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最初不加意裁抑，后谤议骤起，只得移营百余里，于1842年1月21日进至浙江嘉兴。

　　没过几天，奕经所等待的川陕劲旅终于有了消息，至2月13日，除陕甘兵250人、四川兵300人外，其余皆至浙江。这批从4000里之外风尘仆仆星夜兼程赶来的生力军，军纪无存，以至在近百年后仍在民间留下了“沿途掳丁壮，掠板扉，以四民抬一兵，卧而入城”的口碑。[162]而至此时，奕经已没有理由观望不前，于2月10日（夏历大年初一）赶至杭州，稍作布置后，于2月27日赶往前线曹娥江一带。此时距其出京之日，共计131天。

　　从理论上说，浙江清军原设额兵3万余名，外省援兵1万余名，又有外省、本省雇勇9万余名，[163]兵力不为不厚。但我在第一章 中已经说明，本省额兵难以抽调；而可以抽调的数千兵丁又在定海、镇海两战中溃败；此时，浙江原设清军只能各保地方，无兵可调。本省雇勇大多不离家乡，能应征调者极少。因此，就实际而言，浙江此时可机动作战的清军，只是在镇海之战后开抵的外省援军1.2万人，以及由奕经等人雇佣的河南、山东、江苏及本省壮勇，据称有2万人。[164]

　　可是，这3万多名兵勇，并不能全数用于进攻。

　　让我们看看具体情况：湖北援军2000名，其中1000名驻守杭州，1000名驻守海宁；江西援军2000名，其中1000名在余姚兵败，此时被派往曹娥江以北的沥海等处，另1000名奕经认为不够精壮，命其护卫粮台；安徽援军1000名，其中600名驻守杭州；陕甘援军2000名，其中800名驻守乍浦；山西、陕西、甘肃抬枪抬炮兵1000名，其中200名驻守杭州。如此七扣八扣，外省援军只剩下6000名，而壮勇中亦有防守各处者。[165]

　　然而，剩下的兵勇，仍不能全数用于进攻。

　　扬威将军奕经自杭州前往曹娥江一带后，在曹娥江以西的上虞县东关镇扎下大营，自将河南援军1000名、山西等处抬枪抬炮兵200名。此处距英军占领的宁波约70余公里，奕经自称在此前路（宁波、镇海）后路（杭州）都可照应。参赞大臣文蔚在慈谿县西北的长溪岭扎下大营，率领江宁旗兵800名、四川援军400名、山西等处抬枪抬炮兵400名，安徽援军400名，共计2000名，此处距镇海约40公里，据称是进攻镇海、宁波兵勇的后路策应。[166]

　　这样，尽管道光帝从各省调集1.2万人的大军，实际上真正用于进攻的只有四川兵1600名（后用于攻击宁波）、陕甘兵1200名（后用于攻击镇海），此外只有那些数量、素质都靠不住的雇勇和余丁。而奕经为了震慑英军，对外“号称精兵十二三万”！[167]

　　如此怪诞的布兵方式，奕经又是出于何种设计？

　　就分兵把守乍浦、海宁、杭州等处而言，比较容易理解。假如奕经对宁波、镇海、定海等处攻击得手，英军溃退海上，若乘虚攻击乍浦等地，清军岂非顾此失彼？更何况当时盛传英军将侵入杭州湾，由海宁直取省城，使浙江巡抚刘韵珂惶惶不可终日。

　　可是，奕经又为何将剩下的6000清军的一半以上，在长溪岭、东关镇扎以大营呢？后来的结果，使我终于明白，奕经为的是保命。东关镇大营1200人仅仅用于自卫，长溪岭大营2000人则成了一块盾牌。一旦清军浙东反攻失利，英军发起攻势，正可利用长溪岭清军的抵抗，为他赢得逃跑的时间！

　　与布阵相比，奕经在进攻时间的选择上，就不仅仅是荒谬了。

　　先是1842年1月25日，奕经与参赞大臣文蔚在浙江嘉兴同时梦见英军悉弃陆登舟，联帆出海，宁波等三城“已绝夷迹”，后派人察明果有运械归船之事，以为“佳兆昭著”。[168]又2月10日，奕经至杭州，往据称最为灵验的西湖关帝庙占签，中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平安”一句，三天后，四川援军大金川土兵开到，兵弁皆带虎皮帽，更以为“收功当在此”。[169]于是，他选定“四寅佳期”（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更，即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时，1842年3月10日凌晨3至5时）为进攻时间，又以寅年（虎年）出生的贵州安义镇总兵段永福为进攻宁波的主将，[170]来他个“五虎制敌”！[171]

　　在迷信指导下的战事，其结果可想而知，但反射出来的是前科学时代人们的心态，吉利数码、神签灵验、托梦言事，至今仍有其相当的魅力，而在当时实有主宰人们意志的威力。

　　很可能是在这种迷信的力量的支持下，1842年3月6日，奕经上了一道长达4000余字的奏折，详述其反攻浙江三城的计划，并随奏附呈了明攻暗袭兵勇的清单和作战地图。在这份奏折中，我们已全然不见他先前的那份心虚，而漾溢着胸有成竹的强劲自信。[172]又据贝青乔的透露，奕经在战前还为幕僚们举行撰写“露布”的大赛，共得30多篇，他亲自分别名次，“首推举人缪吉榖，详叙战功，有声有色，次同知何士祁，洋洋钜篇，典丽矞皇……”[173]看来，他为此战的报捷而专门进行了一场文字的“演习”。

　　道光帝看到奕经的计划后，深为其感染，朱批：

　　嘉卿等布置妥密，仰仗天祖默佑，必能成此大功。朕引领东南，敬待捷音，立颁懋赏。[174]

　　诸如此类的朱批，又见于先前杨芳、奕山、颜伯焘、裕谦等人的奏折，道光帝为“捷音”等得太久了。

　　1842年3月10日凌晨，清军积四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在浙东发动了鸦片战争中唯一的收复失地的反攻。

　　按照奕经的计划，清军同时向宁波、镇海、定海进攻：对宁波，由总兵段永福率四川兵900名、余丁300名、河北壮勇400名，共计1600名，担任主攻，另有四川兵600兵、余丁200名担任辅攻，以余姚东南的大隐山为前进基地，与先期潜入宁波城内的雇勇17队，内外配合，占领该城；对镇海，由三等侍卫容照、副将朱贵等率陕甘兵800名、余丁100名、河南壮勇500名，共计1400名，担任主攻，另有陕甘兵500余名担任辅攻，以慈谿西北的长溪岭为前进基地，与先期潜入镇海城内的雇勇11队，内外配合，克复该城；在镇海与宁波之间的梅墟，派勇3900名，对企图在两城之间逃跑接应的英军“中途截杀”；对定海，派战死镇海的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之子郑鼎臣，率崇明、川沙、定海等处水勇5000名，由乍浦进据岱山，准备对定海所泊英舰船发动火攻。从这个计划可以看出，为弥补兵力之不足，奕经大量使用雇勇。[175]

　　然而，这一历经四个多月准备的反攻，不到四小时便全部瓦解。

　　3月10日凌晨零时30分，停泊在宁波城外的英舰哥伦拜恩号，突遭两下炮击，而此后又毫无动静。[176]至3时，清方施放四只燃烧着的火船，冲向英轮船西索斯梯斯号，被英方小艇导至岸边。与此同时，清军兵勇一面以手持小型火器向宁波城外的英舰船开火，但未奏效；一面进攻宁波城的南门和西门。负责进攻该城的四川兵（其中一部分为藏族土兵）极其勇猛，在内应的配合下一度攻入城内。英军急忙调集火炮对之轰击，而城内狭窄的街道使清军无处疏散，无处避藏，惨遭屠杀。至天亮，清军见大势已去，便仓猝退出城外。

　　同在凌晨3时，清方在镇海施放了十只火船，企图焚烧港内英军舰船，但被英军小艇拖至河岸。与此同时，清军兵勇施放小型手持火器，进扑镇海西门。驻守该处的英军1个连，打开城门，主动出城迎战，城内英军数连亦出城增援。由于担任主攻的清军朱贵部因黑夜迷途而未至，结果相战不支而败退。

　　值得注意的是，清军在进攻宁、镇两城时皆未使用火炮，[177]交战时火力迥殊，未能予敌以杀伤。据英方记载，宁波之战时，英军仅阵亡一人，受伤数人，而镇海之战没有伤亡。[178]

　　天亮之后，英军轮船皇后号、西索斯梯斯号及战船附属的小船，沿宁波西南、西北方向的河流搜索前进，共击毁了37只火船。

　　至于驻在岱山准备进攻定海的清方水勇，早在3月8日便被英轮船复仇神号和一些小船驱散，未能发动进攻。尽管郑鼎臣后于4月14日率该水勇在定海有着毫无战果的一搏，且被奕经粉饰为一大胜仗。[179]

　　此时正在舟山的英海、陆军司令，闻讯赶至宁波，英军由防御转入进攻。

　　3月13日，英陆军司令郭富听闻驻在余姚的清军余步云部将进攻宁波，便率兵600名，在轮船西索斯梯斯号的支援下，向奉化进军。但英军仅前进了约10公里，便发现余步云部在前一天晚上便已溃逃。

　　3月15日，英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得悉慈谿是清军发动进攻的前进基地，便率领海、陆军士兵1203人，搭乘轮船皇后号、复仇神号、弗莱吉森号及一些小船，于上午8时向慈谿进军。[180]当日中午，英军抵达，随即占领县城，并向城外大宝山清军营地进攻。由镇海退回的清军朱贵等部与之交战失利，朱贵战死。相对清军的伤亡，英军仅付出弱小代价。[181]

　　此时在慈谿西北约20华里的长溪岭驻守的参赞大臣文蔚，闻知慈谿县城及大宝山的战事，并不率部前往增援，反于当日率部逃跑。3月16日，英军进至长溪岭，焚烧了文蔚留下的空荡的军营。3月17日，英军退回宁波。[182]

　　远在曹娥江以西东关镇扎营的奕经，闻前方军报，惊魂动魄，亟思逃跑。幕僚臧纡青竭力劝阻，方坚持一夜。3月16日晚，文蔚逃至东关镇，他得知战况，命文蔚退守绍兴，而其本人率部连夜西奔，渡过钱塘江，一直退至杭州。[183]而他后来向道光帝陈述的理由是，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检查钱塘江北岸的海宁尖山一带的防务！[184]

　　对于如此败仗，对于如此败将，我真不知应该作何评论！

　　在我研究鸦片战争史的时候，使我最最感到困难的是清方史料，这不是因为清方史料不够充分（现有史料已汗牛充栋，且又有大量档案），也不是清方史料中充满不实之处（可用各种史料互相参核，更可用英方资料验证），而是几乎所有的史料都将注意力集中于上层活动（尽管许多史料作者并不知情），而对他们身边发生的下层活动记述过略过简。

　　正因为如此，我经常自问，仅仅凭着上层的活动就能写出真实的历史？

　　可有一天，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查阅资料时，御史吕贤基、浙江巡抚刘韵珂的两件奏折使我兴奋。我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抄录这两份共达4000余字的文件。它向我们讲述了一位名叫鄂云的官员的故事。[185]

　　鄂云，原名联璧。他的出身和经历，我们知之不多，仅知其曾为刑部司官，1837年由南京移寓杭州，鸦片战争时为候选直隶州知州。

　　1841年初，鄂云前往镇海，要求投效。钦差大臣裕谦知其不谨，恐其逗留而招摇生事，便薄给所予，饬令他往。时在镇海的浙江巡抚刘韵珂，念其昔日曾为刑部同事，且景况穷苦，也给了盘费银30两。鄂云离开镇海后，不知其踪。

　　1841年底，扬威将军奕经南下，驻扎苏州。鄂云又前往投效。奕经的随员、步军统领署七品笔帖式联芳，为其堂弟。靠着联芳的引见，鄂云又自称能勾引汉奸，作为内应，奕经派其办事，多次往来江、浙之间，曾往杭州面见刘韵珂，大谈他与联芳的关系，并称其与奕经也有亲戚关系。刘韵珂见其不规，多加提防。

　　鄂云自由奕经派差后，便移眷属于绍兴。御史吕贤基称其“诓骗欺朦，无弊不作”；浙江巡抚刘韵珂称浙江官员知其本性，只因其为奕经所派官员，“不得不照例应付”。前者当为道听途说，证据不足；后者又明显有保全浙江地方官员之意。但是，鄂云在浙东反击战中的劣迹，终于揭露出来。

　　据鄂云自称：他因奉奕经的命令，在慈谿县后山泊地方招雇乡勇500名，头目5名，从1842年1月9日至4月19日，共支给口粮、器械、船价等共计16956千文，又雇梁勇53名，从2月12日至4月19日，支给口粮1098.8千文；后奕经下令裁勇，他经过奕经的批准，雇募福建同安船17艘，水勇等348名，从4月19日至10月3日，船价口粮共计银12000余两。以上共计银12000余两，钱18054.8千文。

　　据各粮台查账：鄂云以后山泊雇勇500名为名，在曹江粮台支钱2860千文、银4585两；以续雇其中出力各勇113名为名，在绍兴粮台支银4374两。以上共计银9124两，钱2860千文。

　　以收入和支出的两账相对照，鄂云除收到银钱外，另支出银2876两，钱15194.8千文。这一笔银钱，鄂云自称除劝捐外，自捐钱12000千文，“禀请奖励”！

　　以生活穷苦的候选官员，一下子捐钱如此之多，又从何而来，显然是大有疑问的。

　　据刘韵珂的调查：自宁波失守后，慈谿县后山泊地方乡绅招雇乡勇，保卫村庄。鄂云前往，宣称调赴曹江，随营听用，并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