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与不平等
历史学家蒋廷黻曾经写道：
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1]
这段话相当凝练且传意。
但是，我们若从细部去观察就会发现：尽管鸦片战争前清朝在国家关系上矮化西方列强，但对经济贸易的种种限制，恐怕不能以“不平等”一语而完全概括之，至于猖獗的鸦片走私贸易，又当别作它论；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逼勒的一系列条约，包含众多不平等条款，而在国家关系上又毫无例外地追求与清朝“平等外交”。
进一步地研究又使我吃惊地发现：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平等或不平等，都是以18世纪在欧美产生至20世纪在世界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尺度；而生活在“天朝”中的人们，自有一套迥然相别的价值标准，另有一种平等观念。他们对今天看来为“平等”的条款往往愤愤不平，而对今天看来为“不平等”的待遇却浑然不觉，因而在外交上举措大谬。
在19世纪急剧缩小的世界中，“天朝”本是一个特殊的“世界”。
一 中英南京条约及其引起的忧虑
作为鸦片战争结束标志的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江面上签字的中英和约，被后人名之为“南京条约”。它共有十三款，[2]无疑是一项苛刻的不平等条约。
若从具体条款来看，南京条约之所以为不平等，主要是三项内容：一、割地（第三款）；二、赔款（第四、六、七、十二款及第五款后半部分）；三、赦免“汉奸”（第九款）。而第一款宣布和平，第十三款规定批准程式，并不涉及平等或不平等；第八款释放英囚也合乎当时和现在通行的国际法惯例；至于条约第十一款平等国交，反是这项不平等条约中的平等条款。
除去以上今天比较容易判别的条款外，该条约还有三项规定：一、五口通商（第二款）；二、废除行商（第五款前半部分）；三、新定税则（第十款）。这些关于经济贸易的条款，很难简单地以平等或不平等来界定。
从今天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而言，一个国家选择何种方式进行对外贸易，本是主权范围之内的事。就此而言，英方强加中国的这些规定，无疑是强权的表现。
从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一口通商、行商制度束缚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不利于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向市场交换的工商经济；广州的关税由吏员和行商操纵，使每一次关税交纳都成为讨价还价的灰色交易，外商受害，国家无利。这些难道还应当继续保留？
因此，从理论上讲，最佳方案是清政府自身改革，作好内部准备后主动开放，并在具体做法上与国际接轨。但在历史现实中，这种可能性等于零。
后来的历史说明，西方的大潮冲击了中国的旧有模式，民众的生产和生活（主要在沿海地区）为之大受损害，在此哀曲中又萌生出中国前所未有的种种社会经济现象。五口通商、废除行商、新定税则，作为英国此战的主要目的，反映出其欲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体系的企图，使伦敦、曼彻斯特和孟买的老板们大发利市，致使中国在毫无准备和防备的情况下仓促开放。这对中国有不利的一面，但在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摆脱循环的新途径。从短期上讲，负面作用大于正面效应，而从长期来看，负面作用在不断退隐，正面效应在逐渐生长。至本世纪，正面效应超过了负面作用。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中国的开放若不是在上世纪中叶而是更晚，中国的现状又会怎样？
历史学家应当具备远距离的思辨力。
然而，以上认识只是今人的一种分析，与当时人的思想是不搭界的。
前一章提到的张喜，在其对条约谈判的详尽记录《抚夷日记》中，除对赔款的杀价外，另外只记了一条清方的抗辩：“黄（恩彤）、咸（龄）两大人出城，与夷人会议，不许夷人携带家眷。”[3]这可能是张喜知识有限，不能理解条约内容的意义。而时任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看到条约的反应，不得不让人深思：
阅江南钞寄合同（指条约），令人气短，我朝金瓯无缺，忽有此磋跌，至夷妇与大皇帝并书，且约中如赎城、给烟价、官员平行、汉奸免罪，公然大书特书，千秋万世何以善后……[4]（重点为引者所标）
李星沅当时是主和的官员。他没有对条约内容直接评价，只是“大书特书”使之耻辱，大约这些事是可以私下做而不能公开说的吧。他最看不惯的，是“夷妇与大皇帝并书”，作为一名饱学经史的儒吏，本能地感到无法向历史交账。在战争紧要关头以病求退，归田后又著述甚丰的前江苏巡抚梁章钜，此时尚在归途，得到消息后，致信福建巡抚刘鸿翱，对福建须开放两处口岸愤愤不平：
江南（指江苏）、浙江、广东，每省只准设一马头，而福建一省独必添一马头以媚之，此又何说以处之。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宁波、福建之厦门、广东之澳门，本为番舶交易之区，而福州则开国以来并无此举。[5]
梁氏为福建长乐人，恰恰位于福州出海的闽江口端，福州的开放使之恐惧。
相比之下，浙江巡抚刘韵珂对条约的感受显然“深刻”得多，他给南京的耆英、伊里布、牛鉴写了一封长信，一口气提出十个问题：
一、对英条约签订后，其他国家望而效尤，清朝又不知底细，该怎么办？
二、英国已在广东“就抚”过，并给过银两（指义律—奕山停战协定），此次若其国王认为郭士立（清方一直将此人视为主谋之一）、璞鼎查办理不善，别生枝节，该怎么办？
三、英国屡言北上天津，此次未将天津列为口岸，如何“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可免事后之愧”？
四、各通商口岸皆有章程输税纳课，今后若英国阻勒商船，清政府管不管？若清政府采取措施，岂不又引起衅端？
五、今后若有民、“夷”争讼事件，英方拒不交凶，如前林维喜案，又该如何“戢夷暴而平民心”？
六、各省战后重修海防工事，英方若对此猜疑而阻挠，该怎么办？
七、赦免“汉奸”之后，若有匪徒投靠英方而扰害民众，英方又予以庇护，该怎么办？
八、若英人潜入非通商口岸地区而引起民众抗拒，英方必归罪于清方，“起兵问罪”，该怎么办？
九、英人在舟山“建造夷楼”，“大有据邑之意”，若各通商口岸均如此，致使“转盼之间，即非我有”，该怎么办？
十、中国之凋敝在于漏银，新开口岸后漏银更易，清方若禁银出口又会挑起衅端，该怎么办？
这是一篇新的“十可虑”，是对战后中外关系的深层次的思考。本无国际知识的刘韵珂，所提出的问题以今日之眼光观之十分可笑，不若前一篇“十可虑”分析清朝内部问题那般实在，但却真实地道出一名负责任的官员对未来中外格局，尤其是通商口岸地方官员如何处理“夷务”、解决民“夷”纠纷的忧虑。
刘韵珂的这封信，没有直接评价南京条约（这也是他一贯的办事风格），但用提问题的方法曲折地表达了他对条约的看法：这份条约太简略了，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缺乏具有长远眼光的明确规定，因而在操作上有其任意性，稍微处置不当就有可能引起衅端。这次战争已使他打怕了，最惧再起兵刃。他在信中说：
抚局既定，后患颇多。伏念计出万全，定必预防流弊。
逆夷反复与否，姑不具论，即善后事宜而论，已有儳然不可终日之势。[6]
至于如何防止这些“流弊”，他没有具体说明。我不知他是没有对策，还是有办法不说，只是将问题原原本本地交还给耆英、伊里布和牛鉴。
由此，我们不仅要问，刘韵珂写这封信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仅仅是对耆、伊、牛订立的条约表示不满？抑或让三大宪作补救？三宪均为主持谈判的官员，刘氏是暗示他们继续与英方交涉？从而对他提出的十个问题作更具体的规定？
这可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在中国的历史上，南京条约毕竟是亘古未有之事，各色人等议论纷纷当在情理之中，况且在专制社会中，臣子们的意见往往无足轻重，真正有效用的是圣旨。
道光帝因一份伪造的告示而最后决计主和，江宁将军转呈的常镇道禀帖，使之知晓英方的条件，遂下旨：一、烟价在广州已付，军费和商欠不准赔；二、平行礼可以通融；三、香港“暂行赏借”（不是割让），闽、浙沿海暂准通商，但不许长久居住。这是他对未来和约的最初设想。
1842年8月18日，道光帝收到耆英的奏折，更清晰地了解到英方的要求，[7]作了一些让步：一、厦门、宁波、上海准其贸易，但再次强调“不准久住据为巢穴”；二、福州不准开放，不得已可改为泉州；三、香港仍坚持“赏借”；四、对于赔款不再反对，只是询问款项如何筹措。[8]该谕旨8月24日送至耆英处。
8月22日，道光帝收到耆英报来的“酌办各条”清单，[9]下旨曰：一、行商制度“毋庸更改”；二、商欠由官府“查明追还”（而不是赔偿）；三、英船关税由副领事赴海关交纳而不经手行商一事，再行妥议具奏；四、香港问题在谕旨中没有提及，大约已同意由“赏借”改为“让与”，五口通商问题仍坚持原议。值得注意的是，谕旨又提到另外三项内容：一、“沿海之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南、山东、直隶、奉天各省地面”（当指非口岸地区）“不准夷船驶入”；二、战后各省修复海防工事，“系为缉洋盗起见，并非为防御该夷而设，不必妄生疑虑”；三、其他各省因不明订立和约而对英舰实施攻击，“不得借为（开战）口实”。[10]此谕旨8月27日到达耆英处。
9月1日，道光帝收到耆英的奏折，全面让步，“各条均照所议办理”，但又下旨曰：
此外一切紧要事件必应筹及者，均著责成该大臣等一一分晰妥议，不厌反复详明，务须永绝后患。该大臣既知善后难于措手，他国之不免生心，即应思前顾后，预为筹画，于勉从下策之中力求弭患未然之计。倘稍留罅隙，日后有所借口，以致别生枝节，办理掣肘。[11]
道光帝这段话的意思不很明确，似乎是命令耆英等人在条约完成后，继续与英方商议“一切紧要事件”。他没有说明“一切紧要事件”的具体内容，但似乎认为条约还不能“永绝后患”。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与刘韵珂在思想上有着惊人的一致。该谕旨9月7日到达耆英处。
9月6日，道光帝收到耆英呈递的条约，注意力已从条约本身转向条约之外，下旨：一、关于“商欠”，今后英商与华民交易，一切欠款自行清理，清朝对此不再负责；二、关于赦免汉奸，“倘该民等别经犯罪，我国应当照例办理，与该国无涉”；三、关于关税，“各海关本有一定则例”，即使中国商人运送英国货物往内地，“经过关口自有纳税定例”（道光帝似未看懂条约第十款的规定，谕旨的文字和语气似乎否定这条款存在的必要性）；四、“所称银两未清以前，定海之舟山海岛，厦门之古（鼓）浪屿小岛，均准暂住数船，俟各口开关后即著退出（道光帝似乎要求英方退还舟山、鼓浪屿的期限，由五口开放、赔款交清两项条件改为五口开放一项条件）。这一次的谕旨，道光帝讲得明明白白：
以上各节，著耆英等向该夷反复开导，不厌详细，应添注约内者，必须明白简当，力杜后患，万不可将就目前，草率了事。[12]（重点为引者所标）
也就是说，在条约签订之后，道光帝依旧命令耆英就有关事项继续向英方交涉。该谕旨于9月13日到达耆英处。
从以上一系列的谕旨中，我们可以看清道光帝对南京条约的态度。这份条约的内容与他原先的设想差之霄壤，可六朝故都的南京已成了风前之烛，不得不予以批准。但是，他心有不甘，于是命令耆英等人继续交涉，挽回一些“天朝”的利益。灾祸由此萌生。毫无国际知识的道光帝并不知道国家利益之所在！他所要求交涉的内容或为不得要领，或为不着边际。
尽管条约已经签订，已获御笔批准，但道光帝却别出心裁地想出一个新办法——在条约上“添注”。
位于今日南京市中心长江路上的两江总督衙署，是一处很大的院落。它后来成为太平天国的天王府、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府和国民党政权的国民政府，地位显赫异常。直至今日，仍是江苏省的政治决策中心。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决策由此产生，多少政令由此发出。
而在1842年夏秋之际，两江总督衙署亦充当了历史的见证人。下榻于此的钦差大臣、广州将军耆英，四品卿衔乍浦副都统伊里布和这里的主人两江总督牛鉴，正在恐惧和忧虑之中商议对英和约事宜。
尽管伊里布的家人张喜认为“伊中堂”是决策的主谋，牛鉴的助手江宁布政使黄恩彤感到“牛制军”是和议的中坚，但真正的权柄仅操之耆英的手中。他是唯一的钦差大臣。
耆英为宗室，即努尔哈赤之后裔。其父禄康做过东阁大学士、户部尚书、步军统领等职。显赫的家世背景，使之仕途坦荡。自1806年以荫生授宗人府额外主事后，一直在京官上迁转，先后担任过50多种职务。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他做过兵部侍郎、署理藩院尚书、礼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