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定海民众诛灭敌军片》，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1页；而在此之前，林于6月底至7月初就在广东实行这一方法，见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p. 165-166。

　　[142]　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 112, 221; William Dallas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 220.其三个欧籍团均未足额，其大部兵力2200名于1841年、1842年到达。

　　[143]　至1840年10月，虎门口外执行封港任务的英舰为都鲁壹号、拉恩号、海阿新号、哥伦拜恩号，轮船为进取号（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p. 107, 112, 419）。

　　[144]　转引自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行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145]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09页。

　　[146]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38、856、860页；《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263页；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 165；《林则徐书简》，第151页。

　　[147]　《林则徐书简》，第151页。

　　[148]　如果当时伯麦因广东虎门有备而不敢进攻，他就不会匆匆离去，而会留下来等待续到之英军。到了7月中旬，英军的兵力在数量、质量上会大大超过清军。尽管当时英军中有人希望能进攻虎门，但未获准。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可参阅Robert Jocelyn, Six months with China Expedition, London: John Murry, 1841, pp. 42-43。另外，印度总督于1840年4月7日的备忘录，也规定了远征军立即占领舟山的任务；义律于1840年6月24日给巴麦尊的报告中，又称当时英军北上的一个原因是避免台风（见《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479—481、488—489页）。

　　[14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752页。

　　[150]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1978年，第88页。

第3章 “剿”“抚”“剿”的回旋

　　今天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内，有一处历史学家熟知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大量清代档案。其中有一种“上谕档”，是军机章京每日抄录明发、廷寄谕旨的簿册，以备事后随时查考。轮值的军机大臣亦在此上注签其姓，表示负责。但是，有关道光帝对鸦片战争的谕旨，却不见于“上谕档”。军机章京将之誊录于另一种军机处档册——其名今天的人们或许会想不到——“剿捕档”。

　　“剿捕档”是用来抄录平叛镇反事件谕旨的簿册。设此档的目的，在于此系军国大事急迫紧要，恐混同于“上谕档”而查寻不便，故别置一册。可是，将与英国的战争等同于平定叛乱，在军机大臣、章京上行走的人们的这种分类法，不仅再一次提示我们当时人们的“天下”观念，而且也隐隐展露出当时人们对此类事件的理所当然的处置原则。

　　因此，尽管战争骤然而至，尽管清王朝全无准备，但在传统的御外攘夷的武库中，已经为道光帝编制了“剿”、“抚”两套程序。道光帝交并轮番操之上阵。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中，清王朝由“剿”而“抚”，后又回到“剿”的套路上去，一波三折，回旋再现。在今人的眼光中，可谓分寸大乱。

　　决策者自然有权多变，但每一变都会在战场上付出相应的代价。

　　而从人物的出场来看，上一章的主角是林则徐，这一章是道光帝、琦善和伊里布。

　　一　初战

　　1840年7月5日，还是北京，一切显得与往常并没有两样。

　　这一天，丧妻未久的道光帝，按照祖制家法，例行“诣绮春园问皇太后安”，然后回銮处理了几件日常的公文。[1]

　　这一天，刚由翰林院散馆后授检讨的曾国藩，因客来访而耽误了读书，影响其学问修行，在日记中剖心切肤地狠狠自责了一通，自励须“日日用功有常”，以能够“文章报国”。[2]

　　正当道光帝享以清静时，正当后来以武功名扬天下的曾国藩琢磨“文章报国”之道时，远去北京数千里的浙江省定海县（今舟山市），已是一片炮声隆隆，笼罩于呛人的硝烟之中了。

　　1840年6月22日起，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威厘士厘号等舰船19艘，从澳门一带水域出发，沿中国海岸，直取舟山。

　　当时在广州出版的中国最早的杂志——英文月刊《中国丛报》的编辑，得知这一消息，专门在6月号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舟山的地理位置与航线。尽管伯麦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但以往留下的航海资料，使这位初来乍到，新驶此航线的海军准将并不感到十分费力。8天后，英军到达舟山群岛的南端——南韮山岛。

　　舟山位于杭州湾东南，扼苏、浙、闽三省海面，共有大小岛礁200余处，本岛是中国第四大岛。有一些背景值得注意：

　　一、由于清初与台湾郑氏、三藩耿氏作战需要，康熙帝对此地作出军政两项决策。就军事而言，设立定海镇，辖镇标水师三营，共计兵弁2600余人；就政治而言，设立定海县，县城在本岛的南端。[3]

　　二、也与康熙帝有关，1684年，康熙帝批准开放海禁，宁波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1698年，宁波海关在定海县城以南的道头设“红毛馆”，以接待英国商船。1757年，乾隆帝禁英船入宁波，定海的对外开放也随之中止，但英人对此毫不陌生，颇具觊觎之心。[4]

　　1840年6月30日，正在巡逻的定海水师兵弁瞭见南韮山岛一带的英军舰队，立即回报。定海镇总兵张朝发得讯下令各营师船、兵弁、炮械在定海县城以南的道头一带集结，命将统辖；自率船队出洋。7月1日，他见英军大队乘风而行，自忖不敌，便折帆返回，并向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闽浙总督邓廷桢等人报告。[5]

　　英军占领舟山的目的，是为其远途作战的部队建立起一前进基地，休整补给，据此展开其北上、南下中国海的军事行动。此外，英国政府也有意割占此岛，以便在比邻当时中国最富庶地区的一方站稳脚跟，将触角伸入华东，并由长江进入内地，尽管这一点后来没有成为事实。[6]

　　1840年7月2日，英军舰船缓慢地驶入定海道头港。当地军民似乎还记得昔日作为通商口岸的情形，并据鸦片飞剪船的活动，佥谓“夷船来售货物”。曾在台湾立有军功的总兵张朝发，却称其为风吹迷航误至。只有新任未久，正在主持生童观风试的知县姚怀祥有些着急。[7]7月4日下午，伯麦派人送来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投降，并声称只等候“半个时辰”。[8]

　　“夷人”之所以为中土士子们看不起，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不会使用优雅的汉语。此次伯麦的文件也不例外，不仅文句不美，而且还有错误。“半个时辰”在中文中应指1小时左右的时间，而参照英方文献，本意是指6小时。[9]

　　定海知县姚怀祥看到此文，显然比谁都着急。他在一些官弁的陪同下，登上英军旗舰威厘士厘号，见到了伯麦。英方军事秘书吉瑟林（Jocelyn）记下了姚氏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你们把战争施加于民众身上，而不是我们这些从未伤害过你们的人；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强大，也知道对抗将是发疯，但我们必须恪尽职守，尽管如此做会遭至失败。[10]

　　这番话当然不会起什么作用，但伯麦把进攻的时间推迟至7月5日。还须说一句，姚氏这些与“天朝”威仪不符的言行，不见于清方奏折。

　　尽管战后得知败讯的道光帝和林则徐，对定海清军的守备提出了严厉批评，[11]但据后来伊里布的调查，总兵张朝发在战前几天内，还是进行了有效的备战。然而，相对于来犯的英军，定海清军实属寡不敌众。[12]据英方的记载，7月5日下午2时半开始的战斗，英军舰炮仅用了9分钟，就基本击毁了排列在港口的清军战船和岸炮的还击能力。其陆军在舰炮的掩护下，乘小舟在道头登陆，抢占道头东侧的东岳山，设置瞄准县城的临时炮兵阵地，并向县城攻击前进。但天色已晚，便停止进攻。次日清晨，英军再次攻击，至城门时，发现守军已在夜间溃逃。清方的记载虽有所不同，但明确承认了无可挽回的失败。总兵张朝发在英军第一波火炮射击时，便中弹落水，后内渡镇海而不治。知县姚怀祥见军事不利，投水自尽，表现出儒吏在“蛮夷”面前应有的气节。从未见过如此猛烈炮火的清军士兵，临阵产生恐惧心理而大量溃逃。据裕谦战后调查，参战的1540名士兵中，战死仅13人，受伤13人，战死的人数比击毁的战船还要少。而英方宣称其在战斗中毫无伤亡。[13]

　　此后，英军又据其作战计划，对中国沿海的厦门、宁波、长江口等重要出海口，都实行了封锁。[14]

　　按照英军的计划，定海应是其侵华战争的首战。可在定海开战前，7月2日，炮声却首先在福建厦门响起。

　　1840年6月30日，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懿律和全权代表义律率后续到达的英军北上舟山，准备与伯麦会合。7月2日，途经厦门时，派战舰布朗底号向当地官员送交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的副本。该舰于当日中午驶入厦门南水道，在距厦门岛一海里处下锚。厦门同知蔡观龙派船询问来意，英方递交了一封信，称欲明日拜见地方长官，送交公文。英军此信后被清军退回。

　　第二天，7月3日，布朗底号起锚逼近厦门岛，派翻译罗伯聃（Robert Thom）驾小艇登岸，清军以武力阻止。布朗底号遂向岸上清军开炮，引起双方一场炮战。罗伯聃的报告称，英军狠狠地教训了清军。而事后赶往厦门的邓廷桢奏称，清军击退了英军的进攻。如同鸦片战争中所有的战斗一样，双方的战报永远不会吻合。但检视交战结果，又似可看出双方态势的优劣。清方称战死9人，受伤16人，炮台兵房被击破多处，民房又有震损，而英方宣称毫无伤亡。[15]

　　不管此战的具体情节如何，英方送信任务没有完成。根据巴麦尊的训令，这份文件一式三份，投递地点应是：1．广州；2.甬江口、长江口、黄河口中的一处；3．天津。[16]义律不愿在广州投递，以免在林则徐的面前显得姿态低下，[17]遂改为厦门。布朗底号投书失败后，于7月3日离开厦门，7月7日到达舟山。

　　1840年7月11日，懿律和义律再派一舰前往镇海，投递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的副本。据英方的记录，英军军官搭乘小船靠岸，获准登陆，也递交了文件。但在第二天早晨该文件又被退回，清朝官员声称不敢将此件上呈。英方估计，该文件已被抄录并上报朝廷。他们还注意到，镇海的“满大人们”（mandarins）没有称他们为“夷人”（barbarians）而呼之“贵国”（honourable nation）。[18]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对此事说法不尽相同，谓英军在海上扣住鄞县一商船，逼令船主代递“其国伪相书”，要求转达廷臣。乌氏认为，英国居心叵测，“即将原书掷还”。[19]且不论此事的经过何说为真，就巴麦尊文书尚未到达清廷的结局而言，英方此行仍未达到目的。

　　此后，江苏官员又奏称，9月9日，英军在长江口截住一艘从广东开来的商船，逼迫船主转交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的副本给江南提督陈化成。[20]我没有查到相应的英方记录。但此事至此已无关紧要，巴麦尊的信件已在天津由琦善进呈中枢了。

　　英军将投书行动一再受挫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清军不了解“休战白旗”的意义；此外，语言障碍也增加了其中的困难。但是，真正的原因并非如此。根据“天朝”对外体制，除广东外，各地官员未经许可不得收受外国文书，即所谓“人臣无外交”；对于转呈皇帝的外国文书，若有违悖字样，亦不得上送而亵渎圣明，不然将以“大不敬”论处。福建、浙江官员如此做，并非是其个人的决定，而是体制的限制。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天朝”这种自我封闭信息的限定，对清廷了解、判断“夷”情，及时作出决策，带来了什么困难。

　　有论者据《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书，称英军大举北犯时，曾派舰5艘往攻厦门，因邓廷桢事先有备而不克，遂攻定海。

　　此一说法并不真实。前面已经提到，英方派往厦门的英舰，属第二批北上的部队，与进攻定海的第一批部队无涉，而第二批北上的舰队，只有军舰3艘（麦尔威厘号、布朗底号、卑拉底士号）、轮船2艘和运输船4艘，不可能抽出军舰5艘攻厦门。[21]《道光洋艘征抚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