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也不比文官低，[71]而其品秩，更是高于文官：

　　但是一论实际权力，文官又比武官高出许多。且不论正二品的巡抚可名正言顺地节制从一品的提督，就是加“兵备”头衔的正四品的道员，即可节制辖境内的绿营，如台湾兵备道可管辖正二品的台湾镇总兵。而在经济收入上，文官治民理财，享有大量陋规和下级官员的孝敬，法定收入仅是其总收入的最小部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一人们熟知的民谚，道出了文官的实际收入（尽管有些夸大）远远超出其法定收入，而知府的品秩仅比清军营一级军官（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中最低一级的守备，略高一些而已。

　　就清军军官的收入水准来看，绝无饥寒之虞。但当时官场的奢华风尚，使军官个个有如“穷瘪三”。自乾隆朝后期以降，吏治已经大坏。当官的目的，在于发财。仅凭薪水过活的官员，恐怕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到。

　　可是，文官有可供搜刮之民（一知县辖有数万至数十万民众），有可供搜刮之方式（如征粮征税、主持科举等等）；而武官手下只有数量有限的士兵（一营官辖兵200至1000名），前面已经提到，士兵的生活已经艰辛，并无多少油水。

　　搜刮管道的窄小，并不能阻止搜刮者的行动，反引出搜刮方式的朘刻。武官的主要手段为：

　　一、吃空额

　　这种人人知详的作弊方法，在当时与陋规一样，几乎是公开的。[72]民间的议论，言官的奏章，对此赀议甚多，但真正查办落到实处者鲜有。因为此是官官无不为之的陋习，也就形成了官官相护牢不可破的保护网，根本无法查处。

　　正因为如此，对吃空额的数量，从来就缺乏一种严格的统计，但许多资料表明，这似乎取决于官弁的贪婪程度和胆量大小。曾任贵州知府、道员等职的胡林翼私下说过，道咸之际，贵州绿营普遍缺额过半，偏远营汛甚至仅存额兵的六分之一。[73]这可能是一种极而言之的夸张说法，又贵州属边远省份。而吏部右侍郎爱仁于1853年公然奏称，京师“步军营额设甲兵共二万一千余名，风闻现在空额过半”，[74]就难免让人惊骇。

　　就一般而言，在各大城市，清军因差役较多，官弁吃空额的数量较少，但吃空额的手段，却花样翻新。京师巡捕五营中的“署差”，即是其中的一种。[75]为了应付操演巡视，官弁亦常雇人临时顶替。[76]

　　二、克兵饷

　　此亦军官作弊的传统手法。清军士兵的粮饷，例有扣建、截旷、朋扣、搭钱、折色等各目，[77]也为军官从中舞弊创造了机会。当然，也有一些军官根本不用任何名目，直接克扣兵饷。关于此类情况，史料比比皆是，这里不一一引证。

　　除此之外，军营中的各项开支，也往往被军官摊入兵饷。如福建绿营：

　　凡武官到任，铺张器具，都、守、千、把，红白喜葬，护送饷鞘弁兵盘费，修补零星军装器械，起早油蜡，差操茶点，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藉资事蓄。

　　更有甚者，军官将见上司的门包，亦摊入兵饷。[78]

　　前面已经提到，士兵的生活本已拮据，再加上此等克扣，无疑雪上加霜。有清一代士兵闹饷事件常有发生，正是对军官种种盘剥的反抗。

　　三、贪赃枉法，祸害社会

　　上面提到的吃空额、克兵饷，只是在清朝的军费上面打主意。但清朝军费毕竟数量有限，许多人继而将目光转向社会，寻找发财机会。

　　而军队若取之社会，必然扮演与其职责相违相反的角色，它本是护法者，此时为了金钱而不惜枉法。这种行为往往是官兵联手，花样又层出不穷：浙江官弁出售兵缺，[79]广东绿营开赌收费，[80]这些都显得平常；福建水师的做法颇具创意，干脆将战船租赁给商人贩货运米，或租赁给来往台湾的各项差使。[81]

　　实际上，最主要又是最简单的贪赃方式，是在执行公务时直接勒索和受贿。

　　前面已经提到，现代社会的警察职能，当时由清军来承担。看守监狱、协收粮款、巡查地面、捕押罪犯、缉拿走私……在他们的操作下，皆成了来钱的营生。久而久之，又形成了监盗两便的陋规，一面是交钱，一面是放行。

　　关于此类劣迹，史料记载太多，无法也不必一一引证。好在许多论著对此多有论述。在这里，我只想引证一条与本书主旨较密切的材料：

　　1841年，两广总督林则徐革职后奉旨前往浙江军营。路过湖南时，这位已亲历战败的大吏向当时的名士包世臣透露：

　　粤营以水师为最优，其岁入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禁绝烟土，则去其得项百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者。[82]

　　“土规”即鸦片走私的陋规。这里提到的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自然应视作文学的语言而不能当作量化的分析。但不管夸张的色彩有多浓，林则徐、包世臣用此等数字对照，可见问题之严重程度。

　　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即刻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腐败已不可逆转。世界上可以有一万种罪恶而安然无事，唯有一种足以致命：执法犯法。曾任福建汀漳龙道的张集馨向以“整顿”出名的林则徐讨教，如何改变福建水师兵匪一家的局面，林对曰：

　　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83]

　　而后来督练湘军的曾国藩，更是一针见血：

　　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84]

　　以上的描写，颇有专门暴露黑暗之嫌。其实，我为了研究结论的公允，曾千百度地寻找光明，但光明始终远我而去。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

　　我的这一结论会否失之偏颇呢？只消看看当时人的言论即可释然。当时的人们因体会更真切，而评论更痛切，甚至呈递皇上的奏章中亦直言不讳。黄爵滋说：

　　今日之兵，或册多虚具，则有额无兵，粮多冒领，则有饷无兵；老弱充数，则兵即非兵，训练不勤，则又兵不习兵，约束不严，则更兵不安兵……顾何致积弊如此，臣思其故，皆由于营弁之侵饷自肥，扣饷自润……

　　（京城旗营）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问其名声，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顶替，点缀了事……[85]

　　耆英说：

　　营员兵丁，亦无不以民为可欺，藉巡查则勒索商旅，买食物则不给价值，窝留娼赌，引诱良家子弟，包庇汤锅，代贼潜销牲畜。牧放营马于田间，名曰放青，阻夺货物于道路，指为偷漏。盗劫案件，则怂恿地方官，扶同讳饰；兵民涉讼，则鼓胁众丁，群起而攻。[86]

　　曾国藩说：

　　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锢习。[87]

　　在这些描写之下所能得出的清军总体印象，不正是一片黑暗吗？

　　至于由此而产生的训练废弛、军纪荡然，当时人的言论就更多了，我们已无必要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因此，在鸦片战争中，清军在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大量逃亡，坚持抵抗者殊少。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人的因素可以改变客观上的不利条件，又似毫无基础可言。

　　因此，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当时和后来的人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清军已经腐败。

　　可是，眼下流行的各种鸦片战争的论著中，一方面承认清军已经腐败，一方面又使用了既模糊又明确的说法，“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云云，似乎只是一小部分上层人士对此应负责任，而下层官兵毫无责任可言。他们的例证，正是一小部分在抵抗中牺牲的将士。且不论这种以偏概全的方法在逻辑上的错误，就此一说法的倡导者的心态而言，多多少少又有一些阿Q的味道。

　　* * *

　　[1]　本节关于中国火药、火器的叙说，主要得益于王兆春先生的杰出著作《中国火器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此外，刘旭的《中国古代火炮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吕小鲜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两军的武器和作战效能》（《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也给予我有益的启示。在此特表示感谢。

　　[2]　相对说来，在这二百年间，西方的火器发展也很慢，主要是点火装置的改良，制造工艺的进步，而在外形上大体相似。双方对于对手使用的火器，亦非完全不知或迷惑不解。但在性能上的差别是很大的。

　　[3]　1548年，明朝军队在与倭寇作战的双屿之战中，缴获了倭寇使用的葡萄牙及日本的火绳枪（日本火绳枪是仿照、改良葡萄牙火绳枪而来），时称“鸟铳”。在此次战斗中，明军还俘虏了善于造枪的外国工匠。明朝军事当局立即派工匠学习，得其传而自制。清朝在明清战争中，又从明军那儿学会了制造火绳枪的技术。

　　[4]　清军的装备极为混乱，此据庆桂纂：《钦定大清会典图》卷69，嘉庆十六年（1811）刻本。

　　[5]　此时英军在枪械制造上开始采用机器，制成的枪械规格统一。尤其是使用镗床后，枪管直，弹道延伸性能好，而枪管与枪弹之间的缝隙较小。在清朝，鸟枪制造工艺仍为手工打制，枪管壁厚薄不均，有不平滑之处，致使弹道紊乱，射击精度差；且口径也大小不一，口径过小，即无法装药填弹，而口径过大，易泄燃气，弹出无力，飞行不远即坠地。

　　[6]　吕小鲜先生对此曾有研究，见《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两军的武器和作战效能》（《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另外，即便是鸟枪手，一般也配有腰刀等冷兵器，以便与敌格斗。

　　[7]　1850年底黑龙江副都统清安奏请各地驻防八旗改造所部鸟枪，以如京旗健锐营样式。咸丰帝命各驻防大臣议复。从15件遵旨议复的奏折来看，鸟枪的使用年限很长。除泛泛地提到“使用已久”外，提到具体使用年限的共有6份。最早者为黑龙江，称“康熙时征剿俄罗斯由部颁来”，如此推算，达166年之久。其次为福州驻防，1755年启用，使用95年；又其次为杭州，1761年启用，使用90年；又其次为荆州，1779年更换半数，使用72年，另半数不知何时启用，其使用年限当在72年以上；又其次为乍浦，1782年启用，使用69年；仅山海关一处称于1840年即鸦片战争时启用（收到时间为1851年，年限以此计算）。（《军机处录副》，本书引用各档案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后不再一一注明）由此而推论，其他地区的鸟枪使用年限可以想见。尽管各驻防八旗的鸟枪使用年限如此之久，完全应当更换，但各驻防大臣众口一词，声称兵丁已得心应手，毋庸改造。核其原因，我以为这是因为在当时的财政制度下，新制鸟枪不可能得到部款，所需资金只能靠捐办。驻防捐纳不易，而各驻防大臣又应当首先捐献。从另一方面来看，新制成的鸟枪质量未必能超过原设鸟枪。参见注[3]。

　　[8]　当时的前方将领对此也有议论，不一一引用。1851年杭州将军倭什纳奏称：1842年乍浦失陷，驻防八旗的鸟枪大部损失，战后配发新造鸟枪，与该部原设的由1782年启用的鸟枪混合使用。“检存原设鸟枪均按健锐营样式，操用自然便捷，施放均属得当。此外由军需局拨给绿营式样鸟枪五百九十一杆，较健锐营式，枪身长出尺许，配操不能便捷，且拨给以来，操用将及十载，多有伤膛，施放打准不甚得力。”（倭什纳折，咸丰元年四月十七日，《军机处录副》）枪身太长，仅使用不便。但仅使用9年的鸟枪的损坏程度竟大于使用了69年的鸟枪，可见制造质量之差。另一方面，清军绿营的兵器样式、质量均低于八旗，个中原因后将叙及。

　　[9]　1620年（明泰昌元年），明朝大臣徐光启等人向澳门葡萄牙当局购买西洋火炮。次年，明朝政府不仅购炮，而且聘葡萄牙炮师和西方传教士来北京造炮。此类火炮，时称“红夷炮”。中国的火炮技术从此大为改观。明清战争中，明军在宁远之战用火炮大胜清军，努尔哈赤中炮身死，后清方积极向明朝学习火炮制造技术。

　　[10]　例如，关天培称：1835年，他督放虎门炮台的火炮，一次便炸裂了6门火炮。后来，又在佛山镇制造了59门新炮，在试放时就炸裂10门，损坏3门，能用者不足75%。见《筹海初集》卷3，道光十六年（1836）刊本。

　　[11]　炮弹的弹体粗糙，在发射时会与炮膛摩擦，将影响射程和射击精度；炮弹的弹径偏小，又使燃气旁泄，也会影响射程和射击精度。

　　[1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461页。

　　[13]　王兆春：《中国火器史》，第204、291—292页。

　　[14]　当时英国制造火药的工艺流程为：采用物理和化学的方法，以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