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各勇定钱、盘费、器械等费用每名1500文，各勇应允。1842年2月8日，鄂云率该勇由后山泊起程，2月11日到达曹娥。出发时仅给该勇每名500文，2月12日始给口粮钱300文。3月7日，鄂云拨勇50名，埋伏在镇海城外；拨勇150名，交四川府经历濮诒孙管带，驻宁波西乡的邵家渡；拨勇50名，为泗州知州张应云的护卫，驻慈谿骆驼桥；自留勇50名，为其护卫，驻慈谿东门外的清道观；剩下200名，命头目黄得胜管带，参加3月10日攻打宁波西门的战斗。浙东反攻失败后，各勇纷纷逃散，至4月1日，奉命全部撤散。
由此看来，鄂云的手段十分清楚了。我们假定这500名后山泊勇全数足额，假定鄂云能够毫不克扣地如期如数发给口粮钱，假定该勇在浙东反攻失利后无一逃亡（这些在当时都会是奇迹）；那么，鄂云实际支出的定钱、口粮钱总计为7450千文。以此数对照他在曹江、绍兴两粮台支领的银钱数，以当时的平价1600文兑银1两为率，鄂云通过多报日期，谎报留勇，中饱军费银共计5631两！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还不知道鄂云在同安船、勇上施展了什么手段，但是可以肯定，他只会向里扒银子而不会向外掏银子。
然而，事情还并未结束。鄂云通过雇勇宣称捐钱12000千文。按照1841年11月由户、吏两部奏定的《海疆捐输议叙章程》：[186]平民捐银1.2万两，给予道员职衔；候补、候选官员可将本身职衔按捐例减半，再核其捐数议叙；捐额溢出部分按500两加一级纪录；候选直隶州知州捐银8000两，议予本班尽先补用……等等规定，又按照捐纳时钱1千文按银1两计算的惯例，鄂云凭其12000千文的捐献，若要官衔，可获“道员衔加四级纪录”，若要官职，完全符合“本班尽先选用”。由此可见，鄂云非但发了财，而且可以升官或得到实缺！
鸦片战争对清王朝说来是一场空前的灾难，但对鄂云说来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越是如同鄂云这类人，调子唱得比谁都高，话说得比谁都好听。
鄂云是一个小人物，他靠着一名七品笔帖式的堂弟，便可如此贪赃枉法。我们虽不能由鄂云一事例来推断清王朝官员中人人如此，但在当时，利用雇勇做手脚发国难财又似乎不是秘密。许多私家记载对此留下了记载。[187]又按照清朝当时办事规则，制造军器、修筑工事、调防兵弁等等，凡是涉及到银钱之项，无不可从中侵蚀。
而鄂云被揭露，又纯属偶然。御史吕贤基只是据听闻举报，道光帝命江苏、浙江官员清查。恰浙江巡抚刘韵珂与扬威将军奕经有隙，[188]于是，便乘此机会，穷追究诘，如实上奏。若刘、奕和洽，以当时官官相护的陋习，很可能出现“查无实据”的结局。道光帝收到刘韵珂的奏折后，命两江总督再查，我因没有找到相应的材料，不知鄂云后来究竟如何发落。
奕经在浙东反攻时主要使用的力量是雇勇。从鄂云所雇后山泊勇500名这一实例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些雇勇既未进行严格的训练，也无合乎近代战争原则的编制；充勇者本人又似仅仅为定钱、口粮钱而来，到军营后仅20余天便送上战场。这样的雇勇又怎么会有战斗力？又怎么会不临阵脱逃？反过来又可设想，他们若不逃跑，又岂不白白送死？如此作牺牲对国家、民族一无所益，而对他们本人及家人却是无法挽回无以承受的厄难。就此而论，鄂云等人驱策毫无训练的雇勇上前线又何异于杀人？
当我抄完吕贤基、刘韵珂两份奏折后，坐在档案馆宽敞的阅档室里，怔怔地望着这两份文件。我揣度着鄂云和那些不知姓名的雇勇的心思，思索着吏治与国运的关系，种种联想不可遏制，连绵而至。天黑了，灯亮了，人们纷纷离去。我才发现已坐了很久，很久，也想了许多，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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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orge Beer Endacott,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Singapore: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62, pp. 13-14.
[2]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51页。
[3]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476.
[4]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45—751页。
[5]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524.
[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29—130页。
[7] 璞鼎查致巴麦尊，1841年8月14日；麻恭致璞鼎查，1841年8月14日。转见于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璞鼎查就职到南京条约的缔结》（〔日〕《近代中国》第14卷 ，中译本由李少军先生提供）麻恭在与余保纯的会谈中，曾特别指出：要将璞鼎查的使命尽快报告中国宰相，璞鼎查不与任何未获中国皇帝授予全权的代表会谈，并就英军的北征意图作了说明。
[8]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31页。
[9] 此时参赞大臣杨芳因病获准回湖南本任调理，参赞大臣隆文因病亡故，广东方面仅剩此四位大吏。
[1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16页。
[11] 从另一方面来看，奕山对福建、浙江官员还是透露一些实情的。1841年8月30日福建巡抚刘鸿翱收到奕山的咨会：英国新到领事璞鼎查送来“夷”书两件：一为义律革职回国，璞鼎查接任领事；一为“要善定章程，照去年七月在天津呈诉各条办理。如广东不能承当，即分船北上，再求宰相商议等语，并有七月初一、二日（8月17日、18日）即行启碇之信”。刘鸿翱收到此咨会时，厦门已经失守，结果由他上奏请旨沿海各地严防。9月3日，裕谦也收到了奕山于8月16日发出的咨会，内容相同（《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33—34、44页）。
[1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17页。
[1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49页。
[14] 《清史列传》第12册 ，第3767页。
[15] 颜伯焘折，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清史列传》称道光帝命其毋庸进京请训，误。
[1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18页。
[1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213页。
[1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137页。此时福建巡抚吴文镕已调任湖北巡抚，由云南布政使迁福建巡抚的刘鸿翱尚未到任。
[19] 详见第一章 第二节。
[20] 1840年7月的厦门之战，见第三章 第一节。1840年8月的第二次厦门之战，是封锁厦门的英舰鳄鱼号和一运输船与厦门守军发生的武装冲突，可参见拙文《鸦片战争时期厦门之战研究》，《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21] 周凯：《厦门志》卷3“兵制”、卷4“防海”，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关于这些炮台的火炮数量，我尚未查到有关资料，但据祁寯藻等人的奏折：闽省“旧设炮台，大者不过周围十余丈，安炮不过四位六位，重不过千斤”（《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291页）。由此可大致推测其规模。又据英军翻译罗伯聃的报告，1840年7月第一次厦门之战时，厦门岛南岸炮台，即“大炮台”，“可安炮5门，但此时1门炮也未安设”（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 223）。这也验证了祁寯藻的说法。
[22] 炮墩是用麻袋装填沙土堆积而成的临时性的炮兵阵地。福建的炮墩规制为，高由沙袋五层至十余层不等，厚则最少为沙袋五层，周长10余丈至100余丈不等（见祁寯藻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295页；邓廷桢函，《丛刊·鸦片战争》第2册，第578页）。
[2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448—449页。
[2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79—880页。
[25] 这名军事工程师评论道：“虽有两艘载炮各74门的战舰对该炮台发射了足足两小时的炮弹，但毫无结果，并未使对方1门火炮失去效用。我们的士兵进了炮台之后，发现在炮台内打死的士兵很少。”（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pp. 174-175）
[26]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258页。
[2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80页。又据英方记载，鼓浪屿共设火炮76位，屿仔尾共设火炮41位，那么，厦门岛南岸共有火炮162位，除去石壁的火炮100位，在石壁以东以西各炮台共有火炮62位。又据颜伯焘奏，厦门岛南岸、鼓浪屿、屿仔尾共有守军2799人。但从后来的总兵力来看，在交战时，此数仍有增加。
[2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80—981页。
[2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1153页。
[30] 若从全国的范围来评估，那么，厦门地区的火炮数仅次于虎门，为全国第二，兵弁数（不包括雇勇）仅次于后来的吴淞、宝山地区，为全国第二，至于其炮台工事之坚固，无疑为全国第一。
[3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49—350页。此次道光帝谕旨中“作正开销”，是他第一次批准鸦片战争的军费可由清朝财政中支出。
[3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525—526页。尽管道光帝在谕旨中称：（着吴文镕）“所需支发钱粮，著斟酌筹划，裁汰浮糜，其应用款项，随时奏闻……”但吴文镕一见旨意如此，又何敢再提请款之事，只能一拖再拖。
[3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761—762页。
[34] 按照清代的会计方法，动用各府银两须归还。因此，邓廷桢先前动用漳、泉府银1.5万，吴文镕所动用的6万两，均应从已请到款项中扣除归还，实际军费仍是50万两。
[3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350页。
[3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51—452页。
[3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81—486页。
[3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20—28页。
[3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501页。
[4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39页。道光帝后仍予以批准。
[41]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5页。张集馨还称，颜伯焘在漳州一连四日不走，地方官送其属员程敬五十两，才离开。此次颜伯焘过境，地方官用去1万多两银子，结果诡名在雇勇项目中报销。鸦片战争的军费竟有派作如此用处者。
[4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555页。又，随奏附呈的8个附件未收。但王庭兰致曾望颜函，可见于《中西纪事》，“广东人民誓词”，后奉旨调查的梁章钜亦有上闻，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4—7页，估计内容相同。
[4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579、588页。道光帝两次谕令颜伯焘酌撤防兵：第一次是收到奕山“广东夷务大定”的假报告；第二次是据颜伯焘的沿海守军换防的奏折，要其“仍遵前旨”。颜伯焘的收到日期据其奏折，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29页。
[4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18页。但是，颜伯焘此时亦裁撤了一些对作战效用不大的雇勇，水师提督窦振彪也以为暂时无事，率师船出洋巡缉海盗（同上书，第30页）。
[4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81页。
[46]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524.
[47]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32页。
[48] 当时的厦门城与今天的概念不同，它是一个直径两华里的圆型小城，内驻水师提督衙门，位于厦门岛的西南部。当时厦门的繁华市面，在岛的西南角，俗称“十三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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