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利和他的乐队的最后一刻:
当时船头沉入海中时,巨大的海浪涌来,将3名乐队成员冲走了,包括哈特利在内的其余5人拉住了楼梯扶手。那时候,乐队已经无法再演奏,哈特利用尽全身力气喊了一句:“先生们,我们永别了!”
第二个故事,关于托马斯·安德鲁。
没错,你应该还记得前文说的,安德鲁是建造“泰坦尼克”号的哈兰沃尔夫公司的首席造船工程师。
他登上“泰坦尼克”号后就没停下来过,一直在各层甲板检查和检验各种船体结构,他也是在撞船后第一时间检查了底层水密舱并告诉船长要弃船的人。
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打算离开轮船。虽然他并不是设计师,沉船本来就不是他的责任。发生沉船事故后,他非常痛苦地拉着一位女服务员的手说:“对不起,我没有给你们造出一艘不会沉没的船……”
在沉船的过程中,安德鲁一直在尝试做最后的努力。后来有人看见安德鲁把自己关进了头等舱的吸烟室,然后就再也没有人看见过他。
第三个故事,自然不能不说史密斯。
史密斯是“泰坦尼克”号的船长。
史密斯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船长(不然不可能让他做“泰坦尼克”号的船长),曾被称为“世界上最有经验的船长”。当时,他是准备完成“泰坦尼克”号首航后退休的。
华莱士的小提琴。这把小提琴是他的未婚妻送给他的订婚礼物。他的未婚妻后来终身未嫁
事故发生后,史密斯始终在第一线疏导人群和指挥逃生,然后有目击者称,在凌晨2点13分,“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最后一刻之前,他独自一人走进了舰桥。
托马斯·安德鲁
史密斯船长
后来很多人都回忆,正是因为史密斯临危不乱,才让很多乘客没有发生大骚乱,更是鼓舞着“泰坦尼克”号上的船员们都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船上的消防员卡维尔,本来已经可以离开,但又返回4号锅炉室寻找是否还有人困在那里,最终锅炉室被海水吞没;锅炉工亨明已经被分配到救生艇上做划桨员,但他最终决定把这个机会留给同事;报务员菲利普斯和布莱德一直在报务室坚持发报求救,史密斯船长告诉他们可以弃船了,但他们依旧没走,希望能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和他们同样不肯走的还有信号员罗恩,他一直在甲板上摇动摩斯信号灯,坚守到了船沉没的最后一刻;总工程师贝尔和全体工程师一直在机房试图抢救,直到船的底层部分沉入海下10米,他们自己已是在“潜艇”中工作浑然不觉,最终全都被涌入的海水吞没……
在这场灾难事故中,“泰坦尼克”号船员的遇难比例高达78%—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中的女性船员基本都上了救生艇,以及必须要派出一批船员操控救生艇,那么船员的遇难比例还会大大提高。
可以说,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奋战到了最后一刻。
5
那么,灾难面前,是不是都是感人的故事呢?
对不起——你知道的——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故事,关于约瑟夫·布鲁斯·伊斯梅。
伊斯梅是白星公司的主席兼总经理,没错,他就是“泰坦尼克”号的主人。作为主人,是他要求将“泰坦尼克”号上的救生艇由48艘减为16艘的,因为“这样可以让甲板更开阔”。
在灾难发生的那一刻,有目击者声称,伊斯梅是第一个登上第一条救生艇的人。
伊斯梅在回国后遭到了巨大的质疑乃至谴责,虽然他辩称自己当时的身份也是一名“乘客”,并且是等救生艇附近没有妇女和孩子后才上去的,但舆论一致认为:“你应该是和船长一起坚持到最后的人!”
尽管也有一些乘客称伊斯梅遵循了“妇孺优先”的原则,比如和伊斯梅一起登上救生艇的头等舱乘客卡特,但卡特的妻子在1914年宣布与卡特离婚,理由是轮船撞击冰山事故发生后,卡特遗弃了她和他们的孩子。
尽管伊斯梅一直声称自己是最后一刻离船的,但苦于无法自证。他后来被伦敦社交圈摒弃,被称为“史上最大的懦夫”,最终辞去了白星公司的主席职务。
第二个故事,关于细野正文。
细野正文,当时是日本的运输大臣,住二等舱。
在灾难发生的时候,细野正文在船舱内给妻子写信:“紧急救难信号响个不停,看到那不断闪着的蓝光,我感到恐怖。”“作为一个日本人保证不玷污日本人的名誉,平静地迎来最后的时光,但是我又等待寻找那一线希望……”
细野正文后来确实去甲板上寻找机会了,但之后却出现了几个版本,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是:他男扮女装,混上了一艘救生艇,在上岸后被人认出,舆论大哗。欧洲甚至有国家把这件事写进了教科书,以证明日本人的素质低劣。
另一个版本是一位欧洲乘客事后做证明:细野正文粗暴地推开了其他乘客,冲上了救生艇。但后来证明,那名乘客坐的是13号救生艇,细野正文登上的是10号救生艇。
按照细野正文自己的说法,他当时已经准备与船共沉,但这时候一个船员喊,说10号救生艇还有两个位置,一个头等舱的乘客坐了上去,他住的是二等舱,他认为自己也有资格,于是也坐了进去——他说是得到了船员的许可。
但这个说法,是细野正文自己的说法,没有人能为他证明。
细野正文回国后,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指责,包括日本民众雪花一样飞来的谴责信件。随后,他的工作也丢了。细野正文直到去世,也不愿意再谈有关“泰坦尼克”号的一个字。
第三个故事,不是关于一个人的,而是关于一群人。
尽管伊斯梅和细野正文都没有承认,我们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在那一夜做了不光彩的事,但从后来船员、乘客的各种回忆和证词来看,那一天晚上英雄很多,但懦夫也有很多。
像细野正文那样“男扮女装”的乘客,其实有不少,还有不少男乘客推开女乘客,抢占救生艇位置的。不少船员后来回忆,自己是朝天鸣枪才控制住秩序的。
当时的救生艇
悲伤的故事,还不止这个。
事故发生后,人们对“泰坦尼克”号上乘客的生还率做了一个统计,发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
三等舱中,只有26%的乘客生还,而到了二等舱,这个比例就上升到了44%,头等舱的生还率是60%。
经过研究发现,头等舱中的男性乘客的生还率,比三等舱的儿童的生还率还要高。
事实也正是如此。包括细野正文在内的一些乘客后来回忆:事故发生时,三等舱的乘客被船员用枪顶着,要让头等舱和二等舱乘客先上救生艇。
为此,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波普诺曾这样形容“泰坦尼克”号上的“妇孺优先”规则:
“在‘泰坦尼克’号上实践的社会规范这样表述可能更准确一些:‘头等舱和二等舱的妇女和儿童优先’。”
6
1912年4月15日凌晨2点20分,在经过了2个小时40分钟的挣扎之后,“泰坦尼克”号终于完全消失在了海面上。
这艘“永不沉没”的轮船一共搭载2224人,只有702人生还,1522人遇难。
4月18日,搭救“泰坦尼克”号乘客的“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港,大雨。
在船经过自由女神像时,上万人在曼哈顿岛的巴特雷海岸观看。在54号码头,大约3万人伫立在雨水中默默地迎接“泰坦尼克”号上的幸存者。
拿着载有“泰坦尼克”号沉没新闻号外的报童
和幸存者一起上岸的,是一个个至今还在流传的故事。
那是一个个折射人性的故事。
馒头说
关于“泰坦尼克”号沉没时发生的那些感人故事,其实我很早就知道。
毫无疑问,那一个个折射人性光辉的故事确实让人感动,但当初读到的时候我也不免疑惑:那一夜,难道真的就没有发生一些反映人性阴暗面的故事吗?
事实上,不可能没有。
只不过当我们后人进行记载和回忆时,更愿意记住那些令人感动的——我承认,我自己也曾想把这条推送只写成一个感人的故事。
卡梅隆在拍摄电影《泰坦尼克号》的时候,养成了一个习惯:一个人坐潜艇,下潜到“泰坦尼克”号沉船的海底,注视着残骸发呆。
他说:“我仿佛可以听见1500人在颠簸的船上哭喊。”
是啊,这是一艘载有2200多人的巨大邮轮——在悲剧发生的那一刻,人类的天性是不可能整齐划一地闪耀出圣洁的光芒的。
有卑微,也有高尚;有自私,也有伟大。
在天灾降临那一刻,才能真正显现我们人类的天性。
逃离德黑兰
一场人质危机的背后,牵涉到的方方面面,其实远不止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
1
1981年1月31日这一天,整个美国都进入了一种激动的状态。
从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到纽约的华尔街,美国人用鲜花、掌声还有眼泪,欢迎52名美国人的回归。
时任美国副总统的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这样评价:“这是我所见的最大事件。”
为何布什会有这样的评价?
因为这52名美国人,在过去的444天里,一直被关在伊朗做人质。
2
故事,要从1979年的伊朗说起。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他统治期间,伊朗被称为“伊朗帝国”
这一年的4月1日,在海外流亡长达15年之久的伊朗什叶派领袖霍梅尼,终结了伊朗的“君主立宪制”,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本人在不久之后成了伊朗的“最高领袖”。
而霍梅尼推翻的,是巴列维政权。
说起巴列维这个人,也是有点意思。他是伊朗的国王,1941年登基,在英国和美国的帮助下,赶走了苏联的势力,随后彻底倒向了美国。
巴列维虽然是君主,但因为他年轻时一直在西方留学,所以在伊朗的统治还算开明,伊朗的经济也还算不错,妇女的社会地位也算不错。但问题在于,巴列维有两个大问题:
第一,他个人极度奢华腐败,而且搞得尽人皆知;第二,他把伊朗境内的石油权益都交给英国和美国操控,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同样是伊朗贵族出身的议员摩萨台通过全民投票,成为伊朗首相,掌握了大权,而巴列维则被软禁在皇宫。
摩萨台在伊朗历史上是一个广受好评的领导人。他上台后,解放佃农,提高社会福利,建立失业补偿金制度等,这一系列渐进式的社会改革,让他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
但是,摩萨台在任期间,铁了心要把伊朗的石油国有化,这大大触动了英国和美国的利益。
在几经谈判和阻挠不成的背景下,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直接介入,在1953年策划了一场政变——将摩萨台推翻收监,让巴列维重新上台。(2013年,美国解密文件显示,确实是CIA全程介入和策划。)
而巴列维重新上台后,又开始了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至于石油国有化,自然是不会再提了。
这样的形势,一直维持到了1979年,霍梅尼将巴列维政权推翻。
摩萨台也曾登上过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他被政变搞下台后一直被监禁,直到逝世
3
1979年,确实是个多事之秋。
霍梅尼之所以能获得大家的拥戴而建立政权,一方面是因为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到了后来贪污腐败横行,通货膨胀严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巴列维对国家进行的世俗化引发了保守派的不满,他们认为西方势力各种腐朽的文化会玷污伊朗,而巴列维已经成为非穆斯林西方势力的傀儡。
而伊朗人认为领衔“西方势力”的,正是美国。
霍梅尼政权一直认为,美国一直是伊朗政局动荡以及走向腐化的幕后黑手,所以从上至下,整个伊朗陷入了强烈的仇美情绪中。
而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美国不顾伊朗当局的强烈抗议,允许之前已经流亡海外的巴列维,经墨西哥前往美国治病。
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伊朗人。
霍梅尼
11月1日,霍梅尼号召伊朗人民向美国和以色列示威——他将美国政府称作“撒旦”和“伊斯兰的敌人”。伊朗人开始走上德黑兰的街头进行反美示威游行,而数千名德黑兰的学生将美国大使馆团团围住,每天高呼口号,要他们滚出伊朗。
整个仇恨的情绪一直酝酿到1979年11月4日,终于迎来了一次大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