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下半年至1841年春，肯定是两江总督伊里布一生中最不寻常的时期之一。他跌落于先前闻所未闻的境地。

　　但是，在这一时期的最初的日子里，这位被后人称为“投降派”（或主和派，或主“抚”派）主力队员的封疆大吏，一开始也是主“剿”的，就像道光帝和琦善一样。

　　1840年7月9日，履新未久的伊里布，遵旨严防鸦片海上走私，刚刚查勘了吴淞等地的海口情形，检阅营伍，回到苏州时，突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咨令，得知有“夷船”在浙洋游弋。次日，又奉江苏巡抚裕谦转来的浙江藩臬两司的禀报，得知定海一带有“夹板夷船”20余只。他的第一反应与前叙道光帝的态度完全一致，认为“显因粤、闽二省驱逐严密，阑入浙洋，居心叵测”。尽管他此时还不知道中英两国已经开战，甚至不知道来犯者为何国之“夷”，但都不影响他立即于7月11日重返吴淞海口，并定下对策：若“该夷”竟敢闯入江苏海面，就先行封港，杜绝勾结（也无须英军实行封锁了），然后示以兵威，驱逐出境。与此同时，他还飞咨沿海各省将军督抚，通报军情。[79]

　　7月13日，伊里布到达吴淞，与闻讯先期赶到的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会合。次日，又得浙江消息，称“夷船”兵分两路，一路进攻定海，一路向西驶去，不知其目的。伊里布恐向西驶去之“夷船”将窜犯江苏，便立即作出一连串的决定：一、在海防的重点区域宝山（含吴淞）、上海、崇明三处，部署防兵共1万名，以备接战；二、从藩、运两库中支银4万两，暂充军费；三、令江苏布政使办理火药军资，务期足用；四、令江苏按察使整饬驿递，保证奏折、谕旨及各处文报畅通无碍，便于情报和指挥；五、自己坐镇上海宝山之间，就近实施指挥。尽管如此，他对局势仍未有充分的估计，在奏折中说明，一旦接到浙江“逆夷就歼”的消息，立即“撤防驰奏”。[80]

　　至7月17日，伊里布又得浙抚咨会，知定海失陷，镇海危急。他看出局势的严重，便扩大了江苏的防御区域，同时依据其两江总督的职权，调安徽兵1600名、漕标兵450名、河标兵900名往援江苏各海口；调江西兵1000名，驻扎苏州、镇江一带，充预备队；命安徽拨库存火药、铅丸各5万斤，解江苏海口备用。此外，他听说“夷船”极高大，江苏水师船只过于“卑小”，便饬下属“封备”闽、粤大型商船数十艘，以俟随时雇用，配合水师作战。[81]

　　7月31日，伊里布接到道光帝派拨水师数千名援浙的命令，便从江苏仅有的外海水师2900名中，抽出2000人，作好准备，随时听命开拔。[82]

　　8月12日，伊里布奉到道光帝派其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军务的谕旨，仅随带数人，当日起程。在途中，因奉到道光帝进攻定海的计策，上奏谈及其规复失地的谋略：或多设疑兵，或阴遣间谍，或先攻其分据之区，或直捣其屯聚之处。由此而见，其谋略虽未最后定计，然自信却不乏其坚定。他当时感到的唯一的困难，就是渡海作战所需要的战船，但又感觉问题不难解决。在江苏时，他就动过雇募商船的脑筋，此次听说浙江已经雇船。即便这些雇船“尚难合用”，也只需赶紧“添造数只”，便可“俾资攻击”。[83]

　　8月23日，伊里布到达宁波。

　　从最初这一个多月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伊里布的态度与任何一位清朝官员并无二致，只是一意主“剿”；而在实际行动中，又显露出比任何一位清朝官员更为干练的气质。一旦获得情报，立即形成对策，立即上奏报告，干净利落而不失周全。他是清朝官员中第一个未经请旨或奉旨，便调动外省军队的，第一个未经请旨或奉旨，便在军费、军火、驿递等等与作战有关的诸方面，采取果断措施的。旁的不说，仅调兵一项而言，除沿海各地原驻兵弁外，他在短时间内檄调苏皖赣三省、漕河两督标共计10900名兵弁，增援江苏各海口。[84]其数量超过沿海任何一个省份。

　　伊里布所做的这一切，表明他无愧为道光帝所倚重的能员。

　　可是，一到浙江前线之后，伊里布变了。原有的信心如云雾在阳光下之消散，原有的经验因情势不同而统统派不上用处。

　　老谋深算的伊里布，遇到了新问题。

　　伊里布，隶籍满洲镶黄旗，家世可追溯到显祖塔克世（努尔哈赤的父亲），按照清代制度，为“觉罗”，又因可身系红带，又称“红带子”，在清朝可算是血统高贵之人。他的另一项不同凡响的优长，是科班出身，二甲进士，这在满人中是不常见的，可谓佼佼者。他最初供职于国子监。1812年，外放云南，作了通判之类的地方官，逐级晋升。1819年，因拘捕入境的缅甸造反者交缅甸当局“自行究办”，以保边境安宁，而始获中枢注重。1821年，又因剿平当地少数民族造反，获道光帝的青睐，随之进入仕途飞腾时期，先后历安徽太平府知府、山西冀宁道、浙江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浙江布政使、陕西巡抚、山东巡抚。四年间迁官七次。虽说是台阶一级都未落下，但速度极快，常常旧椅尚未坐热，新职又在招手。

　　对伊里布来说，内地为官一圈，非其立功扬名之所，边疆似更适应其施展身手。1825年10月，伊里布丁父忧刚满百日，道光帝便按照旗人的规矩，命他署理云南巡抚，丁忧期满改实授。1835年，迁云贵总督。1838年，授协办大学士，为当时疆吏中获此殊荣的第二人（另一人为琦善）。1839年，又赏戴双眼花翎。

　　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自雍正帝改土归流之后，由清政府直接治理，但常有事端发生。对清朝统治者说来，此处的官缺属“繁”、“要”、“冲”、“难”四全，多置有力疆臣。伊里布平时为政宽和，以求减少矛盾，但一旦出现反叛，便毫不手软重兵强压，以迅速制止蔓延。即所谓宽猛互济。在他任职期间，云南显现出少有的安定静谧，甚合道光帝的心意，多次褒奖优叙。而他所受到的最重一次处分，竟是1830年上奏请求参加平定喀什噶尔叛乱，反被道光帝狠狠训斥了一顿，结果是“革职留任”。[85]

　　伊里布的官宦生涯中，四分之三是在云南度过的。长久的“天高皇帝远”的边疆经历，养成其果敢的性格、干练的作风，也培植了其强烈的自信。

　　然而，此时非彼时，此“夷”非他“夷”（当时清政府亦常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挟坚船利炮浮海东来的“夷”，不是他当年得心应手对付的边疆少数民族了。

　　与北方的琦善相比，伊里布的困难又似多了一层。道光帝交给伊里布的使命，是渡海作战，收复定海。[86]

　　虽说舟山本岛至大陆的镇海，海上距离不过30公里，而至大陆最近端，仅有10余公里，渡海作战也算不上远洋进攻。但是，这么一道窄窄的海峡，却毫不留情地阻断了伊里布的进兵路线，更何况镇海一带海面，尚有执行封锁任务的英国军舰。

　　伊里布到达镇海时，乌尔恭额等人因定海失陷而调集的兵弁已经齐结，共有水师3000名，陆师2000名。对清军说来，一地集结兵力5000人并不算少，但当时清军的情报称定海英军有战舰30余艘，陆军七八千人，伊里布自然不敢“冒然进攻，轻为尝试”。虽说正在增援浙江的，有伊里布所调安徽寿春镇王锡朋部1200人，以及随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入浙的福建兵500人、雇募水勇1000人，以当时人的观念，用于陆路进攻的兵力不乏；但伊里布最急迫需要的水师战船，却没有着落。而且，伊里布入浙前曾指望在镇海造船一事，也因“浙省所产木料均属短小”而无法进行。

　　因此，8月28日，伊里布发出入浙后的第一份奏折，要求道光帝调广东水师、福建水师各2000人，加上他在江苏集结备调的水师2000人，四省大军汇合，联合进攻，收复定海。[87]

　　伊里布的四省水师联合进攻的作战计划，以今日的军事知识观之，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一则闽、粤水师仍不是英军对手，很可能在途中就被英军击溃（邓廷桢已觉察），[88]再则闽、粤因英军的压力而颇感兵力不敷，绝不可调出数千水师。事实上，1840年8月4日，伊里布还在两江本任上，得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上奏请求调粤、闽水师北上时，曾上过一道奏折，支持乌尔恭额的建议，四省联合计划，萌生于此时。由于该奏折不是加急速度而是以普通速度发往北京的，道光帝迟至8月23日才收到，此时的伊里布已是负责攻剿、收复定海的钦差大臣了。这一论调不免使道光帝大怒，朱批驳斥。[89]道光帝站在全国的立场上看问题，尽管他对英军未来行动的判断有如盲人摸象，但也很实在地指出了此类行动有拖延时间、互卸责任的弊陋。

　　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出，不论伊里布上奏时出于何种动机，他的四省联合进攻的计划，在实际操作中，至少需几十天兵力集结的时间，使伊里布有了缓于进攻的理由，获得了他此时最需要的准备时间；同时，本应由他一人承担的进攻定海的责任，通过调派水师的行动，分散到粤、闽、苏等省官吏身上，减轻了自己的负担。

　　这或许是伊里布提出此策的高明之处。

　　但是，就在伊里布正式上奏此计划不久，道光帝的这段朱批到浙，使他不得不打消这一念头。[90]面对这道严旨，他后来上奏时讪讪地自我辩解：调集水师的计划只不过是“先壮声势”，以便乘机将陆军偷运至岛上，“直捣其虚，袭取城邑”。[91]这番话明显是为了顺合帝意而编造，绝非真实想法。

　　可是，话语可以随意编造，而收复定海的任务却不是用言词而能敷衍的。它是摆在伊里布面前实实在在的难题。

　　从江苏吴淞到浙江镇海，由两江总督而钦差大臣，伊里布不再表现出先前的精明、果敢和自信。在英军的肆横面前，他似乎已经看出武力收复定海的任务不可能完成，但又不敢明言直陈。于是，举措从实在归于空虚，言词由明确变为含混。我们读了他这一时期的奏折，可以曲折地看到他迷茫的内心。

　　昔日伊里布的精神风采，已经不复存在。

　　正当伊里布为收复定海之事而一筹莫展之际，北方局势的变化，又给他带来另谋出路的生机。

　　1840年8月25日，道光帝收到伊里布赴浙途中发来的奏折，根据天津的形势，给予指示：“必须访察明确，谋定后动，断不可急图收复，冒昧轻进。”[92]道光帝的这道谕令，及时地解了伊里布的围。它虽然没有改变收复定海的任务规定，但却在时间上给伊里布留下了充足的余地。再说，琦善办理“诉冤”禀帖、命令浙省接受“呈递字件”，种种情节，表现出与先前势不两立完全不同的风格。按照清朝官场用语的内涵，显露出中枢有意于“逆夷”和缓的倾向。

　　伊里布老谋深算，自然看出道光帝的意思。他与此时已经到浙的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一番商讨后，于9月8日出奏，认为琦善在天津办理“禀帖”，浙江此时就不宜进攻，以免彼此相左。浙江此时的任务是：一、从严防范，“不令该夷窜入口内”；二、将进攻定海之事“密为部署”。[93]也就是说，伊里布乘此机会，自作主张地改变了自己的使命，即从海上进攻定海换成从陆上防守镇海等处。明眼人一看即知，“密为部署”实为“暂为搁置”的障目幌子。

　　英方此时正意在谈判，伊里布此时放弃进攻，浙江和局由此产生。

　　可伊里布的这份奏折到京时，正值英军离开天津，游弋海上。道光帝不明英军的去向及下一步的打算，于9月16日发出谕旨，“所有攻剿事宜，该大臣仍密为部署”，并称舟山地广，英军无法处处设防，让伊里布探明情况，“以为进攻之计”。[94]伊里布9月24日收到此谕，仅仅过了一天，又收到道光帝9月17日谕旨，宣称英军已“听受训谕”，全数“起碇南下”，而定海英军亦将“先撤一半”，命令伊里布等对南下的英军“不必开放枪炮”，“勿以攻击为先”。[95]朝廷正在为“抚”计之胜而庆贺时，伊里布的“和”计也获得了事实上的批准。

　　就在此时，浙江又发生了一件事。

　　1840年9月19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致函浙江巡抚和浙江提督，宣称天津谈判期间，英方不会交战；指责清方煽动民众，拒供给养，缉拿安突德（P. Anstruther）等人；要求清方立即放人，并声称英俘若有半点伤害，必将报复。[96]

　　安突德是英军陆军上尉，在定海测绘地图时，为乡民所执。此外，清军此时还在定海、镇海等处俘获“黑夷”（指孟加拉人）8名，[97]参加封锁长江口的英军运输船风鸢号（Kite）在返航中失事，其29名船员（包括3名英军军官和1名英国妇女）也被清军俘获。[98]

　　伊里布9月22日收到伯麦的信件，立刻敏锐地感到：既然英方要安突德，那么清方正可就此机会提出条件。9月24日，伊里布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名义，照会伯麦，告知钦差大臣的到来，宣布释俘的条件是英方“撤退兵船，将定海县城献出”。为了使他的建议更具诱惑力，另外承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