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4月28日，真盛意搭乘法舰埃里戈纳（Erigone）号启程，12月8日，抵达澳门。
此时正值鸦片战争紧要关头，这艘载炮46门、官兵400余名的战舰引起广东官员的注重，而英法长久不和、法舰前来“助顺”的流言，[106]更合他们“以夷制夷”的心思。尽管法国政府给予真盛意的使命有如观察使，但他不愿袖手旁观。
比真盛意更活跃的是埃里戈纳号舰长士思利（Joseph de la Serviere）。就其本国地位而言，士思利与真盛意同为上校，从日后的发展来看，士思利又要高出许多。[107]他没有把真盛意放在眼中，私下通过传教士与中国官员接上了联系。1842年1月27日，士思利驾船来到广州，据其自称，得到了邀请。
2月4日，广州城外约10里一个名叫“半塘”小村中，靖逆将军奕山、两广总督祁与士思利举行了秘密会谈。奕山等人非常希望法方能干预中英战争，并询问法王能否在中英之间调停。士思利的答复使他们大失所望：建议清朝立即向英国求和，并派一个使团前往巴黎。
作为中法关系史上第一次高级会晤的半塘会谈毫无结果，士思利亦于2月5日前往马尼拉，临行前转告奕山，有事可找尚留在澳门的真盛意。士思利的举止，颇像真盛意的上司。
真盛意于3月16日前往广州，20日与奕山等人会谈。奕山仍在打听法国人会不会干预，而真盛意却开出了清朝与英国媾和的条件。奕山全然失望了。他原本希望法舰的到来会帮帮清朝的忙，不惜放下架子两次屈尊接见“夷”人。此时反过来担心，法国会否乘机“另生事端”。[108]
士思利在马尼拉补充给养后，尾随英军，旁观了吴淞之战。英军进入长江后，其风帆动力的军舰难以航行，他曾要求英方提供轮船帮助，被拒后转向求助于苏淞太道，诡称前往“劝令英夷戢兵”，要求代雇民船，又遭到礼貌的婉拒。8月13日，士思利率20余名水手，强雇民船，溯江上驶，参加了8月29日的南京条约签字仪式。英方对这批不速之客，也未予优礼。[109]
真盛意又晚到一步。当他乘坐法舰法沃里特号（Favorite）到达吴淞口时，恰遇士思利由南京返回。士思利不愿为之带路，真盛意只得自行上驶，泊于南京附近的草鞋峡。不久，英军撤退，真盛意也回到了澳门。[110]
士思利由南京返回后，即向海军部报告，建议占领台湾岛和海南岛，并要求使用武力：
今日中国人所敬畏的是大炮，外交照会奏效太慢。
至于他与真盛意之间的激烈矛盾，则建议派一名有威望且富经验的人，来华负责。
正当士思利与真盛意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法国政府派出拉地蒙冬为广州领事。士思利得讯后，于1843年3月1日将此通报两广总督祁。不久后，他奉命前往交趾支那，临行前再次照会祁，声称拉地蒙冬是“唯一”由法王授权的使节。“唯一”一语，自然是针对真盛意。
拉地蒙冬于1843年7月1日到达澳门。在此之前，真盛意却派沙厘（Charles-Alexandre Challaye）等人前往广州交涉。据真盛意的报告，法方与清朝达成了共有14款的“通商通航条例”，有效期为10年。该条约另有一秘密条款，即法方向清朝提供武器，而运输武器的法舰船可以不受限制地驶入中国任何港口。[111]
然而，真盛意的说法，颇值得怀疑。当沙厘等人在广州与清朝官员谈判时，应真盛意的请求，清方派广州知府易长华于7月19日前往澳门。拉地蒙冬派人告诉易长华，真盛意是冒充的领事；而真盛意的部下又宣称，拉地蒙冬是真盛意的下级。易长华感到一时难辨真假，便以两广总督召其返回为由，离开澳门。钦差大臣耆英于9月5日上奏此事：
先有夷目真盛意自称领事，寓成澳门，遣其副目沙厘来省投递单禀，议及往来仪礼并输税章程（即所谓“条约”），又称此单未足为据。臣等当即委员前赴澳门，向真盛意切实查询。又有夷目拉地蒙冬以真盛意冒充领事，沙厘在省无礼，已将沙厘斥革，两次赴臣祁衙门具禀，求与臣见面。臣等因真假难辨，现在密加访查，一俟得实，即与见面定议，大约数日内亦可完结。[112]
按照耆英的说法，并未就“往来礼仪并输税章程”与真盛意达成协议。而真盛意报回国内的所谓“条约”，亦被法国政府所否决。
耆英奏折提及拉地蒙冬两次前往两广总督衙门“具禀”，是指拉地蒙冬此时已来到广州与清方交涉一事。据拉地蒙冬的报告，并未等“数日”，而是耆英上奏的第二天，9月6日，在行商潘仕成的乡间别墅受到了这位钦差大臣的接见。拉地蒙冬递交了法国总理兼外交大臣基佐（Francois Guizot）的信件，并要求法国享有与英国同等的通商权利，得到了满意的答复。9月12日，耆英、祁颁给了致基佐的照会，宣称大皇帝已恩准外国人到新辟通商口岸一体贸易，并颁给了中英条约的副本。[113]拉地蒙冬此时方被清方验明正身，靠的是新任美国领事福士的帮忙。
拉地蒙冬的说法也有可疑之处，因为中英虎门条约于10月8日才签订，9月12日又何来条约副本？耆英10月28日的奏折确认了召见拉地蒙冬之事，但未称具体召见时间。但就结果而言，法方获得了与英国同等的通商权利是没有疑问的。据耆英奏折，拉地蒙冬得了满意的答复后“欢欣鼓舞而去”。[114]
耆英完成此事后返回两江总督本任，士思利却于1844年2月驾舰再至广州。他似乎对拉地蒙冬所获并不太满意，照会祁，提议：一、中法缔结盟约；二、中国派出外交使团（甚至以旅行家身份也行）前往法国，并可用法舰送去；三、中国派青年赴法学习造船铸炮攻守之法，以将来能抗击英国。士思利的真实意图隐蔽且险恶（欲谋求中国一军港），但派人赴法学习较之美国赠书，对中国的未来更为有利。两广总督祁十分警惕，不愿生事，便委托外交“能手”黄恩彤作复。黄起草的照会果有妙文：
通商各国以礼相交，以信相保，中国自当怀柔远人，必不挑衅生隙……
中国士大夫不惯风涛，若泛海行七万里，恐不能达……
彼此交好之真心雅意，不在虚文，而在永久，正无关乎使臣往来与否也……[115]
以此婉言全盘拒绝士思利的提议。此后祁以年高多病即将去职为由，要求士思利不再与他通达书信。
士思利只是一名舰长，未得任何授权，他与中国官员的交涉早就超过其职权。真盛意只是一名观察使，据法国外交部长基佐称，“没有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或缔约的资格”。拉地蒙冬只是一名领事，基佐亦称其“绝无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任务”。[116]但是，他们来到中国之后，毫无例外地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且互相争功。这与那个时代西方殖民者的品格完全一致。许许多多未经授权便抢占利益的冒险家，最终总是得到母国的承认和赞扬。不知底细的“天朝”大员们，看到法舰进进出出（数倍频繁于该国商船），看到这批人士妄张势横（照会随便即发，又有传教士帮腔），已经产生了畏惧心理，认定法国与英、美同列西洋三强，“向来不肯因人成事”，“其意必有所为”。[117]
这真是歪打正着。士思利、真盛意、拉地蒙冬在华的私自活动，虽不为法国政府所接受，亦先后被召回，却为法国第一位全权代表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的使华铺平了道路。
同美国一样，法国政府得知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亦想从中沾光。1843年4月23日，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基佐向国王呈文，要求派遣使团前往中国。当日，国王的参政院通过国王批准基佐呈文的敕令。此后，又指派法国驻希腊公使拉萼尼为全权代表。11月16日，拉萼尼离开巴黎，由大西洋而印度洋至南中国海。1844年8月13日，他到达澳门。美国全权委员顾盛此时正心满意足地准备回国。
与顾盛使团的穷酸相形成鲜明的对照，拉萼尼麾下共有8艘军舰，其中一半是载炮50门的大舰，[118]这也大大超过了林则徐禁烟危机时期来华英舰的数量。法国人向清朝展示着孔雀的尾巴：英国并不是唯一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拉萼尼使团亦阵容强大，有参赞、随员、主事、税务官、医生、翻译等，亦有各商会指派的丝织、棉纺、毛纺、百货业的代表，甚至还有一名随行记者。法国人具有把一切事情办得堂皇气派的天才。
按照基佐1843年11月9日的训令，拉萼尼的使命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话：与清朝缔结一项与英国权利相等的通商条约。因此，拉萼尼的中国之行，本应当是暗淡无光的，耆英早已做好了签约的一切准备，只要拉萼尼不非分要求（即不超过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他第二天即可打道回府。甚至可以说，拉萼尼的东来，本身就是多余，一年前耆英召见法国领事时，不就已经宣布了“皇恩”吗？当然，基佐对此的看法不同：
我们所取得的利益没有条约或章程的保障，只是中国政府颁布一条政令或皇帝一道谕旨而取得的，而皇帝又随时可以收回成命……
他要求缔结能使中法贸易“步入新规道”的条约。[119]
我在前节已经说明，尽管今人们已认定虎门条约、望厦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天朝”中的人们尚未意识到。尤其是耆英和黄恩彤，此时正为新条约在各通商口岸确立的新制度而庆幸，自以为找到了维护民“夷”相安避免险境的途径。拉萼尼使团的强大势头使耆、黄一下子摸不到头脑。若仅为一项通商条约而来，每年仅数艘法国商船来华，利润有限，犯不着如此兴师动众。他们猜不透拉萼尼的真实意图，于是在各个方面都拉开了漫长的防线，唯有订立条约是不设防地带。
早在顾盛初至澳门，清朝已得知了法使来华的消息，并认为其目的与美国相同，即进京觐见。[120]耆英从顾盛口中得知拉萼尼的行程，推测法国将以“与中国结约共击英夷为言，借图观光上国”。[121]拉萼尼到达后，也未立即照会耆英，而是摆足架子，等待耆英屈尊前往。心焦的耆英只得派员前往“慰问”，以刺探情报，核心是北上问题。然而，澳门方面一直未传来准确消息，法使是否北上成为悬念。于是，耆英便巧施手段：针对法方照会要求9月12日在澳门会谈，复照称，由于广州有一系列重要典仪须主持，须在9月底方能成行。耆英的如意算盘是，先拖过9月，等中国海东南季风结束，北风司令，那时“番舶不能逆行而上，则相机驾驭较易为力”。[122]
耆英自以为得计的第一招，实为上了第一个当。按照基佐训令，拉萼尼并无进京任务。很可能是顾盛向拉萼尼传授了他的经验。而曾久居澳门的传教士加略利（Joseph-Marie Callery），此时任使团翻译，对此进言：
最好不要明讲你是否有进京的意图和命令；如果耆英提出这个问题，你最好尽可能回避。
如果出现僵局，你就对耆英说：“既然你不答应我这如此合乎情理的要求，我就去北京请求皇帝，皇帝肯定不会拒绝我的要求。”[123]
因此，拉萼尼等人始终在进京一事上晃现躲闪，成为要挟耆英的第一个筹码。
1844年9月29日，耆英、黄恩彤一行抵达澳门。10月1日和3日，耆英、拉萼尼互作礼节性拜访。10月5日和6日，双方进行两轮政治性会谈。
10月5日的会谈在拉萼尼的下榻处举行，拉萼尼大谈法中友谊。6日的会谈在耆英的寓所进行，耆英大谈中法友谊。在这些美丽的辞藻之下，拉萼尼提出了“善意”的建议：一、中国派使节赴巴黎，亦批准法使驻北京，两国常通消息，可以互相帮助。二、英国占据香港，对清朝造成威胁，清朝可将虎门割给法国，代为防守，以御英人，一切费用由法国自筹。三、准许法国传教士前往北京“当差”，如以前西洋人主掌天文之事。四、清朝派人前往法国学习船炮水战之法，以将来对抗英人。拉萼尼的这些提议，不见于基佐的训令。
耆英等人对拉萼尼的提议，除割让虎门外，并不陌生。以前来华的士思利、真盛意都有类似的说辞。耆英、黄恩彤也展示了外交“手段”，在中法三百年友谊史的高调下，忽以“定制不符”为由，婉而拒绝。拉萼尼的本意非在于此，对耆、黄的拒词毫不在意，反在口头上宣布，他将不再要求进京觐见。这么一来，耆英已经获得巨大“胜利”。黄恩彤在其回忆录中自豪地写道：“拉使（拉萼尼）之技穷矣。”[124]
双方的条约谈判始于10月7日。法方以参赞斐列勒（Th??e ophile de Ferrière Le Vayer）侯爵为首，清方以广东布政使黄恩彤为首。由于谈判前耆英已将虎门条约、望厦条约的副本交给法方，以资参考，条约谈判进行得异常顺利。
据拉萼尼的报告，条约主要条款都顺利获得通过，“没有出现任何争议和分岐”，仅在法王路易—腓力普的称谓上有过冲突。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