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工业设备，提炼高纯度的硝和硫；以蒸汽机带动转鼓式装置，进行药料的粉碎和拌和；用水压式机械，将配置的火药压成坚固而均匀的颗粒，使之具有一定的几何形状和密实性；用蒸汽加热器烘干，使之保持良好的干燥状态；最后用石墨磨光机，将药粒表面磨光，除去气孔，降低吸湿性，以延长火药的贮藏期。这些先进的工艺，保证了英军火药的优良品质。

　　[15]　关天培：《筹海初集》卷3。

　　[16]　福建提督陈阶平：《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道光二十三年），魏源：《魏源全集·海国图志》第7册 ，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129—2131页。

　　[17]　〔英〕巴那比著：《英国水师考》，傅兰雅、钟天纬译，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当时的英国军舰分为7等：一等舰，炮100至120门；二等舰，炮80至86门；三等舰，炮74至78门；四等舰，炮50至60门；五等舰，炮22至48门；六等舰，炮22至34门；等外级舰，炮10至22门。从鸦片战争中英国派出的远征军来看，其战舰的主体为五、六等及等外级战舰和少量的三等舰。

　　[18]　福建水师提督设于1677年，至鸦片战争时，辖提标五营等协营，节制3镇，总兵力近2万人；广东水师提督设于1810年，至鸦片战争时，辖提标五营等协营，节制5镇，总兵力约2万人。

　　[1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75页。

　　[20]　关于清朝对民船的种种限制，可见昆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120，光绪二十五年刊本。而清朝的这些规定，并没有被严格遵守。在福建厦门等处，也有超过清朝规定的大型商船。

　　[21]　齐思和编：《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中华书局，1959年，第99—101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4—235页。

　　[22]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广东东莞虎门、福建厦门胡里山等处炮台遗迹，都是光绪年间参照西方样式修筑的。鸦片战争时期的炮台等工事，我迄今尚未发现。

　　[23]　该炮台的图可参见，《文物》1963年第10期，第53页照片。林则徐的介绍文字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43页。

　　[2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621页。

　　[25]　1836年，一名西方观察家看到了广州、虎门一带的炮台后，评论道：“它们不过是属于幼稚阶段的堡垒建筑的样本，没有壕沟，也没有梭堡、斜堤或任何反击的防御工事。……河岸上的炮台都是裸露的，没有一个能抵挡得住一艘大型战舰的火力，或可以抵御在岸上与战舰配合的突击队的袭击。突击队总是从它们炮火所不及的侧面和后方找到最佳的据点来袭击他们。”（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pp. 168-169）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作者已经提示了进攻这些炮台的方法。

　　[26]　梁蒲贵等修纂：《宝山县志》卷6，光绪八年（1882）刻本，第16—18页。

　　[27]　Karl Gützlaff（郭士立）,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1833,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H. Davis, 1834, p. 249.

　　[28]　《左宗棠全集·书信》第2册 ，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416页。

　　[29]　对于这一问题的叙说，我使用了皮明勇先生的论点，见《清朝兵器研制管理制度与鸦片战争——兼论清朝军事科技落后的政治原因》，油印本，1990年。

　　[30]　当时任汀漳龙道的张集馨，对漳州的官办船厂有以下评论：“军功厂（即船厂）则为道中大累，厂中有水师武弁一员在彼监造，道中派文员数佐杂在厂相陪督造，又派道差县役多人弹压匠役，薪水月费，由道发给。每修造一船，道中少则赔洋银千数百元，多则赔三四千元。赴司领款，刁难需索，非给以司费，则应领之款亦领不出……每有船只造成，驾出海口，咨请水师收功领用，乃延搁竟至一年半载，海风飘荡，烈日熏蒸，及至牒请，至查来收功时，油色不能鲜明，不肯领用，又复重新修饰，更添赔累。”（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63页）官办船厂尚可如此赔累，而承包的私商又如何赔累得起？此中揭露出来的索贿、中饱现象，又何能保证战船的质量？

　　[31]　魏源：《圣武记》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545页。

　　[32]　关天培：《筹海初集》卷3。

　　[33]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p. 165.

　　[34]　为了使读者能掌握此中的情况，我以鸦片战争中战斗次数最多、交战时间最长的浙江省为例，作具体分析。浙江省共有绿营兵37000余人，在关内18行省中，是一个中等省份。这些兵丁的分布情况为：浙江巡抚驻杭州，辖抚标2营（左营407人，右营391人）。浙江水陆提督驻宁波，辖提标5营（中营850人，右营850人，左营850人，前营863人驻鄞县大嵩所，后营861人驻应家棚）；浙江提督直辖部队为，宁波城守营637人；杭州城守协865人，钱塘营667人（归杭州城守协副将节制）；海塘营408人（驻海宁）；湖州协3营（左营469人，右营469人，安吉营294人驻安吉）；嘉兴协2营（左营737人分驻嘉兴、海盐，右营732人驻乍浦）；绍兴协2营（左营863人驻绍兴，右营1026名分驻余姚、临山）；乍浦左、右营609人；太湖营623人。黄岩镇总兵驻黄岩，辖镇标3营（中营866人驻海门汛即今椒江市，左营866人，右营867人分驻黄岩、海门汛）；黄岩镇下辖部队为，台州协3营（中营720人，左营683人驻桃诸寨，右营690人驻前所寨）；宁海左、右营共1208人；太平营782人驻太平即今温岭县。定海镇总兵驻定海，辖镇标3营（中营990人，左营983人，右营892人）；定海镇下辖部队为，象山协3营（左营638人，右营638人，昌石水师营570驻石浦一带）；镇海水师营1163人。温州镇总兵驻温州，辖镇标3营（中营831人驻长沙汛，左营832人，右营889人驻宁村寨）；温州镇下辖部队为，温州城守营763人；乐清协2营（本营876人，盘石营301人驻盘石寨）；瑞安协2营（左营473人，右营469人）；平阳协2营（左营596人，右营595人）；玉环左右营共905人；大荆营669人。处州镇总兵驻处州（今丽水），辖镇标3营（中营836人，左营835人分驻龙泉、云和，右营836人驻遂昌）；处州镇下辖部队为，金华协2营（左营513人，右营513人分驻金华、永康）；丽水营434人。衢州镇总兵驻衢州，辖镇标3营（中营780人，一部驻龙游，左营658人驻常山，右营668人，一部驻江山）；衢州镇下辖部队为，严州协2营（左营506人，右营506人）；枫岭营481人。（以上据《清朝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卷一八六。有关清军分布情况亦可见《清朝通典》和《清朝通志》）。从以上情况来看，除在一些较大的城市驻有3至5营外，一般城市驻1至2营，个别县没有驻军。当然，城市驻军，仅仅是指该提、镇、协、营的衙署驻在城内，而其部队则分散于各地。

　　[35]　梁蒲贵等纂修：《宝山县志》，卷六，第13页。由于该资料未称各汛具体兵数，可参见下页注[1]。

　　[36]　当地宝山县境内，除吴淞营外，另有江南水陆提标后营一部（主要驻在县城一带），川沙营一部（主要驻在吴淞口东岸）。吴淞营的防区为宝山县大部、嘉定县一部。当然，当时的宝山县境与今宝山区不完全相同。

　　[37]　李扬华：《公余手存·营制》，《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 ，第222页。

　　[38]　周凯等纂：《厦门志》卷3“五营汛防”，道光十九年（1839）刊本。从汛防的具体数字看，清军不仅分散，而且并不划区集中驻守。如厦门岛上，5营兵弁皆有，5营衙署亦皆在厦门城内外；又如大担，5营各派战船1只，兵弁41兵巡防。这种方法，当属八旗轮流抽派的影响所致，对作战极为不利。

　　[39]　罗尔纲先对于绿营汛塘兵的解释似误。他在《绿营兵制》（中华书局，1984年）第8章 第2节中提出：一、只是城守、分防各营设有“汛”兵；二、“汛”兵占绿营总数的三分之一。从地方志材料来看，情况完全不同。“汛”应是清军营以下的一级编制、组织形式，其兵数的多少，据其任务而定。清军的督、抚、提、镇各标都设汛。从这个意义说，绿营中不存在专门的“汛兵”或“非汛兵”，因为未在“汛”的兵弁，亦在相应的塘、寨、堆拨等处，只不过是名称不同。罗尔纲先生认为，清军绿营中的提标、镇标不设防汛，机动性强，从上引福建水师提标的情况来看，似为有误。

　　[40]　对此，龙汝霖谈及山西清军时称：“除抚标及额设兵丁外，分成四十余营，再分州县之城守、汛塘……立法之初，原以为承平无事，一则散强悍之徒，使无尾大不掉之患；一则塞空虚之防，使无照顾不及之虞。用意至深且远。”（《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2《整顿营务议》，光绪二十八年刻本）

　　[4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237页。

　　[42]　嵇璜等纂：《皇朝文献通考》卷183，上海图书集成局，光绪二十七年（1901）铅印本。天津镇标2营，共计1400余人，天津城守营450人，葛沽营490余人。又，琦善奏“葛沽、大沽海口等三营”，未查到相应的记载。查葛沽营分驻新城、大沽等处，此处的“营”似非编制上的“营”，似为驻扎的营地。又，《皇朝文献通考》为乾隆年间的数字，未必与鸦片战争时完全相同，但因清军军制改动很少，大体数字不会有很大的变动。鸦片战争后，清朝专门成立了总兵力达2000人的大沽协。

　　[4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120页。

　　[44]　《皇朝文献通考》卷186。

　　[4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398页。

　　[46]　这里对清军各部再作一些说明：一、京师八旗和巡捕5营共10余万，但相当大的部分用于执行宫廷、陵寝、衙门的日常勤务；巡捕5营及一部分八旗京营则是巡防地面，看守各城门、堆拨，维持京师治安。为了守卫京城，这些部队一般不轻易抽调。在鸦片战争中，也没有动用。二、各地将军、都统、副都统统率的驻防八旗，相对集中，但一处至多不过数千，除日常勤务外，又有守城之责。在鸦片战争中，此类兵丁调动不多。三、各省督抚所率督标、抚标、漕标、河标，所担负的官府勤务相当繁重。提督所辖提标兵数较督标等为多，但有守土之责，不能全数用以机动作战。四、各镇、协、营，有着明确的绥靖地方之责，也不能全部用以参战。也就是说，如此庞大的清军，找不出一支可以完全用以作战的成建制的部队。

　　[47]　这里列举的仅指主要战斗地区，曾经发生过小规模战事的还有：广东从虎门到广州的东莞、南海、番禺县境内，从西江口至虎门后莲花山的香山、新会、顺德县境；浙江的慈谿、奉化、余姚；江苏的宝山、上海、松江以及长江下游诸要点。

　　[4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164页。具体数字为：徐州镇400名，寿春镇400名，扬州营500名，狼山镇350名，福山营350名，京口左营、右营、奇兵营350名，镇江营300名，常州营300名，太湖营300名，高资营300名。

　　[4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756页。

　　[50]　曾任兵部侍郎、后组建湘军的曾国藩对此极有体会，称：“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与江忠源》，《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 ，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第192页）正因为如此，当江忠源奏请“调云贵湖广兵六千”之时，曾国藩劝其调兵不如雇勇。

　　[51]　额设兵丁一栏中，广东、直隶绿营兵为1841年之数（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330—1332页；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绿营兵为1849年之数（见《清史稿》第14册，第3892—3897页）。浙江、江苏八旗驻防为鸦片战争时期数，具体为江宁3560名，京口（镇江）1185名，杭州2000名，乍浦1181名（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