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上面的头衔是“滇缅汽车运输公司董事经理，李子祥”。张团长看赵广陵有些纳闷的目光，便打趣道：

“乱世嘛，人们总得有几个名字。廖营长，我现在该怎么称呼老弟呢？”

“兄弟姓赵，名广陵。”

两人都心照不宣地笑了笑。李子祥说：“广陵老弟，来帮我干吧。那边有人可以搞到盘尼西林，而我们这边，不论共军还是国军，都需要。一箱盘尼西林就值两根金条啊，这条国际公路是我们当年打下来的，该轮到分红利的时候了。”

有个老兵说：“那东西怎么运得进来？有海关，还有军队哨卡、缉私队、稽查处、宪兵……”

“你只要有一根金条，还怕什么关卡？”李子祥不屑地说，“怎么样，广陵老弟？”

赵广陵说：“谢谢李经理厚爱了，兄弟我想回家种田去。”

李子祥打着哈哈：“想做解甲归田的美梦啊？别书生气啦，共产党得了天下，我们这种跟他们杀红过眼的人，怕是连种豆南山下的机会都没有。现在这个世道，主义是虚无的，江山是飘摇的，连钞票都是贬值的，只有揣在兜里的金条，是沉甸甸的啊。”

他们俩都是刚刚从内战的火线上九死一生才捡回一条命来的人，大后方的纸醉金迷和前方的残酷荒谬，都足以让一个无论多么刚强的人崩溃十次。当国家的命运处于十字路口时，个人的命运可能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了。往左还是往右，勇敢向前还是为己退后，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赵广陵的确想过回家过诗书耕读的宁静生活，他在抗战刚刚胜利时已经回过一趟家，面对饱受日寇蹂躏过的家乡，他没有英雄还乡的荣耀，只有痛失亲人的哀伤。故乡之痛，是痛在心灵深处的那种丧魂失魄之苦痛，是失怙失恃、失去家园的安详和谐、失去童年时蜻蜓在眼前自在飞舞、蝈蝈在耳边挑逗鸣叫的哀痛。故乡满目疮痍，家人流离失所，炊烟浸透了哀伤，父亲的白发早已化作孤坟上的荒草，母亲的眼前已是一片黑暗，看不见征战归来的儿子满身的创伤。如此田园荒芜的故乡，对赵广陵这种曾经满怀抱负远走异乡的年轻人来说，归去，无以疗伤；不归，又去往何方？

那个晚上酒桌上的老兵都跟李子祥走了，只留下赵广陵一个人喝闷酒。他本来是想约这些没事干的老兵做一件可以让他们自豪的事情的，但这些穷困潦倒的家伙只要有人给他们饭吃，连杀人越货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在自豪感和金条面前，他们当然选择后者。

第二天上午，赵广陵宿醉未醒，客栈的堂倌就来拍他的门，说楼下有个太太来拜访。赵广陵慌忙起床，头发都没有梳清爽就冲到楼下。拜访者原来是他在联大读书时的同班女同学王青莲，刚回到昆明时他们曾经聚过一次，王青莲眼下在银行上班，嫁了个在政府里做事的处长，是个日子过得很悠闲的人。赵广陵有些狼狈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哎呀，我的落魄‘百夫长’，快跟我走，有比你更大的‘千夫长’来昆明了。”王青莲说。

从胶东前线回来后，赵广陵一般不愿参加同学聚会，就像一个穷人不愿轻易坐进富人的厅堂。路上赵广陵问谁来了，王青莲神秘地笑笑，说你到了就知道了，当年我们偶像级的“百夫长”哦。赵广陵说，只要不比我更落魄就好。当年联大的那些慷慨从军的学子，一到部队都封中尉军衔，因此同学们都一概以“百夫长”论之，赵广陵不知道在这内战的紧要关口，那些当初为抗日和自己一样投笔从戎的同学，命运如何。

在联大同学、现在云南师范学院当讲师的叶之聪家，赵广陵看到一个身材颀长、西装革履、俊朗挺拔的背影，先到的几个老同学对那身影起哄喊：“先别转过来，让赵广陵猜。”

“杨鲲鹏？”“林志乾？”“萧骁？”赵广陵连猜了几个从军同学的名字，都被同学们说要罚酒了，要再罚一杯了。最后那个潇洒的身影终于转过来了，一张永远张扬着诗人优雅的才华和经受了战火历练的青春的脸，笑盈盈地望着赵广陵。

“穆旦学长！”

这是赵广陵和穆旦的第二次见面。去年的9月，抗战刚刚取得胜利，在昆明阴凉的秋雨里，欢庆的鞭炮、锣鼓还在窗外鸣响，在当时中国诗坛已负盛名的现代派诗人穆旦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此诗后来在收入穆旦的诗集中时，诗题改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那是穆旦在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在兵败野人山整整三年之后，在痛饮胜利之酒后的孤独感慨中，才第一次提笔写这场尸骨遍野的大败退。这是首在数万战死、饿死、冻死在异国他乡的远征军将士目光注视下，一挥而就的洪钟大吕。当初也正是这些孤魂野鬼死亡的目光直瞪瞪地追逐着诗人穆旦，让他走出了野人山。野人山，中国远征军的伤心之地，赵广陵的情断之处。他虽然没有翻越野人山的光荣，但他的初恋恋人就埋葬在那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你写的是她吗？”赵广陵读到那惊风雨泣鬼神的诗句，泪眼婆娑地问，而穆旦却沉默不语。赵广陵说的“她”，是当年西南联大诗人群体中的女神，没有哪个联大男生不为她的美丽端庄所倾倒，没有哪个联大诗人不为她的勇气所折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花，香消玉殒在异国的野人山，用自己莲花一样洁白、桂花一样幽香的身躯，浇灌了他乡满山遍野的无名野花。人间还有比这更凄美的悲剧吗？多年以后赵广陵一直想写出这悲剧来，但是他连提笔的勇气都没有。心底里最深沉的哀痛，已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更无法用舞台形象来再现。如果有人想贸然饰演她。赵广陵会断然大喝：不，你不是她！

那天的秋雨为这首诗歌的出世挥洒了一整天的眼泪，那天的秋雨也淋湿了两个年轻的抗战老兵的离别愁绪。穆旦即将去已开赴东北的青年军207师报到，而刚刚伤愈归队的赵广陵则要随第8军去广西。“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兄弟，今后我们以诗为笺，互报平安吧。”这是穆旦的临别赠言，赵广陵手抄了一份《森林之歌》，才与穆旦挥泪作别。

历尽劫波后的同学重逢，几近于分离的骨肉再次相聚，师出同门的学子纵然没有血缘相连，但有一层永远割不断的“亚血缘”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亲情，又胜似亲情，尤其是西南联大这所在国难中重新组建的大学，三校学子自有更深一层的手足患难之情。赵广陵没有想到这一年穆旦在东北干得也风生水起，他主编的青年军207师的报纸《新报》云集了一帮西南联大的从军学子，纵然是军中报纸，但同样揭露黑暗，同情弱者，抨击时政，已经在社会各界赢得了名声。穆旦笑着说：“联大人办的报纸嘛，走到哪儿，民主的呼声就到哪儿。因为我的俄文说得好，竟然有人说我是领卢布的，还有人叫我‘穆旦诺夫’。”

有个同学说：“好嘛，你可以去找昆明的‘闻一多夫’‘李公朴斯基’认老乡了。”那时右翼的报纸经常给思想左翼的人起俄国名字，闻一多、李公朴这样的知名人士也不能幸免。

赵广陵说：“没有人说你是共产党就好。”

“我还真想见识一下谁是共产党哩。你们中有吗？” 穆旦摁灭了手上的烟，“抗战一胜利，一夜之间，好像满天下都是共产党，都是共产党的主张和学说。Absurd era(荒谬的时代)，我所供职的军队要打共产党，共产党倡导的民主自由、联合政府，又是我们追求的。”

穆旦也很同情赵广陵眼下的境遇，他说：“随我去207师办报纸吧，我们的师长罗又伦将军是个儒将呢。基本上不管我们在报纸上乱说乱写，哈哈。”

赵广陵心想，这老兄怎么如此天真啊！内战就要全面开打了，政府都不会再允许你乱说乱写，更何况军队？但面对学长，他不好多说什么，只以想回家为由婉拒。赵广陵不明白的是，去年北大外文系已经聘请穆旦去做讲师了，他父母又在北京，既能在北大教书，又可侍奉父母，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但他老兄竟然还是舍不得军旅生涯。穆旦的解释是，罗又伦将军待他不薄，都是从野人山回来的患难战友，盛情邀请之下，他当然不好推辞了。不过，作为当年在联大一起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一起泡过茶馆、一起谈论过女生、一起办过壁报、一起在低矮简陋的教室里聆听过教授们讲艾略特、奥登、兰波、叶芝、波特莱尔，还一起在日机的轰炸间歇跌跌撞撞地追逐过现代派诗歌的学弟和诗友，赵广陵又相当清楚，穆旦这样才华横溢、注定要成为中国诗坛坐标式人物的诗人，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永远是他创作的双翼。1942年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报名从军的西南联大青年教师。他说奥登都可以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我为什么不能去缅甸打日本人呢？古往今来，全世界的诗人，都有相同的浪漫精神，都渴望那种knight(骑士)生活。

一个大诗人，绝对拥有最纯真的心，纯真到了极致，他就难免天真幼稚。可是，诗人，你要经受多少失败，多少回自讨苦吃，才会写出穆旦这样的诗句：“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一年以后，赵广陵在云南的乡下得知穆旦的《新报》被查封的消息。再一年，207师在辽沈战役中战败，所幸的是，因为《新报》被查封，穆旦早已离开了207师去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救济署工作了。也是这年，赵广陵在《大公报》上读到穆旦的新作：

目前，为了坏的，向更坏争斗，

暴力，它正在兑现小小的成功，

政治说，美好的全在它脏污的手里，

跟它去吧，同志。阴谋，说谎，或者杀人。

做过了工具再来做工具，

所有受苦的人类都分别签字

制造更多的血泪，为了到达迂回的未来

对垒起“现在”：枪口，欢呼，和驾驶工具的

英雄；相信终点有爱在等待，

为爱所宽恕，于是错误又错误，

相信暴力的种子会开出和平。

逃跑的成功！一开始就在终点失败，

还要被吸进时间无数的角度，因为

面包和自由正获得我们，却不被获得！

赵广陵没有穆旦写诗的才华，但他比穆旦更能洞悉时局的混乱。他比穆旦提前知道了“暴力的种子”不会“开出和平”，只是他在多年以后才会读懂“面包和自由正获得我们，却不被获得”的深刻含义。作为动荡时代的一个普通人，他们的人生悲剧不可避免。那时的中国正挣扎在一个最充满希望又最混乱不堪的局势中，这意味着光明在梦想中，黑暗却深深地笼罩了一切。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民主中国的光明，独裁政权却把他们的名字染黑。赵广陵回到昆明后，还见到过自己从前的军中弟兄，昆明警备司令部宪兵十三团的中尉排长郑霁。当年他在赵广陵手下从勤务兵干到上士班长，九死一生回来后进了宪兵团。他没有什么文化，但聪明活络、勤奋用功，打仗也勇敢，比那些壮丁兵肯用脑子。在松山战场上，他一人拿下两个地堡，却还能活着回来。他在给赵广陵当勤务兵时就说，自己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穿军官呢子服、着高筒马靴、骑高头大马回到家乡。让邻村的张财主一家看看，他们老郑家也终于出了他这样的人物。他对赵广陵说：

“老长官，现在国家戡乱时期，那些个读书人可真比日本人还难伺候，打又打不得，杀又杀不得。你说说，是他们在给政府添乱，还是政府什么地方对不住他们？”

“他们不过是为民众争说话的权利，为国家争和平与民主。”

“说话嘛，你就好好说，干吗要骂领袖和政府呢？当年我们打日本人的时候，他们怎么不来骂？现在抗战胜利了，大家好好地服从领袖，不就把国家弄好了？偏生又冒出个共产党，唆使他们要什么民主。”

“小三子，”郑霁当赵广陵的勤务兵时，他都是这样叫他。“不一定是共产党唆使他们，而是中国需要民主与和平啊。那美国、英国、法国的民主，是共产党搞的？它们实行民主政治时，世界上还没有共产党哩。民主政治是大势所趋。”

“老长官，你是读过书的人，我说不过你。但兄弟身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有一天上峰的命令下来了，我就不管什么民主不民主了，照着名单捕人就是。”

赵广陵吃了一惊，“什么名单？谁的？”

“当然是那些乱说乱讲，跟政府过不去的人了。”郑霁在自己的老长官面前完全没有警惕性，不用赵广陵追问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份名单来，“霍司令（时任昆明警备司令部司令霍揆章。）已经去南京请示去了，上峰只要一同意，我们就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赵广陵接过名单一看，第一名是李公朴、第二个是闻一多。坊间的谣言果然不假。在一个压制人们自由表达、言论极端不自由的专制体制下，谣言常常就是预言，由不得你不信。他沉默了片刻，才神色严肃地说：“小三子，闻一多是西南联大的知名教授，我们民族的大师，也是我的先生，就像我的父亲一样。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