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衙门咨交之案，往往视为泛常，任意积压”。为杜绝类似弊端，乾隆、嘉庆时期朝廷特定立期限，由督察院等按时咨催或参奏，视情节重轻给予处罚。

综上可见，督抚、臬、道、府、县五级地方司法逐级复核制和中央刑部、三法司等部门协助皇帝裁决重刑的实施，使清初、中期司法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配上，呈现出内重外轻的不平衡状态。虽然，从省到县五级地方官府均有权介入和过问各类轻重狱案，但量刑裁决权却只限于笞、杖等较轻的案件。在司法过程中还不乏官府内自上而下的层层监督、纠问和相互制约，致使任何一级地方官府都无权专断刑狱。另一方面，流刑以上重要狱案的裁决权均归于朝廷，朝廷在刑部核复、三法司会审、九卿秋审等协助下，牢牢掌握了死刑的裁决权。这样，地方较重要的刑狱裁定权递次集中于中央之后，最终又集中于皇帝一人。这就是清初、中期中央和地方在司法权力分配上的基本情况。

[1] 《清史稿》卷144，志119，刑法3，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1000—1111页。

六、清前期中央与地方之博弈

清初，清政府对全国的统治权虽已确立，但部分地区一直未能置于有效的控制之下。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处理上，南方数省有三藩的割据势力，台湾岛屿有郑氏的反清集团，他们一直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不断向清政府发起挑战。削平三藩，消灭郑氏集团，就成为这一时期中央理顺与地方关系的首要问题。康熙帝经过10年的努力，终于平定了三藩，收复了台湾，消除了地方企图割据、分裂的力量，从而为清中期康乾盛世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为清初、中期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处理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一）与三藩的博弈

清初，为了充分利用汉族降将的力量，统治全国，清政府封了四位汉王。他们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和定南王孔有德。顺治六年（1649年），耿仲明死于江西，其子继茂袭爵。顺治九年（1652年），孔有德死于桂林，无子爵除。此后，清政府令吴三桂镇守云南，尚可喜镇守广东，耿继茂镇守福建，继茂死，其子精忠继之。史称之为清初三藩。

清政府建立三藩的目的，不外乎为“辑守疆圉，以宽朝廷南顾之忧”。然而三王分镇之后，手握重兵，雄踞一方，位尊权重，为所欲为，骄恣无忌，逐渐走上了与中央集权政府相对立的道路，成为影响中央政府号令全国、建立统一政治秩序过程中的最大隐患。三藩势力与清政府的中央集权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矛盾愈来愈深，最终发展到了必须用武力方能解决的地步。

在政治上，三藩专擅一方，所踞之地，形同独立王国。尤其是吴三桂在三藩中势力最大，节制云贵督抚，在各处安插私人，吏部、兵部不能干涉，这就使中央对云贵的行政统治权实际上名存实亡。

在经济上，三藩的巨额军费一直是清朝中央的沉重负担。三藩兵力雄厚，分驻沿疆，所令汉军八旗及绿营兵总数达10余万人，庞大的军费都由国库支付，给清廷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时，三藩“糜俸饷钜万，各省输税不足，征诸江南，税两千余万，绌则连章入告，赢不复清稽核”[1]。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这其中尤以吴三桂为最。康熙六年（1667年），左都御史王熙疏言：“直省钱粮，大半耗于云贵、闽、广之兵饷，就云贵言，藩下官兵发需俸饷三百余万。本省赋役不足供什一，势难经久。”[2]直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这一状况仍未改变。每年云南需协银常为170余万两，贵州需协银常为50余万两，福建需协银160余万两，广东需协银常为120余万两。

在军事上，三藩久握兵柄，分驻沿疆，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康熙初年，国家养兵共58万有余。三藩兵力，虽只占全国兵力的1/10左右，但其兵将久受藩王豢养，心中只知为藩王家丁，不知有朝廷。不仅如此，三藩除了额兵之外，还拥有私征兵，并给府中成年男子发放兵器，经常操练。因此，三藩的武装力量已构成了对清朝中央政府的潜在威胁，是清初国家稳定的一个极大隐患。

早在顺治年间，御史郝浴、杨素蕴，布政使胡章，给事中杨雍建等便已疏劾三藩的不法行为。康熙初年，庆阳知府傅弘烈也曾奏告吴三桂图谋不轨。浙江巡抚范承谟更是在卧榻之侧悬一小牌，上书时事数则，第一条便是三藩应撤。三藩势力的恶性发展，使中央政府深感不安。此时，康熙帝已清醒地认识到：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吴三桂非宋功臣可比，乃唐藩镇之流耳。并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决心寻找适当的时机来消除这一在巩固中央集权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因与长子尚之信不和，疏请归老辽东，以尚之信袭爵留镇。清廷借机以父子宗族不宜分离为由，同意尚可喜告老还乡，但不允其子袭爵留镇，令其尽撤部中家属回籍。七月，吴三桂、耿精忠也疏请撤藩，试探清廷意旨。八月，康熙帝否定了大多数廷臣反对撤藩的意见，毅然下令三藩并撤，并立即派员前赴云南、广东、福建，办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九月，撤藩诏使到达云南，西南震动。十一月，吴三桂公开叛乱，各地藩王先后响应。康熙帝调整部署，沉着冷静，针对各藩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经过8年苦战，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冬，彻底平叛，全国局势从此稳定下来，清王朝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三藩反叛，对清中央最高决策层震动很大。康熙帝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巩固清王朝的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作出了一系列艰苦努力，从而形成了清初至鸦片战争前国家基本上处于一个统一、团结、稳定、发展的局面。这为清初、中期封建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奠定了一个坚固的政治基础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所谓的“康乾盛世”正是产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平定三藩是开康乾盛世之端。

（二）与台湾郑氏集团的博弈

平定三藩之后，清廷立即转入了收复台湾，消灭郑氏集团割据势力的斗争。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荷兰侵占台湾，建立殖民统治。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了台湾，对中国历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然而，随着清王朝统一事业的发展，自比琉球、朝鲜，坚持不雉发、不登岸的郑氏集团武装，已经蜕变成为分裂国家统一的地方割据势力。三藩叛乱，郑成功之子郑经作为支持者和参加者，一度猖獗海上，并且占据了泉州、漳州、惠州、潮州等地，“杀掠所至，十室九匮”，使广大人民深受其害。康熙皇帝决意消除沿海战患，消灭这一不服从中央政府管辖的地方割据势力。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三藩叛乱即将平定之时，康熙帝便命吏、兵二部从速制定进军台湾方略。经过一年多的充分准备，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2万多人，战舰300余只，进军台湾，消灭了郑氏集团势力，重新统一了台湾。台湾统一以后，康熙皇帝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隶福建省管辖。自此，台湾完全处于清王朝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这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台湾统一以后，在免受外敌侵扰的条件下，也促进了海岛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平定三藩与收复台湾，标志着清王朝的统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在这以前，清朝中央政府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用武力消除敌对势力、确保新政权的巩固和稳定上面的话，那么接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采取更多的经济、政治手段，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发展社会经济，保证大清王朝江山的长治久安了。经过康、雍、乾、嘉四朝的中央集权，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可以说中央对地方拥有绝对的发号施令的权力，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长期处于基本稳定运行的状态之中。

[1] 《清史稿》卷474，列传261，吴三桂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1967页。

[2] 《清史列传》卷8，王熙传，国史馆编，王钟翰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

第二章 皇权危机之凸显

一、西方列强之冲击

传统的中国是个家族取向的社会，人们对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对外界的认识，不超过一定家族或地域的范围。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并没有近代国家的概念，而只是在宗法和地域基础上形成的“天下”观念。清人对世界秩序的看法，特别强调“华夷之辨”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层级序列。中国自称天朝大国，中国以外是蛮夷之邦，是落后的地区和民族。天朝上国，尽善尽美，无所不有，无求于人的自满自傲观念，是深入人心的。从最高统治者到整个知识界，都不把外国的事放在心上。的确，这种世界观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根源。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东亚唯一大国又为东亚政治文化中心，周边的小国与中国保持着长期的朝贡关系；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后来也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这一切都助长了中国人的文化中心主义，并且使中国统治者长期在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自我陶醉，养成闭目塞听，睥睨一切的习惯。但是就在清政权建立不久，世界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中国传统农本社会处于停滞状态之时，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却在西方悄然崛起：“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上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1]，工业革命使西方世界以惊人的速度赶上并超过了东方。世界资本主义近代一体化的迅速扩张，最终打破了人类有史以来相互隔绝的状态，处于前资本主义的民族和国家，几乎都被纳入西欧资产阶级所主宰的世界秩序之中，强大的“西力东渐”之势不可遏制。到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咄咄逼人的资本主义文化触角终于延伸到了中国这个古老世界的最后一片乐土。不幸的是，这时清政府仍然沉湎于文化中心的梦幻中，结果造就了盲目自大的心态和闭关锁国的政策。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公使马戛尔尼来到北京，要求清朝对外开放，互为通商，清廷以“华夷之辨”为原则，拒绝了他的请求。后来英国又派公使阿美士德来中国，再次要求通商，但同样遭到了嘉庆皇帝的拒绝。到道光朝，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国力的强大，英国统治者不再满足规模愈来愈大的鸦片走私欲望，在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以后，又掀起了强行打开中国门户的狂潮。至此，大清国与英国的正面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于是爆发了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清朝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若将视野放大，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从此，世界进入了中国，中国也开始逐步进入了近代世界。鸦片战争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不在于这场战争本身。就双方而言，战争规模并不算大，过程也很简单。但是，这场战争代表了中英两国不同文明、实力之间的冲突和较量，战争的胜负实际上早已由双方的社会性质和军事力量所决定。对于清政府来说，失败是必然的。最后清政府置“天朝大国”的脸面于不顾，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被迫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赔偿英国2100万元，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同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又同英国签定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件。随后，美、法等国接踵而来，纷纷仿效英国，也分别强迫清政府签定了《望厦条约》《黄埔条约》，扩大了外国在中国的特权，诸如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允许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等等。

《南京条约》及其附件的签定，标志着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屈辱的开始。鸦片战争的失败也是清政府王权危机的前奏曲。有人说：“本朝内乱，以洪、杨为巨；而外祸之发韧，则始于鸦片战役。有鸦片战役，始知外国之强。未几英、法联军继之，而中朝情势乃大绌矣。故南京、天津二次条约，实维新政治之所由朕也。”[2]鸦片战争后，清廷误认为西方国家入侵中国是暂时的，他们的要求满足之后便不会再来，《南京条约》不过是“暂事羁縻”，但事实远非如此。殖民主义者的欲望永远是不会满足的。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又以失败而告终，再次先后被迫签定《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法赔款，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等等。第二次鸦片战争改变了清政府对西方国家不正确的看法。此后，西方国家也认清了大清帝国的虚弱本质，频频挑起事端，对中国的权益要求不断增加；清政府经过两次惨败的教训，对西方国家的看法也由蔑视变为恐惧，失败一个接着一个，除了满足西方列强要求外，清政府已经别无选择。自古以来至高无上的皇权破天荒地受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