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外。

“爸爸，我在上个月的账单中发现一笔跨国汇款，你能解释一下吗？我和妹妹都很担心。”

那笔钱汇给了我以前的一名学生，他利用暑期在杜兰戈旅行。我请求他前往拉格洛里亚，如果他能找到曼努埃拉的家，就会把那笔钱交给他们。

“我应该说这笔钱是谁给的？”我的学生问我。

“艾尔·诺特。”我说，“就说前世欠他们的。”

我想象着曼努埃拉一家绞尽脑汁思考该如何解释：或许是父亲送回来的钱，还得避免向政府暴露自己；或许美国政府在归还他们失去的财产。

“我给墨西哥的一位朋友送了些钱。”我对汤姆说。

“什么朋友？”

“你不认识她。”

“你是怎么认识的？”

“通过网络。”已经很接近事实了。

汤姆没作声，他在努力分辨我是不是疯了。

“网上有不少骗局，爸爸。”他说。我能看出他在竭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

“是啊，你说的没错。”我说。

曼努埃拉回来为我洗澡。既然已经知道真相，我也会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可我还是让她给我脱衣服，把我抱进浴盆。她的动作一如往常，稳健而又温柔。

“谢谢。”我说。

“不用客气。”机械的声音停了一下，“你想让我给你阅读吗？”

我看着摄像头，快门缓慢地开和，仿佛是她在眨眼睛。

[1] “阳光自动护理设备”的首字母缩写为SANDY，音译为“桑迪”。

[2] 土耳其行棋傀儡是18世纪晚期的一个自动下棋装置，但后来被证明是一场骗局，有一名人类棋手藏在里面操作机器。

造访

室友和邻居们拎着冰啤，站在街上，欣赏室女座方向数百条照亮夜空的光带。不同于流星，光带不会在一两秒内熄灭，而是像风挡玻璃上的雨滴那样，缓缓划过苍穹，燃烧的尾迹逐渐熄灭。

“你怎么看？”我问旁边的女孩。她黑头发，棕皮肤，脸上闪着一层细细的汗珠。我觉得她是东南亚人，初夏的清风吹来她微弱的香水气息：像花一样，但不刺鼻。根据她总抱着的一摞书判断，她可能是住在我楼下的法律系学生。他们中有很多人住在剑桥的这一隅。

“仿佛目睹世界末日。”她说，“你是每晚在我楼上跟着《大卫深夜秀》蹦蹦跳跳的家伙，对不对？我是劳拉。”

“只有那个时间能锻炼。我叫马特。”

我们一起喝着啤酒，观看天空的焰火表演。

那天晚上来了四百五十三枚探测器。

探测器的大小相当于个子稍矮的人类，高一米五出头，宽三十几厘米。垂直的黑色圆柱体向下逐渐变细，在最底部形成一个钝尖，形状和亚光表面会让人联想到动画片中的炸弹，接近地面，马上爆炸。

官方所有的交流尝试都宣告失败。人们靠得太近，它们就会移开，但是跟野生动物一样，一旦到了安全距离它们就会停下。通过向探测器照射光线、摇铃、发射无线电波，甚至吹出柔和的空气流来测量基本物理常数，都没有得到有意义的结果。演奏音乐或展示美术也都没有得到反应。同时，探测器的外壳能够屏蔽一切远程成像技术（超声波、电磁波或者更奇特的射线）。靠近的话，你能听见它们发出类似蜜蜂的嗡嗡声，可声音听起来是随机的，没有规律。如果这是它们在发起交流的话，我们却没能理解。

从探测器的角度来说，它们不发出机械的声音，没有收集样本，没有拐走人类，不投放全息影像，也没兴趣见我们的国家领导们。它们伴着徒步的人群行走在人行道上，或者沿着公路在快车道高速移动。有时候，它们在同一个地方待上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还有时候，它们飞速驶过海面，巨大的音爆在身后回荡。

它们目的何在？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探测器显然对我们感兴趣，因为它们都集中在人口中心，不过它们远离战区。是因为它们不堪一击吗？有谁对它们恶意施暴吗？或者一切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让我们以为它们对地球的军事实力不感兴趣，好暴露出我们的弱点？

有人争辩说，按照进化规律，能够开发出星际旅行技术的种族肯定是充满敌意、危险无比的。反过来运用这条金科玉律，如果我们不想重蹈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覆辙，那么毁掉探测器，研究残骸，发展技术，然后为迎接它们的报复性打击做好准备，才是谨慎的选择。可是探测器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可能秘密地获得所有政府同意来同时对它们发动攻击。假如只有美国动手，那些反美国家就会为探测器提供庇护，并希冀与外星人结成联盟。

总统宣布最安全的策略是不去干扰探测器，不做出有威胁的举动，在不希望它们研究了解的地方锁好门窗、拉好帘幕。

几个月之后，跟拍的人们不再追逐探测器。探测器似乎一直飘在空中观察，飓风、洪水、井喷、车祸、战争和对名人的报道都没有停止。军方和科学家继续监视着它们，可是大多数人失去了兴趣。

不过我还痴迷于那个问题：它们目的何在？我总是访问与外星人接触的网站，与跟我一样的人集中分享各自见解，讨论有关探测器的理论。我们描绘出它们在各大洲的动向，录制它们的嗡嗡声，分析其中有哪些泛音，尝试从噪音中猜测含义。

在外星探测器周围，每个人仍然都注意表现得更有礼貌，笑得更响亮，讲话更生动，收拾垃圾，避免打架。真正思考一下，你就会觉得这很愚蠢，我们知道如何给外星人留下好印象吗？

劳拉接受了洛杉矶一家大型律所的工作。世界上的大公司不仅在市场上你争我夺，就连法庭和议会大厦也是它们的战场。劳拉承认，自己的工作不是特别有意义的谋生方式，不过很多工作也都是如此，薪水还不错的就更没有多少了。

“我念法学院是因为曾经有一天，我想到自己站在最高法院，为绝望的人据理力争。我想去做人权工作，可是堆积在你信用报告上的法学院贷款有办法改变你的志向。”

她将在秋天离开，我不确定自己该怎么做。我们两人的感情进展顺利，可是我们不怎么谈论未来。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夜，我们光着身子，我的手轻轻抚过她的后背和乳房。因为没有空调，所以没关窗户；纱窗也没有，恶劣的房东不想费这个事。

一辆汽车停在楼下的街道上，在随后的寂静中，一个嗡嗡声越来越大。窗户外边，一枚探测器升起到我们的高度停住不动。它向一侧倾斜直到完全水平，然后从敞开的窗户飞进来，直接悬停在房间的中央。

“你好，欢迎。”劳拉学着电视上总统建议的方式说。

我拉起毯子遮住我们，可劳拉却掀开它，走到床下。她裸着身体，自然地走向探测器。在楼下街灯的微光中，她美极了。

探测器在劳拉接近时向后退去，保持着一两米的距离。劳拉停住了脚步。

“女人。”她手指着自己胸脯中间说。“男人。”她指着我说。我朝探测器挥了下手，傻傻地说：“我们是和平友爱的种族。”劳拉说：“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给你的人民，不管你们怎么称呼自己。”

我想起玛格丽特·米德如何被萨摩亚土著欺骗[1]。一旦有机会，我们都喜欢插手和塑造我们所见的事物，参与一点星际宣传。

“人们已经试过这种方法了。”我小声对劳拉说，“它们一直没有反应。”

“我们这样做爱。”她重新上床，横跨在我身上。这可不是政府推荐的礼节。劳拉俯下身，头发披散在我脸的四周，她低声说：“也许这是它们的第一部色情片。”

我想象外星人挤在屏幕周围，观看我们傻笑着进行迟缓笨拙的表演，跟我们在显示器前通过宇航局漫游车的镜头观看火星奇异地貌是一样的情形。

你被观察时就会感觉不一样：每种事物的强度你都更清楚。“我认为，这肯定算得上我从不会感兴趣的性幻想。”我低声回应。劳拉笑了，我们紧紧吻在一起，真希望那一刻能够永久。

背景中，探测器的嗡嗡声还在继续。

一旦习惯了交通状况，洛杉矶就不像我曾经害怕的那样糟糕了。

因为我是自由职业的数据库管理员，所以工作时间远比劳拉灵活。大部分家务都由我承担，花在外星人接触网站的时间也更多。在理解外星人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没什么进展。

跟劳拉的预期一样，她的工作很忙。有时候，劳拉在晚上打电话通知我，她得在办公室加班过夜，我就会开车过去，在路上买些中餐或者泰国菜，送到她那里。我们会挑一间会议室，关上门，把餐食放在会议桌光滑的木质表面上铺开，然后边吃边取笑她为之打工的合伙人。饭后，我们会静静地坐一会儿，看着楼下漫延到远方的海面上泛着点点金光。有时，一餐美食终了，我们怀着心满意足的情绪轻声交谈，每当这时，我就会想到我俩一起变老。

一个夜晚，我们吃饭时，她异常沉默。当发觉打破僵局的不断尝试都没成功，我终于问道：“你怎么了？”

过了一会儿，她还是只吃不说话，在心里整理着思绪。我站到她身后，轻轻按摩她的肩膀。

“我今天无偿参加了一次遣返听证会。”她说，“我认为得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才能适应自己，你明白吗？我以前花时间出卖自己，想着参加没人关心的无偿项目来弥补。”她话不成句，把脸埋进了双手之中。

“跟我讲讲。”我说。

客户是一名柬埔寨女性非法移民，名叫桑。她是贫困农场家庭里最大的女儿，父亲患有慢性病。从小到大，她总听说女人从金边和曼谷的红灯区寄钱回去供养家庭。她14岁时，几个男人来到她的村子里招募，她同意跟他们去曼谷。离开之前，她家人收到了预付给她的报酬。

一到曼谷，她就被告知，每晚前15名客人的收入都要上交给老板，余下的还得先偿还她家贷款的利息。性交易的现实令她改变主意，她要求回家并承诺偿还预付款。男人们用轮奸回应她，还把她锁进一个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床垫的房间。她被关了整整一年。

客人抱怨她缺乏热情时，她就会受到惩罚，直到她的笑容和呻吟能让人信以为真。她还得学着用诱惑性的英语、德语和日语主动乞求做爱。一旦她试图向客人说明自己的遭遇，就会受到威胁：有人会去她家把她的妹妹们接来。用不用避孕套取决于客人，不取决于她。堕胎的费用会算在她欠的债里。

不再抗争以后，她先是被贩卖到澳门，然后通过墨西哥边境到达美国（这些旅途中的费用也算在她身上）。在美国，老板通过她出卖身体挣的钱，比在泰国多得多。她成了一家妓院的头牌，在网上合适的地方，妓院还谨慎地打出广告。警察端掉妓院时，老板们宣称，为了在洛杉矶挣大钱，她是自己找向导偷渡到美国的。

劳拉说：“她不敢回家，认为老板们会再去家里找她。可她没有资格申请T型签证[2]，因为政府不需要她的配合就能起诉妓院经营者。我尝试为她申请庇护，可没有让人信服的迫害或威胁来作为她受保护的原因，比如种族、宗教或政治主张。她害怕一回到柬埔寨，就会有人把她抓回到那间没有窗户的屋子，可是庇护法管不了这些。

“她说的话，移民法官一个字都不信。国土安全局的律师解释说，客人们没看出她被胁迫。留言板上对她的评价很高，客人因为她的积极态度和大尺度服务而称赞她。她只是来自亚洲的异国妓女，非法潜入这里赚取更多的钱。‘柬埔寨和泰国是民主国家。’移民法官说完，讨论就结束了。”

我能看出她用了很大努力才保持住平静的声音。

“我听说不少庇护申请人的确撒谎。”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跟她作对，只是给她点意见。她讲的故事令人心痛，可是我觉得，如果一名经济移民认为自己有机会留在美国，或许也会这样说。

我应该更敏锐一些，劳拉跟我解释过，她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她的家庭是来自越南的难民，可能会被看作是中国人、柬埔寨人、越南人，甚至是法国人，这取决于从谁的角度出发。她以复杂的方式，心系着那个不大的国家。

“没错，是有人告诉过我。”劳拉的声音没有一丝起伏和情感，“外国人撒谎是因为他们想生活在我们中间。一些性爱论坛有她的广告视频，我给你看看。”

我要反对，不过被她阻止住，“如果要指责她撒谎，你至少得看看她什么样吧”。

她从笔记本电脑调出一段视频：一位裸体的亚洲女性跨坐在一个男人身上扭动着身体，男人的脸在镜头之外。女人诱惑地舔着嘴唇，一边朝镜头微笑，一边伸手托起乳房。她看起来是那么年轻、那么单薄。

我审视着她的脸，她是看着镜头外边的威胁，受到刺激才加倍努力动作，还是的确在享受自己淫秽的表演？或许那些威胁已经深深烙在她的头脑里，导致她已经无法区分是自己的意志还是别人的意志在起作用。我觉得她有点像劳拉。突然间，我发现自己的性欲被她唤起，羞愧得脸上又红又烫。

我们默不作声地看着视频，不管是观看别人还是被别人观看，我俩的表现截然不同。

劳拉接受了更多跟桑情况类似的庇护案。她熬夜工作，通宵的次数也更多。她不停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该怎么帮助她们？

法律没有给出答案。涉案人一个接一个地被驱逐出境，返回她们原来的噩梦之中。

我当然理解劳拉的痴迷，因为我跟很多人一样，也痴迷与外星人接触。

我想，或许我们俩的问题可以一起解决。于是我第一次说服劳拉休息，我们去度假的同时把方案制定好。

玛丽·马绍尔，40岁，瘦高结实得像一名舞者。她领我们来到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那里也是她的办公室。屋里没有空调，曼谷的炎热和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