亮女人的真实想法。人要是都脱去了伪装，就跟我这个老丑八怪一样不堪入目了。”

“别瞎扯啦，赵广陵同学。”周荣忽然目光炯炯地逼视着自己的老战友，“实话告诉我，龙忠义是哪个？”

“你……”赵广陵仿佛眼睁睁看着一个信任的人一刀扎在自己肚子上，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颓然瘫倒在椅子上，“你这个老龟儿子。”

22 最后一次交代

你一定看过小说《红岩》吧？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这些人们一提到就恨得咬牙切齿的名字，反动派的集中营，国民党特务的老巢，屠杀共产党人的人间地狱。好像谁要是和这些地方沾上点边，不死也要脱一层皮。过去是共产党人害怕，现在是我这样的人害怕。

当年我怎么能料到历史会如此阴差阳错呢？我在第二战区打游击干得好好的，已经升上尉了。但1943年的夏天，上峰忽然来了指令，是军令部的函，要我和卞新和一起去重庆报到。没有说到什么单位报到，也没说干什么，只给出了地点，重庆缫丝厂。当时我们两个还嘀咕，让我们去缫丝厂干吗，搞工业？卞新和那时已是阎锡山长官司令部无线电台的少校副台长，能回重庆他很高兴，说总算可以回大后方跳舞了，这些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山西老醋，老子连下舞场的兴致都没有。在成都上军校时他的探戈舞跳得好，你还记得吧？我们去和华西医科大学的学生搞新年联欢，他还跟人家打架哩。

半个月后我们赶到了重庆，报到时才知道，我们的单位叫“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也就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中美合作所”。缫丝厂是个大地名，在歌乐山下，军统的很多单位都在那一带。我们被告知，“中美合作所”主要担负对日情报、破坏、侦察、破译、气象、心理等方面的特种作战培训工作，由美国军事教官和特工专家亲自培训。我们都是从军中和各大学还有地方上挑选出来的优异青年，那时我们真的感到很自豪，很荣幸，觉得自己在为国家民族干大事，至少比打游击钻山沟强多了吧。国民党时期的口号标语也多，大都空洞，但在那里一幅高挂在墙上的大标语让我热血沸腾——“武力！劳动！创造！”这正是我们那个时代需要对抗日本人的东西啊。在抗战的关键时刻，人家把你送到一个可以施展才华的大平台，哪个热血青年会拒绝？谁又能料到“中美合作所”后来会被搞得臭名昭著？我先被分到秘密行动组，卞新和分到破译组。在登记造册时，因为我所在的培训班性质特殊，我们可以用一个化名，于是我就填上了龙忠义的名字。这也不是随便编的，我是龙陵人，就让我的家乡做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