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军政府外交部正式任命郑毓秀为外交调查名誉会员——不要小看这个头衔，这是中国女性参政的一个先例。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女性参政，被认为是一件“招外人之讪笑”的事，所以郑毓秀的这个“第一”有特别的意义。

也就是在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了。

在那场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果实的大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却受到了极大的侮辱。面对需要签字的和约，北洋政府把皮球踢给了当时的外交总长、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陆外长请求辞职不被批准，签字又不敢，只能躲进巴黎近郊的圣克鲁德医院。

1919年6月27日，中国代表团必须要决定是否签字的前一夜，300多名留法学生和华工包围了陆徵祥下榻的地方，要求他不能签字。众人推举能言善辩的郑毓秀进去和陆徵祥谈判。

郑毓秀在屋外经过花园时，折了一枝玫瑰藏在衣袖里。进房间后，她用玫瑰枝隔着衣服顶住陆徵祥：“你如果敢签字，我这支枪不会放过你！”

陆徵祥无从得知眼前的这个女学生何以散发出杀手的气场，他又哪里知道，这个女学生当初可是连袁世凯都敢杀。

但据顾维钧回忆录，当时被郑毓秀恐吓的是代表团秘书长岳昭燏，并非陆徵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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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郑毓秀终于通过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

尽管胡适在后来的日记中对郑毓秀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一事颇有不屑和质疑（他对郑毓秀似乎一直有意见），但不管怎样，郑毓秀是有案可查的第一位中国女博士。

不仅仅是学业，郑毓秀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有一种说法，说郑毓秀曾对汪精卫示爱被拒绝（若为真也正常，当时的汪精卫英俊潇洒，又敢于舍生取义，应该是众多少女的梦中情人），也曾和王宠惠（法学大家，担任过民国外交部长、国务院总理，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有传闻说郑毓秀的博士论文是王宠惠代笔，胡适采信的就是这个说法）有过一段渊源，但她最终找到的爱人，叫魏道明。

熟悉民国史的人应该都知道魏道明这个人，他做过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南京市市长，后来还担任过驻美大使和首任台湾省主席。

但和郑毓秀认识的时候，魏道明还只是一个留学生，而且比郑毓秀小10岁。

两人互相欣赏彼此的才华，在法国就关系不错。1926年，双双回国的郑毓秀和魏道明在上海一起开了一家“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

这在当时是件很牛的事情。因为当时的中国律师界，对女性一直排斥。根据1915年民国司法部颁布的章程，律师应为“中华民国之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子”。郑毓秀在仔细研究了中国的司法制度后发现，作为一名取得法国律师牌照的中国人，她可以在法国租界的法庭出现。

魏道明

于是，郑毓秀成了有案可查的中国第一位女律师。

当时的上海，洋人享有领事裁判权，华人和洋人打官司，十打九输，而郑毓秀和魏道明的律师事务所就专门帮助华人，与洋人死磕——魏道明负责刑事诉讼，郑毓秀专攻女性维权。

几个官司一打，两人在上海法律界的名气就起来了，他们的律师事务所甚至还代理过梅兰芳和孟小冬的离婚案。当时，郑毓秀担任孟小冬的辩护律师，最终让梅大师赔了孟小冬4万元——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女性离婚还能得到赔偿费，且有4万元之巨，简直是闻所未闻。（溥仪当时与文绣离婚，也就给了5.5万元赔偿。按大米购买力，4万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百万元以上。）

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一时间门庭若市。当时郑毓秀的诉讼费动辄上万元，连杜月笙都赞叹不已。当时的说法是，“郑毓秀一个案子的收入，就抵得上上海跑马厅一场赛马的头等大奖”。

这个律师事务所为郑毓秀和魏道明带来的不仅是财富，还有感情的升华——1927年，两人在杭州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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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回国后郑毓秀所做的，并不止开律师事务所那么简单。

1925年，郑毓秀就担任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她出版了《国际联盟概况》和《中国比较宪法论》等书籍，前者最早向国内介绍了国际联盟的情况，后者就是她的博士毕业论文。

从1927年开始，郑毓秀历任上海审判厅厅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江苏政治委员会委员、江苏地方检察厅厅长、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兼上海发行院院长。1928年，郑毓秀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出任国民党立法委员、建设委员会委员。1929年，郑毓秀作为“五人小组”之一，专门负责起草中华民国的《民法》——在这部新《民法》里，出现了很多对女性权利的保护与提升：

未婚单身女性有权签订或废止婚约；以个人名义持有或让渡其个人资产或地产；可担任其他人的代理人；可以继承人或遗产受赠人的身份享有继承权；已婚女性可与丈夫取得共识，具有保留原本姓氏，不需要冠夫姓的权利……

郑毓秀能够担任这些职务并获得这些成就，以当时中国女性的地位而言，可以说是相当难得。

1942年，魏道明接替胡适出任驻美大使，郑毓秀成了大使夫人，便渐渐从台前走到了幕后，为丈夫在美国的工作出谋划策，做些幕后安排。魏道明晚年在回忆录中对妻子在美国期间对他的帮助深怀感激，称“我是非常幸运的”。

1943年，宋美龄访美。在蒋夫人那次赢得无数赞誉的访美之行背后，郑毓秀穿针引线，接来送往，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安娜曾称赞她“具有政治头脑，不同于历任中国大使夫人”。

但郑毓秀的风光之路，在1948年走到了尽头。

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蒋介石任命魏道明接替原来的行政长官陈仪，担任台湾省第一任省主席，夫妇两人随即返回国内。

魏道明上任后，对陈仪留下的烂摊子，还是做了不少积极的工作。但这对夫妇那时还没意识到，彼时的台湾，已经不是一个一般的省份。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节节败退，蒋介石已经渐渐开始把台湾谋划成一个最终退守的“终极基地”——对于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老巢，一向只信任自己人的蒋介石，怎么会用外人？

1948年，魏道明从外面结束公务回到家中，就听到了郑毓秀转达：“你知道吗？你已经被调职了。”原来，蒋介石在没有正式通知魏道明的情况下，就把自己的亲信陈诚派到了台湾，接替魏道明主持工作。

这一个举动让夫妇俩顿时感到非常心寒，而郑毓秀更是点出了其中的关键：“蒋介石不信任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他的人。”

随后，郑毓秀夫妇选择辞职，前往香港，观察时局。进入1949年，夫妇俩越发对国民党感到失望。当时局大幕落定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去台湾，也没有选择返回大陆，而是做了一个让不少人意外的决定：去巴西经商。

他们决定远离政治，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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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

在巴西，一方面人生地不熟，另一方面也没有经商的天赋，郑毓秀夫妇没几次折腾就亏了大本。最终，他们选择去美国洛杉矶居住。在他们抵达美国后，当时已经卸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夫人，还专门为郑毓秀送去了鲜花表示欢迎，可见郑毓秀当年在美国的人缘。

郑毓秀和魏道明

但居住在美国，郑毓秀夫妇却也未必感到开心，百无聊赖之余，当年顶着各种“部长”头衔的夫妇俩，只能靠打麻将消遣时间。

1954年，郑毓秀又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

她的左臂被发现癌细胞，经过诊断，只能做切除处理。可想而知，一个当年叱咤风云的豪气女侠，失去了自己的一只手，这打击该有多大。

经此病变，郑毓秀一蹶不振，最终于1959年12月16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终年68岁。

魏道明后来还是回到了台湾，担任“外交部长”，其间，还娶了荣毅仁的妹妹荣辑芙。但1978年，80岁的魏道明在巴西逝世后，后人还是遵从他的遗愿，将他的遗体运回美国，和郑毓秀合葬。

馒头说

一路看下来，看到郑毓秀的人生收尾，是不是有些唏嘘？

但我们又在期盼什么呢？希望她最终像秋瑾那样，悲壮就义？希望她像林徽因那样，才情逼人？或者像阮玲玉那样，香消玉殒，遗恨人间？

这或许也是她不像那些人那样为人所熟知的原因之一吧。

但一位民国女子，在当时的环境下能把自己的一生过成这样，也是很不容易了。

并不是每个曾经当过主角的人的人生剧本，都能以大高潮或大圆满收尾，很多人就是这样曾经辉煌，然后慢慢就走向失意，走向平庸，最终慢慢被人遗忘。

在这一点上，郑毓秀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她一生花了很大的精力在维护女权，而且应该说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她肯定也明白一个道理：

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中篇 以国家之名

上海1937：一寸山河一寸血

“中国人那么多，一人一口唾沫都够淹死小日本了。”这是我们从祖辈口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觉得，要不是当初的不抵抗政策，我们是能轻松战胜日本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1

1937年8月9日傍晚，大山勇夫有点烦躁。

身为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海军中尉，大山勇夫认为眼前阻挡他的中国士兵很无理——他们拦住了他和他手下的一等兵斋藤与藏，不准他们进入上海虹桥机场。

对方说，这是中国的军事重地，不能进入。

以大山勇夫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军队在上海——这座属于中国的城市——做得已经有点过分了。

按照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是无权在上海驻扎正规军的，只能部署“保安团”。但这几个月来的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政府正在运用各种手段增强在上海的军事力量，包括在各个重要建筑和街口修筑工事。据可靠情报，他们甚至已经让中央军的正规部队换上驻上海保安部队的服装，分批渗透进来。

大山勇夫

这也是大山勇夫带着手下来到虹桥机场的目的：和之前的多起侦查一样，他们需要知道中国军队到底打算干什么。尽管日本方面利用《淞沪停战协定》获得的谈判优势不停在上海增强军事力量，也有在上海打一场的准备，但是，中国政府如果也想这么做，无疑是不被允许的！

想到中国人居然还敢暗暗打大日本帝国的算盘，大山勇夫的斗志不禁燃烧了起来。他让斋藤踩下汽车的油门，准备硬闯进去，探个究竟。在这次硬闯中，双方起了冲突，最终二人被中国士兵击毙。

打死他们的，确实不是保安团的普通中国警察，而是隶属于中国正规军第二师独立旅的士兵。他们早就受够了日本人在上海横冲直撞、嚣张跋扈的气焰，今天终于等到了机会。

大山勇夫没有猜错：中国军队的正规军已经进驻了上海。

一场中日双方其实都有预谋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据后来披露的大山勇夫的日记，其实他去虹桥机场前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知道这是一次挑衅，而目的是为日军增加借口。

2

1937年8月12日清晨，张治中一脸凝重地抵达上海南翔。

作为京沪警备司令，他在这样敏感的时刻抵达上海，并不是来处理日本海军大尉（8月9日当天，大山勇夫死后，日本内阁就追他为大尉）大山勇夫被中国守军击毙一事的——尽管这件事立刻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日本总领事冈本季正在第一时间就会见上海市长俞鸿钧，向中国表达了日本“举国震惊”的态度，并要求中国军队立刻拆除在上海的一切军事工事，撤出一切军队。而让日本人震惊的是，之前一直打太极但至少态度谦逊的中国人，这次却非常强硬——俞鸿钧表示是日本人擅闯中国军事禁区，并打死中国军人在先，所以拒绝日本一切要求。

上海政府态度的强硬，与张治中抵达上海大有关系。

因为就在抵达上海的这一天，张治中得到了一个新的任命头衔：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而第九集团军的使命，就是围攻在上海的日军。

蒋介石对张治中说的原话就是：“把在上海的日军，赶到黄浦江里去！”

这让张治中感到非常兴奋——在上海与日本人大打一仗，一直是他主张的。

与张治中主张一致的，还有当时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作战组组长刘斐、武昌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陈诚等一批在蒋介石身边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

第一，从战略上讲，由于日军无论装备还是军官士兵素质，均远胜中国，如果放到华北平原进行大决战，中国军队的主力肯定会被具有机械化优势的日军辗轧，届时再败退到东南沿海，大势已去；

第二，从外交上讲，上海是当时远东第一大城市，欧美列强在上海的利益盘根错节，如果在上海开辟一个“第二战场”，日军肯定投鼠忌器，且列强很可能干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