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布奏折上的一段朱批，谓：
朕立意如此羁縻，想卿亦以为然也。再本因办理不善，致彼狡焉思逞有以召之也。若再误之于后，衅端何时可弭？且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在我则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赋，有此消耗之理乎？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想卿亦必以朕之识见为是也。[60]（重点为引者所标）
如此之长的朱批，在道光一朝并不多见，活脱脱地表露出道光帝自以为得计而意气张扬的心情，也全盘地向我们透露道光帝主“抚”的层层原委。
一、“衅端”不能及时消弭。
道光帝根据邓廷桢和琦善的奏折，已知英军“船坚炮利”，水师非其对手，因而清军的战法只能是七省戒严，郡县有备。这种坐待敌方进攻的方法，不能及时全歼来敌，擒获敌酋，战争将会无止境地拖延下去。
如果我们联系起在此之前道光帝处理的最大战事——平定张格尔之役，就不难理解他的用心。在那次战争中，张格尔初被击溃，逃往浩罕国，尔后数次犯边，至1826年，连陷喀什噶尔（今喀什）、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数城，南疆震动。道光帝由此看出一两次的胜利，不能彻底解决后患，决计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捉住首犯张格尔。正是在这种作战思想的指导下，清军在多次获胜后仍不罢手，数次深入浩罕。直到张格尔被槛送北京时，道光帝才真正放下心来。这种代价巨大擒贼擒王的战法，看起来笨拙，却一劳永逸，为南疆获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安定。道光帝一贯强调实政，要求办事完美利落，不留罅隙。
根据林则徐、裕谦关于英军不善陆战的奏折，道光帝误以为，在陆地上与英军对敌还是可以稳操胜券的。就在他命令琦善在大沽口“抚夷”时，得知英军在奉天（约今辽宁）海面游弋，于1840年8月29日谕令盛京将军耆英：“该夷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岸，则一无能为，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勇痛剿，使聚尔歼旃，乃为上策。”他的这种作战设想，还向江苏、山东等地官员交代过。
然而，在道光帝的心目中，此役与平定张格尔之最大不同，在于无陆地可追。地面战斗的一两次胜利（当时地方官员已报有厦门，乍浦、崇明等处“击退”敌军），并不能算作是最后的胜利。如果在陆战中不逞的英军退至海上，南北窜犯，清朝势必要在全国几千里海岸线上部署持久的防御。这种看不到结局的战争，正是道光帝希望避免的。
二、“国家财赋”经不起“消耗”。
道光帝继位时，国库已不充盈。以后的张格尔之役、河工诸项，开支动辄以千万两计。由于“永不加赋”的祖制，更兼道光帝缺乏新的思路和胆略，他没有办法改善财政，多辟来源（此时似也非绝对没有办法）。因此，尽管道光帝心中极不愿意，但又不能不大开捐例，以应付日益增长的开支（当时也有通货膨胀之虞）；而他最主要的对策，是厉行节约，从减少开支中谋寻出路。在清代11个皇帝中，他的节俭是出了名的，花钱如同割肉。
打仗是世界上最花钱的事。至1840年，清朝的国库存银为1034余万两。[61]这笔款项根本应付不了一次大的战争，更何况是旷日持久不知结局的战争。道光帝还指望用这笔钱来应付其他急需，也舍不得将之投入战争这一无底洞。
后来鸦片战争的事实也证明，在战争前期，各地还能得到中央财政的拨款，到了战争后期，各地的军费主要靠捐纳来维持（详见第六章 ）。财政困难是道光帝在整个战争决策过程中遇到的一大恶魔，挥之不去，纠缠不清。
三、英方的要求在于“贸易”和“诉冤”。
尽管道光帝于1840年1月才正式宣布停止中英贸易，然因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中英贸易的停顿实际始于1839年3月。由彼及此，历时已达一年半。然而，虎门口外的英国商船大多尚未离去，新的商船间有开来。由于林则徐和琦善的奏折，道光帝对英方迫切希望尽早地恢复贸易的企图，感受是很深的。
由于巴麦尊照会及其他英方公文，言辞直攻林则徐，坚决地反对禁烟运动，道光帝误以为，前来“诉冤”的英军，本是冲着林则徐的。
由此，道光帝自以为窥破了英方的底蕴。他从最最直接的反应出发，认为此次中英关系恶变，对清朝而言，在于三点：一、林则徐禁烟；二、鸦片被焚；三、停止贸易。那么，只要清朝惩办了林则徐，恢复贸易，最多再在“货价”上作一些小小的让步，就已还清了所有的欠债。也就是说，只要清廷取消了1839年3月之后的一切对英不利的措施，中英关系就应当自然而然恢复到1839年3月之前的局面。以这些让步换取避免战争，道光帝认为是合算的。
至于巴麦尊照会中提出的各项要求，道光帝本来就不觉得是应还之债，只是“英夷”藉故而“乞”非分之“恩”，似乎并没有完全放心上。从后来的谕旨和朱批中，我们还会发现，他甚至都忘记了（详见第四节 ）。
道光帝完全打错了算盘。只要看看巴麦尊照会中的出价，就完全可以断定，道光帝的主“抚”政策注定失败。而他自以为在陆路还能取胜、国库中还有一点银子，也就为他交易不成重新主“剿”铺通了道路。
道光帝不无豪迈地写下“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时为1840年10月13日。此时英军已果如其命，“返棹南还”了。
8月22日，琦善收到道光帝决意主“抚”的两道谕旨后，立即派人寻找正在山海关一带游弋的英军舰队，告知大皇帝已有“恩旨”，“速来听宣”。此后的20多天里，他与英方的往来照会共达10通，并于8月30日在大沽海滩的帐篷里与懿律和义律直接面谈。在最初的日子，他听到一位“通事”（翻译）的“私相吐露”，感到英方“似有愧恨之心”，自觉尚有把握；[62]然而后在长达6小时的直接谈判中，争吵的声音一直传到帐外人的耳中，又觉得事情不那么好办。[63]尽管他内心清楚，以武力对抗并非善策，但在谈判一无进展之时亦决定，若英军登岸滋事也只能“开炮轰击”。[64]然而，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是，9月13日，他同时发出两道谕旨，据“理”辩析，劝懿律等南返；两天后，英军竟然真的同意了。
懿律和义律所以同意南下，是因为长达一个多月的交涉毫无结果，如此无基地的海上漂泊不知将结束于何时；北方的军情、地理不熟悉，贸然进攻感到没有把握；更何况季风将要过去，北方冬季海洋冰冻，将给舰船的行动带来不便。于是，他们改变手法，曾在9月1日的照会中提出清方先允诺部分要求（赔偿烟价）作为南下的条件。[65]
琦善在会谈和照会中，感到烟价一事绝不会轻易了结，奏折中也数次提起。而他在9月13日的第二道照会中，对此答曰：“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有以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自必颜面增光。”[66]用“天朝”语言的角度来看，琦善这一段答词，似乎没有承担赔偿烟价的义务（至少也不符合英方“奉御廷明示”的要求）；但若从西方的外交词令来看，又似乎已承担了义务。“天朝”与西方的话语，本来就有相当大的差距，致使此后的谈判，屡屡出现此类问题。依据懿律和义律的理解，琦善已同意赔偿烟价，在复照中称：“是为货价之所以必行偿还”，“本大臣等接文，将大见安慰”，[67]于是立即率军南下。而琦善的真实用意，其奏折中说得明明白白：
一面恪遵谕旨，示以烟土本系违禁之物，既经烧毁，在大皇帝断无准令偿价之理。复因该夷曾向委员有只求可以复命之说，故臣仰体密谕，作为出自臣意，以经钦差大臣秉公查办后，总必使该夷有以登复该国王。另给公文，隐约其词……（重点为引者所标）
按照琦善的这一说法，9月13日他给懿律的两道照会，前一道是朝廷的正式答复；后一道是据道光帝“相度机宜”的谕旨，[68]以直隶总督的身份进行劝告的“说帖”。此时道光帝尚未同意赔偿烟价，琦善虽有此心，但也不敢承担义务，故“隐约其词”。[69]
可是，就我们看到的这两份公文来说，格式完全一致，起首有“为照会事”，结尾作“须至照会者”等语，看不出有什么区别。虽说“照会”这一公文格式也有琦善的创意，[70]也为当时中英平等文书的往来找到了一条出路；但他毕竟没有近代外交知识，分不清对外国说来，朝廷或直隶总督都代表政府，都应承担责任；个人的“说帖”不应由官方名义出现。无怪乎懿律等人将后一道名为“照会”实为“说帖”的文书，当作正式的答复。而且，退一步说，即便是“说帖”，琦善这种“隐约其词”的方法，又哪里像是办理近代外交的模样？
然而，对道光帝说来，英军的南返，无疑证明其主“抚”决策已明验大效，就连由琦善进呈的懿律和义律的照会中，也有这样的文字：“兹据贵爵阁都部堂钦奉谕旨，令为南回粤省，本公使大臣等，即将依照而行。”[71]（重点为引者所标）明确表示对大皇帝的“恭顺”。同时，他还因为琦善善体其意，晓谕开导而建奇功，又在琦善9月13日的第二道照会上朱批：“所晓谕者，委曲详尽，又合体统，朕心嘉悦之至。”9月17日，他一面由内阁明发上谕，命琦善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广东，查办事件”；一面由军机字寄上谕，让琦善料理完结大沽口诸务后，“迅速来京请训”。[72]
有论者将道光帝、琦善等人此期的主“抚”，概括为“投降”，并引申出“投降派”的种种说法。我以为，此论似缺乏历史感。
就中文的本义而言，“抚”指的是“抚慰”、“安抚”，有时也作“据有”讲，如当时的一句套话，“大皇帝抚有万邦”。在中国的传统的政治术语中，“抚”的意义大抵相当于今日的“和”，但其中又有重要且微妙的差别。“抚”与“羁縻”可以互通互换。它是指中央朝廷对各地的造反者和周边地区的民族或国家，采取妥协的方法来达到和平，其结果不外乎对受“抚”者作出一些让步，并加官晋级。它有着由上而下，居于主动的地位，也意味着受“抚”者对施“抚”者的臣服。施“抚”者与受“抚”者在地位上有高下之分。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历史中，“抚”就如同“剿”一样，是帝王们交并轮番使用的两种重要手段。一般地说来，可战而胜之时用“剿”；战而不能胜时则用“抚”。用“剿”时命将出兵，讨而伐之；用“抚”时往往换马，诿过于主管官员（实为替罪羊），另宣大皇帝新“恩”，以能循归常态。无论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仅在清朝的历史上，“剿”与“抚”都有诸多的实例和经验，道光帝也知详用通。
按照儒家的理论，大皇帝是“天下共主”，对于“负屈”的外藩理应为之“伸冤”，方显得大公至正。按照清朝的实践，英国本属“化外”，若非问鼎中原而一时难以“剿”灭，作一些迁就，宣示一下大皇帝的浩荡皇“恩”，也不失为是一种恰当的解决方法。
由此可见，道光帝此时主“抚”，全可从祖法祖制中找到根据，非为无来历，“抚”与“降”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73]巴麦尊要中国伏“降”，道光帝却要英国就“抚”，今人看来实属荒谬，然当时决定“抚”计和执行“抚”策的道光帝和琦善，却感到道顺理合。
1840年10月3日，第二位派往广东“查办事件”的钦差大臣琦善，在面聆圣训后，踏征途，出京南下。道光帝究竟对他讲了什么，今天成了难以查清的谜；但道光帝先前的一道谕旨，又似可全部概括其使命：“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74]毫无疑问，这道貌似全面的谕令，如同先前的既要杜绝鸦片来源又不许挑起衅端一样，又是一个无法执行的悖论。在琦善一行仪仗前驱摆队列班的威风之中，我们可以隐约看见，5个月后，他披枷带锁兵弁押解原道返回的身影。
英军南下了。
琦善也南下了。
北方的危局消弭之后，道光帝对自己的“驭夷”能力产生了虚假的估计。为了使英军顺利南下，他根据英方的请求，下令沿海各省不必开枪开炮，以免再战。为了节省军费，他收到山东巡抚关于英军已过山东洋面的报告后，急忙下令沿海各省酌撤防兵。[75]尽管此时定海还在英军的手中，但全国紧张的局势也似乎在表面上已平静下来，他估计战事即将结束。[76]在一派踌躇满志之际，他又忽然想到当时主“剿”时的忙乱，觉得是一场虚惊。如果早日收到英夷“伸冤”的投书，如果早日相机办理速定主“抚”大计，那又何来此等许多周折。[77]为此，他越想越恨，不免圣怒大作。10月7日，他下令将已革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拿问解京，交刑部审讯，罪名竟然是拒收“夷书”！[78]
在专制社会中，独裁者原本可不用讲道理的。因为，所有的道理都在他一人手中。
三 伊里布与浙江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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