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作者们，很可能从7月2日厦门之战、7月5日定海之战的时间顺序上，推绎出这种结论。

　　至于谓邓廷桢事先有备，因牵涉到我在第二章 提到的清政府敌情判断的论点，须作一些说明。

　　1840年1月5日，道光帝将林则徐与邓廷桢对调，以邓为两江总督。未久，江苏巡抚陈銮病故，恐邓独力难胜两江之重位，于1月21日将邓与伊里布对调，改邓为云贵总督。又未久，御史杜彦士上奏福建鸦片走私猖獗，水师交战不力，于1月26日将邓与刚上任的桂良对调，改邓为闽浙总督。同一天，道光帝还派出祁寯藻、黄爵滋以“钦差”头衔前往福建，“查办事件”。

　　道光帝以邓廷桢督闽，是害怕林则徐在广东的有力措施会使鸦片贩子北上，变福建为鸦片集散地；是看重邓查禁鸦片的经验，希望他在福建的表现如同其广东任职的后期一样好。邓廷桢人未离穗，官椅却转了半个中国，心里完全明白道光帝的用心。因此，他到职后，一直将查禁鸦片走私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命水师加强鸦片走私最凶的泉州一带海面的巡逻。在局势的预测上，他同林则徐一样，没有意识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反而对下属“告以夷人之无能为，我师之大可用”，[22]以振作水师将弁的信心，敢于出洋与鸦片武装走私船交战。在他的奏折中，大谈缉拿鸦片走私，看不到针对未来战争的设防措施。[23]

　　1840年7月2日，英舰布朗底号闯入厦门时，正值该地水师主力被邓廷桢抽调前往泉州一带巡逻。[24]据英方报告，厦门炮台仅有炮5门，岸上亦仅有二三百名士兵。[25]当天晚上，邻近的同安营参将胡廷寅得讯，率兵200名增援。[26]第二天，清军又架起了设炮3门的临时炮兵阵地。此期清方兵力兵器的数量，低于我在第一章 中所述厦门平时设防；而种种临时手段，又不若前面所述定海那般迅速有效。又怎么能得出邓廷桢事先有备的结论呢？

　　实际上，邓廷桢自己对此有明确的答复。

　　据邓廷桢奏折，1840年7月7日，即厦门开战后的第四天，他得到报告即赴泉州。他此时不知道英国远征军的到来，认为厦门之战是“卖烟夷船”乘福建水师全力“注射”于泉州一带时，在汉奸的“区画”下，乘虚窜犯厦门，目的在于“牵制我师”。[27]7月13日，他收到诏安营游击的报告，得知澳门葡萄牙翻译透露，英国将派舰船40艘来华，方知窜犯厦门者非为“卖烟夷船”而是兵船。7月18日，他又接到定海镇总兵张朝发的报告，方意识到中英局势大变，开始着手在厦门布防。[28]

　　邓廷桢本是“天朝”中人，他的敌情判断当与同人并无二致。

　　战争终于无可挽回地打响了。战报一份份由浙江、福建、江苏、广东发出，随着飞奔的驿马，一站站递往北京。北京的静谧安宁，被沿海的炮声冲破。

　　然而，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重新检视各地送来的奏折，又会发现，当时英国采取的两大军事行动：即攻占定海和封锁沿海，在奏折中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前者不仅可见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所奏，且福建、江苏、山东等处官员因收到浙江咨会，在其奏折中也有反映。而对于后者，各地的奏折（包括被封锁地区）基本上没有提到（仅林则徐奏报封锁广州）。以贸易为本、市场经济的英国，从本国的情势着眼，企图以此扼住中国经济的喉管，哪里会想到以农业为本、自然经济的中国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尽管沿海的渔民、船民会由此而影响生计，但是，如果英国不这么做，许多清朝官员还打算封海，反过来对英军封锁，切断其接济。在这些奏折中虽然也谈到了乍浦之战（1840年7月24日）、第二次厦门之战（（1840年8月22日）、崇明之战（1840年8月25日），并表示击退了“英夷”的进攻，但上奏人并不知道这些小规模武装冲突的起因，乃是英军的封锁。道光帝因此不可能知道南中国的主要海口已经被英军封锁，还兴致勃勃地经常与臣下讨论是否实行封海政策。不过，英军这种以破坏对方经济为目的的战法，未收到期望的效果后，他们也放弃了（详见下节）。

　　尽管北京已经知道了战争的事实，但我们还不能够用今天的思维方法去想象当时的场景。由于奏折是机密的，邸抄公布的消息有限且属内部发行，民间书信因耗资昂贵（时无邮政、只有私人机构）而数量不多，大众传媒尚未出现（只有供来华外国人读的英文报刊），因而南方的战况，似乎只是由专业或业余包打听在京城地面巨室大户之间播弄。老百姓很少知道此事，甚至一些官员也置身事外。[29]本节开头提到的那位曾文正公，时官居词臣，他给自己安排了一张从早到晚的日程功课表：

　　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

　　辰后，温经书，有所知，则载《茶余偶谈》；

　　日中，读史，亦载《茶余偶谈》；

　　酉刻至亥刻，读集，亦载《茶余偶谈》；

　　或有所作诗文，则灯后，不读书，但作文可耳。[30]

　　在他此期的日记中，看不到战争引起的变化。可惜我们今天已看不到原本的《茶余偶谈》，不知他此期从经、史、集中有何心得。他此期居住的圆明园南面的挂甲屯，恰是后来彭德怀元帅蒙难后挂甲闲居之地，距皇上的禁园仅百步之遥，竟然成了西山脚下的小小世外桃源。

　　在这位后来表现出慨然有天下志的儒吏的生活方式中，我们今天似应思考一下，该如何估计和评论这场全国都应奋身投入的民族战争？

　　二　“剿”“抚”之变

　　圆明园前提塘官的活跃身影，向我们提示着当时的通讯条件。各省的奏折、题本和咨文，通过兵部遍设全国的驿站系统，由驿卒骑驿马，一站站地接力，送往公文的目的地。从广州到北京，若以普通速度，驿递需时约30至35天；若以“四百里加急”，需时约20多天；若以“五百里加急”，需时约16至19天。至于“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速度当然更快，但会跑死驿马累死驿卒，一般并不采用。

　　根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儒家原则，战争的一切决定都应出自圣裁。而今天看来如此缓慢的通讯速度，在对付地方造反、边境叛乱等传统战事时，已显露出弊陋，但大体还能应付过去。可是，在这场由近代化的敌手发动的鸦片战争中，驿马的速度相对于军情的顿变，则是过于缓慢了。清廷的决策往往比实际慢半拍，甚至慢一二拍。

　　以下各章节讨论整个战争中清政府决策，不能忽略这一条件限制。

　　正因为当时的驿递速度，更兼清王朝毫无战争准备，道光帝对战争的开局，并不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般清楚。这是因为，他最初得到的信息是很混乱的。可以说，在最初的20天内，他似乎是盲目行事。

　　让我们列出一张时间表，看看道光帝依次得到的信息内容以及他相应的对策。[31]

　　1840年7月17日，定海失陷后第12天，道光帝收到两广总督林则徐于6月中旬发出的奏折，称清方火烧办艇篷寮，英方“实无能为”，非常高兴，朱批“所办可嘉之至”。

　　三天后，7月20日，道光帝收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于7月8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夷”三四千人已登陆定海。[32]他不免大怒。由于前一段时间内收到的广东、福建的奏折，多称如何与英国鸦片船交战获胜，更由于林则徐错误的敌情判断，使他误以为窜犯定海的“英夷”，不过是在粤、闽受挫的鸦片贩子，“藉势售私”。他在乌尔恭额奏折上的朱批说明，他此时并没有把英军这伙“区区小丑”放在眼里。因对浙江文武的“张皇失措”不满，他调曾在平定川楚白莲教、张格尔诸役中屡立战功的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入浙协助攻剿。两天后，即7月22日，他又根据定海的教训，命令沿海各省“加意防堵”，以防那些“售烟图利”而被断绝贸易的“英夷”，“分窜各地，肆行扰害”。

　　7月24日，道光帝再次收到乌尔恭额于7月11日发出的奏折，告知定海失守，英“夷”进逼镇海。此时，他似乎看出侵犯定海者非为卖烟英船，即命闽浙总督邓廷桢、两江总督伊里布各派水师数千名援浙。以三省兵力合剿一处，道光帝颇具胜利信心。两天后，7月26日，他在命令各省查拿汉奸的上谕中称：“咭唎逆夷滋事，攻陷定海，现已调兵合剿，不难即时扑灭。”

　　8月1日，道光帝收到林则徐于6月24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国续来军舰9艘、轮船3艘，开始觉察到局势的严峻性。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表示，仅在林奏上朱批“随时加意严防，不可稍懈”。

　　8月2日，道光帝收到乍浦副都统于7月23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舰1艘进犯乍浦。他即令杭州将军派兵增援。

　　8月3日，道光帝又收到林则徐于7月3日发出的奏折，告知又到英国军舰10艘、轮船2艘；并告知听闻英军可能北上舟山、上海、天津。他一面命令林则徐严密防守，“不事张皇”。一面根据林则徐的建议，命令直隶总督琦善：英舰到天津，若情词恭顺，“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东互市”，天津既不准通商，也不准“据情转奏”；若桀骜不驯，立即统兵剿办。道光帝在天津布置的两手准备，表现出其原先一意剿办的旨意已有摇移。

　　同一天，道光帝收到邓廷桢于7月16日发出的奏折，告知厦门开战获胜，大为兴奋，朱批“所办好”，并对出力员弁优赏有差。[33]

　　8月4日，道光帝收到乌尔恭额于7月24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国增添军舰，并投递“伪相”（指巴麦尊）文书等情。道光帝对照厦门“获胜”的战报，下令将乌尔恭额革职，留营效力，调邓廷桢赴浙主持军务，并兼署浙江巡抚。

　　8月6日，道光帝收到邓廷桢于7月21日发出的奏折，称其得知定海战况欲赴浙江，但恐英军再犯福建，“转恐首尾不能相应”。道光帝令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军务。

　　8月9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天津防务的奏折。直到此时（即定海失陷后一个多月），他才发现自己对“夷情”实在是一无所知，便想起几天前乌尔恭额提到“伪相”文书的情节，作出了一项破例的决定，谕令琦善：“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在天津接受外国人的投书，本不符合“天朝”体制，更何况投书者已有“逆反”行迹。但在此时，道光帝急欲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就不顾及祖制。这对守成的道光帝来说，确实是大胆的举动。然而，因不知道英舰是否会到天津，同一天，他还谕令正赶赴浙江的钦差大臣伊里布，部署了种种了解敌情的手段。

　　从这张时间表看，道光帝依次得到信息的时间与英军行动的顺序，恰恰颠倒，其对策也有不得要领之感。如浙江的主帅，先后有余步云、邓廷桢、伊里布之三变，逐级加码。从7月20日至8月9日，他在这整整的20天内，总算是明白了英国已发动战争这么一个事实，但仍然没有弄清楚引起战争的原因。当然，他这20天内对此的基本态度，毫无疑问是主“剿”，这也毫无疑问是“天朝”统治者对“逆夷”的本能反应。

　　但是，从后来发生的情势来看，8月9日道光帝关于接受“禀帖”的谕令，却是清王朝决策的一大转机。

　　和道光帝一样，直隶总督琦善一开始也是主“剿”的。

　　当7月22日道光帝命各省“加意严防”的谕令到达后，琦善立即采取了三条对策：

　　一、天津以北各小口，改派立有军功的将领负责指挥，“密授防御之策”。

　　二、亲赴天津海口坐镇指挥，并令地方官“暗备火攻器械”，岸炮与火攻并举。

　　三、“由官授以器械”于村民，“示以赏罚，使之暗相保护”。[34]

　　琦善的这些方法，与前章所叙广东的情形相比，似乎是一种袖珍版的林则徐制敌方略。

　　8月4日，琦善又收到道光帝命其作两手准备的谕令。对如何剿办，他又作了一些具体部署；而对如何劝谕，感到迷惑不解，上奏中称：“伏查英夷诡诈百出，如专为求通贸易，该逆夷岂不知圣人天下一家，只须在粤恳商，何必远来天津？如欲吁恳恩施，何以胆敢在浙江占据城池？”他的结论是，英国“显怀异志”，“不可不严兵戒备”。[35]

　　就在琦善收到命其接受“禀帖”上谕的第二天，8月11日，英军舰队抵达。他遵旨派出游击罗应鳌与英舰威厘士厘号舰长马他仑（与1838年来华的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同姓，非为一人）接洽，但收到的不是“禀帖”，而是懿律致琦善的“咨会”。按照当时清官方文书的程式，“咨会”是一种平行文书。义律等人盼望已久的中英平等文书的直接往来，终于在大沽口外以炮舰的方式得以实现。而久官北方不谙对外体制的琦善，似乎没有发现其中的变故，随奏附呈时未作任何评论。

　　懿律的“咨会”陈述了厦门、镇海拒收投书的情节，声称此等行为“以致冤情无能得以疏闻”，要求琦善在6天内派人前往英舰，接收“大英国家照会之公文”。[36]

　　“冤情”、“疏闻”等语，与道光帝谕令中“果无桀骜情形”的规定相吻合，但派人登舰接受“照会”，谕旨中没有相应的规定。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