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会影响你的工作。”

“好吧，六个月。”

“是的。记住你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随时打电话，不用等到咨询的时候。”

晚上回到家后，我瘫倒在沙发上，我太累了，甚至无法与大卫讲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我与萨默医生的决定。

第二天，当我有力气与他说这些时，大卫很担忧。他同意留在家里、一直工作比去住院要好，但我们的保险只能支付一年五十次的咨询费用，但我早已远远超过这个数量了，大卫已经第三次用我们的积蓄支付咨询费用了。大卫提议我们可不可以每个月向萨默医生支付一定数量的费用，等到后期我不再与他做这么多咨询时，这些钱就可以填补之前的费用了。

我看得出大卫多么紧张我们为不时之需存下来的钱，但对于我来说，现在已经是需要用的时候了。“如果对你来说实在无法接受，我可以借出我的退休金来，大卫，我无法跟萨默医生说现在少付他费用的事，我们有钱，我觉得我们应该付全款，我不想因此影响我们之间的咨访关系。”

大卫无奈地同意再拿我们的积蓄出来，但我想他很不喜欢这样。那一刻，我对大卫的不信任更多了，我很怕对他而言，金钱比我的需要更重要。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萨默医生的办公室，开始实行每天两次咨询以及服药的计划。

第四部分 选择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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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紧张地等待着我的上司罗西（Rossie），她的会议有点儿延迟了。我又需要改变日程了，我需要每天去见萨默医生。罗西平时并不会让我觉得紧张，她是公检法的首席检察官助理，在司法部负责补助金分发的部门，我在这里做首席律师和首席顾问已经四年了，我们向《反妇女暴力法》提供帮助，这是一项有突破性的法律，新法律加大了社区对性虐待和家庭暴力的影响，尤其是对遭到丈夫虐待的移民女性有特殊的条款。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尤其是现在我回忆起那些被虐待的记忆。

工作上，我和罗西很亲密，我告诉她我是童年被虐待的幸存者，她给予我许多支持和同情，她接受我每周做两次咨询的计划，并且鼓励我做任何可以走出来的事情。我与我的副手彼得（Peter）约定，如果我不在办公室或者不方便时，由他与罗西联络。工作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但我现在与萨默医生有了新的约定，在我提交调整美国残疾人福利之前，我需要跟罗西见一面。我知道我已经得到了美国残疾人福利，但她不需要一直保留我首席顾问的职位。

我焦急地等待着，想告诉罗西，每天都要做咨询，我觉得紧张。我很努力才有今天的成就，我不想失去它。治疗的过程比我想象中付出的要多，我从容的笑容消失了。我总是在哭，我瘦了很多，看上去很虚弱，我脸色苍白，眼睛下面挂着黑眼圈。有些人知道我在处理儿时被虐待的记忆，但那些不太熟悉的朋友也在看到我的变化后过来表达关心。

见到罗西时，她感觉有些不一样，她没有像往常一样与我热情地打招呼，也没有到我们平时坐的沙发这边来，她坐回她的办公桌后面。她看上去心不在焉，这让我很慌张。我们让她失望了，她不希望我留在现在的职位上了，我不能相信她。我很悲伤、很失望，突然间她的办公室变得很大，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样不好，我与恐惧纠缠着。

在我与萨默医生的工作中，我学会了一种很好的办法去控制焦虑和压力，就是一次只注意一件事情。比如说，我把我的日程分解为许多可控的部分，尽管我很有野心，总是计划着未来的职业目标，但我已经放下这些了，当自杀的想法总是纠缠着你，就像此时的我一样，活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我把时间分成很小的一段，然后注意下一秒要发生的事。想太远让我觉得疲惫，自杀的想法会变得强烈。与罗西谈话的那天，我把失去工作、失去婚姻、失去朋友的担心都放在一边，忽略所有其他的事，只专注于这场谈话，我告诉自己可以稍后再解决其他事。

我犹豫着怎么开口让她知道我要改变日程的事，罗西关切地看着我，我无法确定她是在关心我这个人还是关心一个无法完成日常工作的首席顾问应该怎么工作。我不再想这些：“罗西，我希望你能同意关于我的美国残疾人福利的改变，我要每天见我的心理咨询师了，每次90分钟。我还会像现在一样大多数时间都在办公室里，但我可能需要更多时候在家工作，我也可以按要求时间上下班或者离开这个职位。”

“你跟马蒂（Marty）说过这些吗？”马蒂是行政主管，管理所有员工。

“还没有，我想先跟你谈一谈，我知道你已经很尽力照顾我了。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吗？”

“你不在时，我依然会与彼得联系，我想这样没什么问题。你需要和马蒂谈谈，看看他的意见。我希望你能得到所有人的支持。”一部分的我抗议道：她言行不一致。我越来越觉得她可疑。

“罗西，你是否希望我离开首席顾问的职位，如果有这样的需要，我没有问题，可以再找一个职位给我，美国残疾人福利并没有要求你保留我的职位，它只让残疾人不失去薪资和福利而已。”尽管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但我心跳得很厉害，各种想法不停转动：她看上去很冷漠，她害怕我们，她根本也不想我们留下，保护你自己。

尽管心跳得很快，耳边一直是血流呼啸的声音，我还是听见罗西说：“不，别傻了。去和马蒂谈谈吧。”我仔细地看着她，更加怀疑她的真诚。我又感觉到麻木，在内心里，我听见某些成年的部分正在安慰年幼的部分：没关系的，只要完成这次对话，我们就解脱了，我们可以离她远一点儿，别担心，她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

我带着不好的预感离开罗西的办公室，我的各种想法还在快速流动着，感觉越来越麻木。我直接去马蒂的办公室找他，他正在打电话，但还是热情地招呼我进来。他挂断电话后，来到桌子的另一边与我坐在一起。我看得到他眼中的温柔和关切，我经常与马蒂一起共事，相处得很好。他问我是否有什么需要，我跟他解释我需要改变日程，他说罗西已经关注到我总是不在岗位的事情，并且考虑让我去别的岗位了。我的想法快速流动：看，我告诉过你，她言不由衷，她不可靠，离她远点儿。血流的声音充斥着我的耳边，这是马蒂，他在告诉我事实，冷静下来，没事，我们可以与马蒂谈谈。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听见马蒂说，罗西并不想伤害我：“她给你找了一份让你可以有时间去咨询又有意义的工作，也保留了你相同的薪资和福利。”我平静了一些，我们可以做点儿别的事，我们不再与罗西一起工作了，我们不能信任她，我们要去别的地方。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马蒂，我很感谢你的诚实，可不可以告诉我我要去的职位？”他告诉了我新职位，并且说会通知罗西，我说会在一到两天之间电邮给他关于新职位的情况。我把萨默医生开具的那封调整工作的意见函给了他，在他打开那封意见函之前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我知道我要去的地方：刑事被害人办公室。作为首席顾问，我将与他们的负责人维罗妮卡（Veronica）一起工作，我很尊敬她，也很喜欢她，我回忆得越多，就越想让这个世界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并且给予那些受害者最大的帮助。讽刺的是，我在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些事之前就已经在这个职位上了。我的想法改变了，我不再关心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地位，改变一些人的生活才是更重要的。如果我可以为《反妇女暴力法》的执行做工作，我相信在刑事被害人办公室，我可以在儿童虐待、家庭暴力和性侵犯的工作上做更多的事情。

在到现在的岗位之前，维罗妮卡直接与性侵犯的被害人工作。我停在她的办公室门前，觉得更自信了一些，如果她想，我可以为她工作。我说：“维罗妮卡，你有没有兴趣让我来与你共事，我有固定的职位，你可以不必让你的人离开，我可以做你的法律顾问。”

她很热心，但也好奇为什么罗西要把我从总顾问办公室调到她的办公室，她问：“奥尔加，为什么罗西让你离开？”突然间我感到很害怕，各种想法不停地冲突：告诉她，不，不要告诉她，她需要知道，她不需要知道所有事，她会要我们吗？

我深呼吸，强忍着泪水，问她是否可以坐下，她说：“好的，请坐。”然后认真看了我一会儿，拿起电话推迟了她的预约。我坐下整理自己的思绪，我不想听上去有哭腔或者很可怜。

“维罗妮卡，过去的两年间，我想起了儿时被虐待的经历，我正在做治疗，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得到了美国残疾人福利，可以每周去见我的治疗师四次，但我现在要每周去见他五次，并且每次90分钟，罗西需要我时，我可能不在。首席顾问是个重要的职位，我已经不合适了。你没有法律顾问，如果你愿意容忍我有限的工作能力，我会要求调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已经快窒息了。

维罗妮卡从她的桌子后面走出来，坐在我的身边：“我很高兴你能来我们办公室，你可以为我们带来丰富的知识，不只是法律知识，你更了解受害者的感受，你可以帮我们了解创伤与治愈。但是首先，我支持你去做一切你需要的事，我会在我旁边为你设一个办公室，如果你需要单独行动时，这可以为你提供方便，你好一些时，奥尔加……”我默默流泪。

“你会好起来的，即使现在你没有这样的感觉。”她握着我的手道，她停了一会儿继续说，“等你好一些之后，你可以帮我们建立更好的机制和应对方式，提醒我们在为谁工作。你看，我得到了很多好处，我得到了你的法律知识，也得到了你的经验。”

过了好一会儿，我整理好自己并向她道谢离开。我没有坐电梯，而是走下五层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不希望被人看到哭过的样子。回到办公室里，我惊讶地看到马蒂正在等着我。他手里拿着萨默医生的建议函，萨默医生在建议函中写了我为什么要改变日程，他指出我有厌食、睡眠紊乱、抑郁症状，有自杀倾向，他也写明这是由于儿时被虐待导致的，我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惊恐发作、焦虑障碍以及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最后，建议函上写道，他希望这次调整可以让我得到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以免最后出现住院的结果。

马蒂的眼睛红红的，说道：“对不起，我很抱歉。我不清楚我们是不是你想象中能够得到支持的工作环境，我会尽力帮你的。”我拥抱了他，默默流下眼泪。

“谢谢，你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泪流满面地坐在那里，“马蒂，我想去刑事犯罪被害人办公室帮维罗妮卡做律师顾问。我刚刚跟她谈过了，她也很赞同这个想法，你可以帮我吗？”他点头。我停了一会儿，告诉了他我担心了几个月的事：“我很害怕别人知道我的病症，我会在安全调查中不合格。”告诉他这些让我觉得自己很脆弱。

“维罗妮卡都知道了吗？”他拿着那封建议函。

“没有，我没有全都告诉她。”

“我不会再告诉任何人，我刚刚告诉了罗西我需要调动你岗位的事。”

我向他道了谢，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我又给了他一个拥抱，他需要去与维罗妮卡和罗西谈一谈。我坐在自己的桌子前，我明白了这是萨默医生让我一直工作的原因。我想着马蒂的关心，维罗妮卡的大力支持，甚至是罗西对我去做治疗的宽容，我经历的每件事，都让我觉得鼓舞。马蒂知道我有DID，但他并没有把我看成疯子。他只对我表达了温暖的关怀和尊重，维罗妮卡谈到了我会给他们办公室带来的价值，罗西也支持我去刑事犯罪被害人办公室。温暖充满我的心底，一瞬间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像是黑暗中照进了一线光明。

通过与萨默医生的咨询，我学会了如何在内在分裂成充满恐惧的部分时控制自己的生活。这需要揭开我更多的部分，了解她们所知道的我的过去，倾听她们的感受，接受她们，与她们产生连接。在一个看似缓慢无尽头的过程中，我渐渐地对自己的人生和那些诱发我回到过去和惊恐发作的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萨默医生为我们的咨询设立了一个规矩，我很快就学会了。每天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坐在小椅子上慢慢啜着我的茶。几分钟内，我的脑子里就会充满了各种想法，它们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让我烦恼了。我学着让这些想法洗礼我，接受它们，不再害怕它们，我仔细倾听，告诉萨默医生它们说了什么，然后告诉他哪个部分或者哪个想法必须在这一天马上解决。在萨默医生的帮助下，我能越来越好地倾听内心的声音了，我说：“今天我觉得害怕。”萨默医生会问：“谁在害怕？”我思索后回答道：“5岁的奥尔加在害怕。”萨默医生会问为什么，在咨询结束前，萨默医生、5岁的奥尔加和我会在5岁的奥尔加的感受以及我应该怎么帮她的问题上有一场细致的谈话，我们会让5岁的奥尔加适应现在，了解我已经长大了的事实。

我现在正在检查那些自动的部分，如果某部分特别接近意识，我会让她说一说她的记忆；如果不止一个部分浮上来并且很急迫，我会默默地从中调停，让其中一个先说出来，尽量在一次咨询中处理掉两个问题。

我愈来愈能够控制我们所讨论的话题了，那些部分开始信任我和萨默医生，我们的咨询越来越有成效。但是我仍然讨厌这个过程，回忆那些被虐待的经历太痛苦了，我无法逃避被我隐藏许久的想法，被虐待的场景和感受。尽管如此，与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