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课里有一多半的时间在讲他当年如何蹲北洋政府的监狱，如何去了延安那片空气纯净、阳光明媚的地方。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课本都丢在一边去了。可到考试时，同学们哪里还默写得出贾谊的《过秦论》，班固的《苏武传》。李老师这个人太有意思了，他拿着一堆批改后的试卷，让人在五米处画了一根线，跳到一张凳子上，口里念念叨叨，‘天皇皇地皇皇，本班有个补考郎，过往君子念三遍，诸君及格要过线。’然后挥手将试卷向前一抛。”

“哈哈，你们文科老师太好耍了嘛。我们理科考试，有位先生也站在凳子上，不过不是抛试卷，而是瞪圆了眼睛抓作弊啊。”

“他是反对我们死读书读死书。他说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到社会这个大课堂去学全新的东西。他说过，延安是另一间大课堂。”

“既然种子那么早就播下了，那你为什么不去？”

“还记得有一天我们俩的争论吗？”赵广陵回到座位上，拍拍自己皱纹初现的脑门，仿佛要把经年往事一巴掌拍出来。

“什么争论？我倒是记得我们那时经常辩论，从对战场局势的看法，到对八路军办事处的伙食。”

“我是被那时这主义那主义搅糊涂了，可却认为自己坚持的是最正确的。”赵广陵说，“你知道的，我是个坚定的三民主义者，虽然也欣赏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学说，可在晋城八路军办事处，我的世界观忽然有被颠覆的感觉。”

周荣想起来了，他们在那段时间，也被组织起来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讨论时，赵广陵认为三民主义里既有政治革命，也有社会革命，如果不同的政党都尊崇它、服从它，人们的思想不是更统一？面对强敌，社会不是更团结？目前中国社会四分五裂，难道不是主义太多所致？日本只有一个皇权，只服从军国主义，因此它的军队与国民之思想是高度统一的，齐心合力的。谁都知道，战争时期，军令、政令必须统一，才能有效地抗击侵略者。如果在战场上，该冲锋的时候各打各的，该防守时各怀其志，这战还怎么打？

赵广陵的观点在学习班上当然受到猛烈的抨击。杨主任指出他没有领会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要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另一个革命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社会的革命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对赵广陵这样的西南联大生来说，好辩论、思想自由、独立判断是他多年来浸淫在骨子里的东西。如果说他在国民党阵营那边还有所收敛的话，那么现在来到八路军办事处，他认为自己可以充分与人讨论自己的观点和对社会政治的看法了。他投奔这边，就是想自由表达的。他反问杨主任，既然共产党也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那么等打败了日本人，为什么要抛弃三民主义而奉行社会主义革命呢？有没有失去基础了的社会革命？杨主任回答道：不是不要这个基础了，而是我们向前发展了。社会主义革命是三民主义革命的高级阶段了。你总得承认，任何革命都是要向前发展的，就像我们还要从社会主义革命进步到共产主义革命一样。赵广陵也不示弱，问，你们坚持你们的革命主张，国民党当然也会这样。等打败了日本人，国共两党是不是又该因所持主义不同而打内战了？杨主任严肃地说，我们不愿打内战，也不怕打内战。我们相信人民群众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因为社会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潮流。如果内战真打起来了，我们共产党人只是顺应了这个潮流。

在晋城八路军办事处，赵广陵成了重点帮扶对象。杨主任找他彻夜谈心，其他投奔延安的革命者现身说法，与他讨论国民党政治的腐败黑暗，如何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宗旨，但他就像一个“我绝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好辩者，在辩论中为自己拥有的理论沾沾自喜，在辩论中找到自己探寻的方向，在辩论中确立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价值。他认为，不是他非要与众不同，而是他是受过民主自由熏陶教育的西南联大生；不是他不向往革命，而是他在献身一个事业之前，需要辨清这个事业的伟大所在。可他不知道，他越与人不同，就越像一个爱钻牛角尖的思想落后者，甚至连食堂里的大师傅都不待见他了，有一天他去晚了，大师傅用勺子敲敲空空的大锅说，小米粥没有了，窝窝头也没有了。你的肠子不是很硬吗？

刘苍璧恍惚记得他和赵广陵确实大吵过一架。吵起来的原因已经忘记了，刘苍璧大约说过赵广陵，你就是还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因为你们家有良田万顷，佃户雇农，你不愿失去自己的乐园，因此你反对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主张。赵广陵当时跳起来想揍他，说几块田地算什么，日本人不赶走，国土都是别人的了。我们投笔从戎，难道只是为了自家那点财产？刘苍璧骂赵广陵是“顽固分子”，赵广陵骂刘苍璧“狭隘短视”。两人那天差点没有伤了生死战友的情谊。

“那时年轻啊，受不得半点委屈，容不得一丝不公。只看见对方眼中的木屑，而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赵广陵感叹道。人只有在头发都白了的时候，才会这样认清自己，才会看出当初迈出的那一步，于自己的人生命运到底意味着什么。

“追求某种主义，是不是像追求某个女人呢？”赵广陵又自顾自地说，“谁也不是先知先觉。你热恋她的时候，脑袋晕乎乎的，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憧憬，但却不一定是理性的判断。那时你听不进身边人的一句劝告，甚至你的父母反对，都无济于事。你把宝押在这个女人身上，你可能幸福终生，也可能七年之痒后，才发现找错了人。”

“我从不这样类比。”周荣递给赵广陵一支烟，“我追求社会主义，是因为它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方向，是因为我那时所看到的社会现实证明，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难道你没有看到吗？”

“我看到了，但是我不能轻率地非此即彼。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社会主义是三民主义的高级阶段，但我那时看不出这个高级阶段是什么样子。谁能知道一个花季少女结了婚后会怎么样？我只是预感到两党的主义之争，在打走日本人后还要打内战。这就让我很矛盾了。一方面我赞成毛主席说的，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主义，一方面我又担心主义多了，‘刀头仁义腥’我想我也许该学廖志弘，不管主义之争，先打走日本人再说。我不懂政治，也不喜欢政治，大不了自己去读书做学问，远离政治。我那期间真的很厌烦了，延安老不能去，成天价组织我们开会学习，难道这就能打跑日本人？”

“全民抗战，是长久的事业，总得先提高认识嘛。”周荣说。

“如果是那些刚刚放下锄头扁担的壮丁兵，你提高他们的认识没错。我们是读过书的人啊，谁不知道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去延安是要投奔一支能够痛痛快快打日本鬼子的部队的，是想去鲁艺深造的。可你如果天天让我开会学习，让我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和自由思想，我不干；你让我把洋人当祖宗，背离三民主义，我更不干！”

“学习认识提高了，就送你上战场了。你着什么急？”

“你呢，又如何？”赵广陵此刻像个审讯者，语气里有股愤懑、霸道。

刚才周荣回忆说，他到了延安后，正赶上整风运动的高潮，不容分说就被打成国民党“特嫌”，在窑洞里审查了三年多。其中还有一条最说不清楚的罪状跟赵岑有关，既然是两个人一起来投延安的，那个人去哪里了？直到1945年春天的“抢救运动”，周荣才被释放出来。周荣说，中央社会部的康生就是混进中共队伍里的贝利亚，多少好人都被他这个延安时期的“四人帮”陷害了。周荣讲这段个人史本是想开导赵广陵，干革命嘛，哪个不受点委屈、经受些考验。赵广陵的反问是：我是去打日本人的，干吗让我受委屈？

周荣后来一直在抗日军政大学当教员，再没有上过前线。现在被赵广陵反将一军，他的心里便有些五味杂陈了。他想赵广陵从晋城跑了未尝不是件好事，他这种性格，到了延安要么在整风运动中过不了关，要么当逃兵，就像八路军办事处杨主任说的那样。革命队伍的自我净化，自我斗争，不是那些深受小资产阶级自由气息熏染的人可以接受得了的。赵广陵这些年受到的审查、怀疑、“洗澡”、监禁、劳动改造，他周荣从延安时期到“文革”，也不比赵广陵少多少。不同的是周荣并不觉得委屈，好钢需要锻造。革命的队伍向太阳，阳光下也会有阴影。有的人即便在监狱里头发都蹲白了，还是坚定地信仰社会主义，而有的人稍微受点委屈，就对共产党丧失了信心。周荣现在人前人后被尊称为老革命，但须知只有那些经受得住历次政治运动洗涤的幸存者，才有资格当老革命。战场上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和政治运动的风险比起来，都不过是小菜一碟。赵广陵永远不会明白，干革命，不仅仅是和敌人真刀真枪地干。当年的刘苍璧是在延安听过毛主席作报告的，在“抢救运动”中，毛主席谦逊地代表党中央给大家道歉，说“这次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高锰酸钾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还说这是“黑夜里的白刃战，难免误伤同志”。伟大领袖讲话多风趣幽默啊，周荣当时和很多被抢救出来的知识分子都是流泪了的，都在喊：“毛主席万岁！”他虽然没有再上前线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但整风运动让他锤炼到火候了，脱胎换骨了，连名字也改了，夺取政权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就知道该如何去应对了。打仗还有误伤，干革命当然也会有“黑夜里的白刃战”。赵广陵怎么能理解这些？他不但皮肤“娇嫩”，心都是玻璃做的。他永远成不了一个革命者，他太单纯了，太自我主义了，太自由散漫了。

21 儿女共沾巾

当年赵岑躲在晋城外的一个山坡上，默默地注视着开往延安的卡车驶出自己泪水模糊的眼。灰色的云层铺展在遥远的天空，一如他自此以后灰色的未来。在那个年代，颜色象征着一个人所在的阵营，左右代表了一个人所秉持的主义。似乎还没有哪一种东西能超越，让那些一心想把侵略者赶出家园的人们，有所倚恃。

一个月后，赵岑穿上了阎锡山部队的灰色军装，在一个师部任中尉作战参谋。赵岑发现自己加入的虽说是一支正规军，但所在的师仍然担负敌后游击战的任务。上层军官们从不制订主动攻击的作战计划，他们成天考虑的仅是如何守住既有的地盘，既要防日本人打过来，也要防共产党八路军方面的蚕食。他们或和日本人隔河相望，或一边守住公路的一头。如果你有兴致，也可以换上便衣到日占区去逛逛，赵岑就和搞侦察的情报员去过几次敌占区。在他看来日本人的防范并不是很严，各据点驻扎的日军多的一个中队，少的仅一个班。汉奸队伍“皇协军”成了维持当地治安的主要力量，但连小孩都知道，这种队伍根本不禁打。赵岑曾经向自己的长官提出了攻击一座县城的计划，如何进攻，兵力如何配置、如何阻止敌人的增援，攻占后又如何防守。按他的规划，一个师六七千人，调一个团上去，攻打一百来号鬼子和五六百伪军，半天工夫就可结束战斗。他真把自己当作战参谋了。可他的师长面对厚厚的一摞作战计划，却不肯翻阅一下，就扔在一边去了。还说，鬼子都不来进攻，我凭啥要去打他。

空有那么多机枪大炮，连八路军的游击队都不如。这哪里是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的抗战？简直是把侵略者当友军了！赵岑在私下里和同僚发牢骚。一个上尉参谋大言不惭地对他说，你们这些学生官都是些纸上谈兵的家伙。那日本人是你想打就打的啊，把他们惹毛了，一个联队开过来，我们的地盘都会不保。捣鼓啥进攻计划，待一边晒太阳去吧。美国人已经和日本人开战了，不几年等俄国人收拾了德国人，也会跟日本人打。天不灭中国，八路那边和我们都在熬。持久战嘛，谁占有地盘，谁保留下来了部队，谁就能持久。

这他妈的还是中国人的抗战吗？都这样想，日本鬼子何年何月才能赶出中国？中国军队的避战、畏战、恐日情绪，赵岑在上军校时就听教官多次申斥过。后方的民众毁家纾难，敲锣打鼓地把自己的热血子弟送到前线，从白发老翁到垂髫学童，都在期待前方胜利的捷报。可前方将士却成天抱着怀里的长枪晒太阳观望。那份气定神闲，仿佛不是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土地，而是我们的军队驻扎在日本列岛。

但日本人可不会闲着。1942年初夏，日军又一次的“扫荡”作战死神一般降临。这次“扫荡”主要是冲八路军根据地去的，赵岑刚好作为友军被派到八路军129师下属的一个独立团当联络官。说是一个团，其实只有一个营的规模。他一报到就逢人便问，知道一个叫刘苍璧的人吗？他也是个八路。好像刘苍璧是八路军里的名人，人人都该知道。独立团的团长是个参加过长征的老兵，开初对赵岑不是那么友好，时不时会说，当年在江西，介个鬼佬国民党如何如何。那时赵岑对国共两党的恩怨不是很了解，他就像听别人的故事，面对穆团长的控诉不置可否，说到他自己身上来了，他才不卑不亢地回一句：长官，我只是一个抗日军人。我们都是。

赵岑是押送一批军火来到八路军部队的，同时还带来了两个电台兵和一部电台。国军方面希望和八路的独立团在反击鬼子的大“扫荡”中相互配合。其实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