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山是康熙帝第十四子允的四世孙。在康熙朝的立储纷争中，身为抚远大将军的允，本是最有力的皇位竞争者。雍正帝在迷雾中继位后，长期监禁允。允之子，奕山的曾祖父弘春，亦为此而受迫害。

　　经雍、乾、嘉三朝之后，百年前祖上的恩恩怨怨已经消褪色彩。自道光帝继位后，奕山颇得宠信，1821年以四品宗室充三等侍卫，历二等侍卫、头等侍卫、御前侍卫、伊犁领队大臣、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伊犁参赞大臣，迁至伊犁将军。期间曾参加过平定张格尔一役。1840年4月，道光帝召其回京，任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等职。[53]按照清朝的官位品秩，武职的领侍卫内大臣相当于文职的内阁大学士，为最高一级。然而，更重要的是，奕山久任内廷职位，平时见到皇帝的机会比较多，这又是一般官员不可企及的。

　　1841年1月30日，道光帝授奕山为靖逆将军，从湘、赣、鄂、桂、滇、黔、蜀七省调集大军，命其统率南下征战。这对奕山说来，正是一个机会，祖上的种种不平事，可由他这位子孙的戈马武功来洗雪。

　　奕山受命后，面聆圣训，于2月2日领受了御赏的“大缎袍褂料各二件”，[54]随后组成了由御前侍卫、京营武弁、部院司员共35人的参谋班子。在嘈嘈嚷嚷中操持了两周后，奕山一行于2月16日，浩浩荡荡，离京南下。[55]

　　前方的军情如此急迫，而主帅的准备似过于悠闲。当时任北京俄国东正教教士团监护官的俄国外交官柳比莫夫（此人后任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司长），目睹这一出征场面，给国内的报告中写道：

　　我有幸看到这个美妙的场面。将军被抬着，他的陪同人员有的乘马车，有的骑马。不算各种官员，他的随从侍者就有50人。就拿与我们教士团联系的官员[56]来说，他与将军一起出发，也带了约10人。有的人拿弓，有的拿箭，有的拿床垫、枕头，等等。我国如有人接到命令要出发，骑上马就走，而这里不是这样，你等着听童话吧，事情得慢慢做。譬如说，将军打算到前线去20天，而抬他就得抬30天，这还是因为按照最高命令，一昼夜必须走两站路程。[57]

　　不过，在这位俄国间谍眼中极其荒唐的现象，在“天朝”恰是无人訾议的正常情景。

　　奕山出征了。他是继林则徐、琦善之后，第3位由京赴粤的大员。而从今天的知识来看，道光帝赋予他的使命，“剿捦逆夷”，如同他的两位前任，仍是无法完成的。

　　他是否也走上了与前任相同的道路？

　　从清代档案来看，奕山未出京前，道光帝就发给他3道谕旨；从奕山的奏折来看，他在途中至少收到了6道谕旨。检视这些谕旨，除通报广东、浙江的军情外，无非是催其加速前进，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样为，“一意进剿”，“星夜兼程”。[58]

　　尽管道光帝催得很紧，但奕山赶路的速度并不快。据《广东军务折档》，他于2月26日到山东东平，3月17日到安徽宿松，28日到江西泰和，4月3日方进入广东境内。又据其自称，行程不快是沿途大雨，路上泥泞。而他一入广东，反在韶州（今韶关）停了下来，理由为：一、得知英军已逼近广州，放言等他到达后“即求定局”，而此时各路援兵未到，火炮未齐，速到广州，反会被英军所困。二、等候新任两广总督祁，一并前进。[59]

　　奕山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没有必要分析，因为从广州的局势来看，他早几天或晚几天到达，似为无关紧要。需要介绍的，是奕山所举理由的背景。

　　自1841年1月6日至3月15日，道光帝共调大军1.7万人援粤。[60]这是奕山倚以为战的军力。可至4月初，进入广东境内援军仅8000余人。[61]按照我在第一章 第二节中谈到的清军调兵速度，援军的全部到达，须至5月份。也就是说，道光帝所期待的大兵进剿，最早要到5月份才能进行。

　　虎门之战、广州内河之战、西江水道之战，使清军在这一地区损失的火炮约1000位。[62]奕山若要发动反攻，需从广西、湖南等省调入火炮，这也需花费时间。

　　道光帝为了保证广东作战的后勤供应，于1841年2月10日派曾任广东巡抚的刑部尚书祁办理粮台，辅以江西、广东两布政使。[63]琦善革拿后，又任命祁为署理两广总督（后真除）。此外，为加强军事指挥，又于3月15日增派曾参加平定川楚白莲教、张格尔诸役，并获绘像紫光阁殊荣的四川提督齐慎为参赞大臣。[64]这样，广东的前敌班子由奕山（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隆文（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杨芳（湖南提督）、齐慎（四川提督）、祁（原刑部尚书、两广总督）五人组成，这在清朝历史上也是一个罕见的强大阵容。道光帝还慷慨地一次性拨给军费银300万两。而道光帝所赋予的任务，除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外，又增加了一项：收回香港。[65]

　　4月14日，奕山等人由佛山进入广州，途中共57天，比他的前任琦善多用了1天。但在这57天内，广州的局势已经大变。

　　奉旨“剿夷”的奕山，似乎很看重对英强硬的林则徐。在未进入广州之前，便写信给林则徐，约他面谈问计。4月13日，奕、林会晤于佛山。此后，他们在4月15日和18日，在广州有两次时间甚长的会晤。[66]

　　关于这些会谈的内容，史籍上有一些透露，谓林则徐向奕山提出了6条建策。[67]而在这6条建策中，我以为最重要的有两条：

　　其一，林则徐提议，密饬余保纯[68]和行商，用“好言诱令”英军退出省河，然后在广州以东的猎德、二沙尾一带和广州以南的大黄滘一带阻塞河道，构筑沙袋炮台，派重兵驻守。此两处办成后，再致力于黄埔[69]，最后筹防虎门。林的这一建策，就作战思想而言，仍是其战前的据守海岸坚强防御据点的战法。

　　实际上，林的这一战法已不新奇，3月22日杨芳奏折所附密片中，已陈此说[70]（很可能杨芳正是听从了林的建策）。但是，若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林的这一建策有两项操作上的困难。

　　据林则徐称，当时猎德一带的珠江河道，宽约660米，深6米以上，大黄滘一带河道，宽约350米，深约10米。如果只是简单的阻塞，将无济于事，因为前次广州内河战斗时，猎德、大黄滘都已阻塞，但水中障碍皆被英军清除。如按林则徐所要求的“巨石”堵塞，那两处的石方量不难推算，似在短期内难以完成。退一步说，即便阻塞了珠江河道（且不论此举会引起何种生态恶果），那也只是阻止英军舰船由水路直逼广州城下，又何以阻挡英军的陆路进攻？林要求堵塞的猎德，距当时的广州城约5公里，英军若从此处发起攻击，比后来的攻击路线只长3公里。

　　另外，林则徐堵塞河道的前提，是英军退出省河。可如何使英军退出省河，又是一件难事。林在此用了“好言诱令”四字，即虚假地应允英方的某些条件。且不论道光帝的“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的严旨，[71]使奕山不敢同意英国通商；即便作此承诺，对英方也无吸引力，因为先前杨芳、怡良已经出具照会和告示。至于在其他方面作出承诺，更是违旨举动。

　　如果我们再看看道光帝的谕旨，便能知晓奕山绝不敢听从林则徐的这一建策。道光帝给奕山规定的战法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其基本战略是进攻，而林则徐的战法（即便成功）只是保守的保全广州的方案。尽管我们有理由指责京师的旨意更加不切实际，但对统兵大员来说，不执行这一旨意，又是另一回事了。琦善、伊里布前鉴俱在，奕山不能不小心行事。

　　林则徐的这一建策，奕山没有采用。

　　其二，林则徐建议，对驶入内河的英舰船实施火攻，火船在佛山一带装配，于深夜乘风顺流放下，另以战船、水勇配合作战。

　　林的这一建策，仍脱胎于战前的“攻首尾跃中舱”之法，火攻是中国水战的传统战法，火烧赤壁等战例更是深入人心。奕山在路途中便存有此心。[72]林的建策，颇合其意。后来奕山采用的正是这一战法。

　　除此两项外，林则徐还提议准备战船、调集火炮、查拿汉奸三项，这些已属技术性的问题，在当时无特别之处，奕山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此可不再分析。至于林提议建立外洋水师一项，因与奕山当时的条件差距太远，根本无法实施，我准备放在第六章 中再作分析。

　　由此可见，林则徐的军事思想，仍停留在其战前的水平上，并没有从广东的一系列战事中，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教训。他的6项建策，仍无回天之力。

　　需要说明的是，林则徐作为“天朝”中的一文臣，如此建言，并不足奇，也不必究其责任；然而一些论者对此未加分析，先作赞词，称作救时之方，指责奕山未能一一如计行事，反显足以为奇。这也是我写下这段文字的原因。

　　义律此时似乎也在等待奕山的到来。

　　自1841年3月20日广州开港后，义律策划了一个计划：在广州至香港一带保留7艘军舰和全部陆军，以威慑广州当局，保证广州通商顺利进行；主力战舰北上，进攻厦门，然后再南下广东；当主力战舰南下时，广州的通商可以大体结束，英军于5月北犯江、浙，迫清政府屈服。[73]

　　1841年3月27日，义律同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和陆军司令郭富（Sir Hugh Gough）[74]讨论这一计划，遭到反对。郭富提议将进攻厦门的行动，放到第二次北上总攻击时一并进行，并要求增援；伯麦也提出了增援的要求。于是，会议决定：推迟北攻厦门，英军以全力控制广州的局势，伯麦往印度求援（3月31日出发），义律进驻商馆（4月5日到达），探明情况是否会变化。[75]

　　义律很早便得到奕山即将到来的情报，也急欲知晓他对广州停战通商的态度。4月14日，奕山一入广州，义律立即照会杨芳，询问广州停战通商协议是否仍旧有效？奕山是否准备开战？[76]4月16日，广州知府余保纯带来杨芳的复照，词语含混：

　　前许代恳圣恩，已为陈奏。昨日大将军、参赞大人到来，亦候恩旨定局，断不失信，令问好。[77]

　　我在前节已经谈到，杨芳的奏折，只谈到准许“港脚”贸易，并未报告实情；而道光帝的驳斥，此时尚未到达广州。从这份照会来看，奕山似乎同意通商停战协定，答应等待圣旨。“令问好”一语，也颇有亲善之意。

　　让人吃惊的是，余保纯在送交上引照会时曾与义律交谈，他提到这么一件事：余曾问广州的大员们，若道光帝不同意通商，决意开战，将会怎么样？广州的大员们答复，圣意不可违，但开战可在广州以外的地区进行，通商也不必因此中断而可继续进行。[78]

　　看来广州的大员们准备与英方联手，导演一场专门做给道光帝看的戏！

　　义律对杨芳的答复似乎很满意。他于4月17日发布告示，宣称英军不会进攻广州，通商可继续进行。[79]

　　通过在广州商馆里20多天的观察，义律得出结论，广州局势不会因奕山的到来而恶化。于是，他回到澳门后，于4月25日决定，除留下一部分兵力保持对广州的警戒外，主力于5月12日之前北上，进攻厦门及长江流域。[80]

　　可是，就在此时，广州方面又传来各省援军开到、炮台加强武备的情报，而杨芳又以“私信”形式劝诫义律罢手。[81]义律为此再入广州商馆，就近刺探军情。

　　5月11日，义律与余保纯会谈，一次付给三份照会，提出要求：一、撤退各省援军；二、撤回西炮台新设大炮；三、广州当局出示安民；四、奕山、隆文、杨芳联衔复照。[82]次日，义律离开广州去澳门。

　　义律的这一次广州之行，使之得出了完全不同于前的结论：他认定奕山必定开战，而英军须先下手为强。5月13日，他密令英军做好一切战斗准备。5月17日，他未收到奕山等人的答复，令英军开始行动。5月18日起，英军除留1艘军舰保持对香港的警戒外，海陆军全数向广州开进。

　　广州之战即将爆发。

　　从现有的史料中，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奕山进驻广州后，心情一直处于矛盾之中。

　　一方面，他没有揭穿杨芳的谎言，也没有阻碍通商的进行，默许了杨芳、怡良先前所做的一切，甚至还派人招回逃逸避难的殷实商户，致使这种生意能更为兴隆。4月26日，他还为通商一事专上一折，明显流露出希望通商的倾向。[83]在作战指导上，他也似乎接受了杨芳的建策，“待机而动，不可浪战取败”。[84]此中的“待机”，实质上就是将进攻时间无定期地推延。

　　另一方面，他出征前面聆圣训，出征后又叠奉圣旨，都要求他一意“进剿”；他身为“靖逆将军”，非为祖上的“抚远大将军”，总不能顺着“逆夷”而无所作为。于是，他从广西和粤北调集木排，在佛山监制火炮，往福建雇募水勇，并在其下榻的贡院内日夜赶制大小火箭、火毬、毒火炸炮等火攻用具，准备在黑夜中，对停泊在省河上的英舰实施火攻。

　　就在奕山左右动摇之际，5月2日，道光帝批驳杨芳、怡良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