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之初，也曾踌躇满志，放言“苍蝇老虎一起打”，但真打起来，就发现除了能动几个小小的科长或处长，再往上的就动不了了。于右任曾想法办贪污的铁道部长顾孟余和财务部常务次长顾翊群，但这个级别的“小老虎”，就已经有上层人物，乃至蒋介石或汪精卫来打招呼了。

以蒋经国的身份，以国民党当时的决心，在上海“打虎”依旧落得个无疾而终，于右任又能做些什么呢？所以这个“监察院长”，于右任做得很是胸闷，被人讥笑为“监而不查，查而不明”。他也曾提出过辞职，但蒋介石坚决不准。

于右任在官场中表现得最书生气的一次，就是1948年的民国副总统选举。

1948年5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于右任站了出来，参选副总统。他的竞争对手，是孙科、程潜，以及最有实力的李宗仁。

各个竞选人为了拉票，对各路投票代表使出了各种手段：

李宗仁给每个投票代表都提供了一辆汽车，配司机服务；包下几个大旅社和酒店，只要是代表，免费入住，免费吃喝。

于右任（中）

孙科当时是行政院院长，程潜是武汉行辕主任，他们也是天天设宴款待各路代表，给吃给喝还给礼物。

于右任呢？啥也没给，在自己屋内摆开文房四宝，只要代表来，就送一幅字，上书他最爱写的一句话：“为万世开太平”。每天上门讨字的代表络绎不绝，最多时每小时有近200人，排起长队。

在投票日前一天，于右任终于给各路代表送去一张请柬，在一家饭店里请大家吃饭。在开席前，于右任说：“我家中没有一个钱，因此，很难对代表厚待。今天，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资，才略备薄酒相待，我只是借酒敬客。”

到了投票日，结果不出意外，于右任得493票，第一轮就被淘汰。

冯自由替于右任感慨：“你的纸弹怎么敌得过人家的银弹？”

但投票第二天，于右任依旧准时出现在会议现场，风度依旧。全场起立鼓掌。

6

和政治走得近，就难免会为政治所累。

1949年4月，国民党在大陆已经一溃千里，国共和谈在北京举行。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原本想派一直主和的于右任一起去北京参与和谈，但国民党的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认为：于右任留在南京，更有利于促成南京政府批准和谈。

周恩来当时很希望于右任也到北京，得知他不能来后非常失望，只能托于右任的女婿转告于右任：如果国民党拒绝和平协定，请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攻破长江，派飞机接先生来北平。

于右任得到口信后，曾说过一句话：“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应该阻止我去北平！”因为他知道，当时他身边已经被安排了监视人员，他不太可能留在大陆了。

于右任没有料错。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千里江防，一触即溃。4月21日，于右任被人从南京转移到上海，随后辗转到重庆，最终在11月29日离开大陆，飞往台湾。

关于于右任是否是自愿去的台湾，一直有争论。但有一个细节：当时的国民党高层如果已经决定去台湾，是会事先安排家属赴台的，而且这也是规定。但于右任直到去台湾的时候，他的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依旧留在大陆。

一家人，从此再也无缘相见。

7

1962年，83岁的于右任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

他在台湾的日子，一直都过得很清贫。很多人会奇怪，于右任作为国民党元老，再不济，钱财也不至于太窘迫。但事实上，于右任基本上把自己的钱财都捐了。

在大陆时，他捐建学校，捐建农场，赈灾，扶贫，钱如流水一般出去，他眉头都不皱一下。到台湾后，大家一开始的日子都不好过，很多人也会来找于右任借钱。于右任一般能借都借，也不催账。

于右任曾有一箱欠条，在他的再三催促下，最后终于由家人一把火烧为灰烬。他的理由是：“防止我走了之后，子孙们再去讨债。”

但他欠别人的账单，却是被小心翼翼地锁在保险柜里的。

于右任向来视钱财为身外之物，清贫倒也罢了，关键是过得不开心。政治上，他继续成为“监察院”的一个摆设，感情上，他和妻女隔海相望，不能团聚。

1962年的元旦，于右任在台湾“监察院”参加完一次活动后，感到身体不适，便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两年之后的1964年，于右任终于病倒，住进了荣民医院（一开始住不起，是蒋经国来探视后，才安排住进去的）。9月的一天，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去医院看望他，于右任因为喉咙发炎，无法发声，只是向杨亮功伸出了三个手指。

杨亮功不解其意，一连说了几个猜测，于右任都摇头否定。杨亮功于是又拿来了纸和笔，但彼时的一代草圣，此时却连一支笔都握不住了。

1964年11月10日晚上8点零8分，86岁的于右任与世长辞——因为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所以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关于于右任当初伸出的三个手指，大家又做出了诸多猜测。有人猜是有“三件后事”，有人猜是他放心不下外出留学的三公子，也有人猜是“三民主义”，但结合于右任生前的夙愿，最后一个猜测让大家觉得是最有可能的——

三个手指，是他希望归葬大陆陕西省的故乡三原县。

按照于右任1962年写下的那篇日记的期望，他被安葬在台北最高的大屯山上，人们还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为他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塑铜像的材料，都是台湾登山协会志愿用人力背上去的）。

由于没有遗嘱，于右任在1962年元旦后没几天写的一首诗，就被当作了他的遗嘱。

那首诗，就是著名的《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馒头说

严格来说，于右任应该不能算“名士”。

因为中国传统认知中的“名士”，是出名但不出仕的——于右任做了34年的“监察院长”。

但我又实在找不出适合形容于右任的词：书法家？教育家？政治家？报人？这些都只能形容出他的一面。对了，于右任喜欢美食，还是著名的美食家。

鉴于他那个“监察院长”基本上也当得有名无实，所以我觉得还是用广义上的“名士”来形容他，似乎更妥帖些。

说起名士，大家自然会想起魏晋风骨。魏晋名士有的，其实于右任都有：诗情、文才、书画、生活趣味、高雅格调、纯洁品性。但和魏晋名士的尚空谈不同，于右任是脚踏实地的，他是“入世”的。

无论是办报还是办学，无论是做官还是做人，于右任都是尽心尽力，且竭尽所能。归隐山林，纵酒高歌固然惬意且显风度，但更让人尊敬的，是怀一颗悲天悯人之心，尽己之力，为苍生增一份福祉。

这也可能就是于右任的人格魅力所在吧。

曾拥有诸多“第一”，但她未必被人记得

在我印象里，这篇文中的这位女性，教科书里应该没提到过。有人提到她时，会冠以“民国第一女杀手”的称号。但在我看来，这个称号有点夸张了。与这个称号相比，她有不少其他值得一写的称号：中国第一位法学女博士、中国第一位站上法庭的女律师、中国第一位省级女性政务官、中国第一位地方法院的女性院长和审验两厅厅长。所以，说她是一位传奇女子，应该是不为过的。

1

应该是从三四年前开始吧，“90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活力的一个群体的代名词。

他们年轻，他们有激情，他们有想法，当然，也有人说他们有些叛逆。

是不是处于世纪之交那十年的那一代人，都会被赋予一种跨世纪的时代使命？至少倒退一个世纪，回到19世纪的中国，是这样的。

郑毓秀

那是大清帝国进入统治倒计时的年代，在那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出生的一批人，最终改变了这个国家。1891年3月20日，郑毓秀同样作为那个世纪的一名“90后”，出生在了广东的一个官宦之家。

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那个传统的官宦之家为何会给一个女孩带来叛逆的遗传基因，但事实就是，郑毓秀从小就注定不是一个平凡的女孩。

在郑毓秀长到五六岁的时候，作为当时传统中国妇女的一项必经的痛苦修行，一团长长的裹脚布被拿到了她的面前。但是无论家人如何软硬兼施，郑毓秀就是不肯裹脚，最终家人只能放弃。

“大脚女人嫁不出去！”这是当时长辈对郑毓秀的谆谆教导，但郑毓秀连裹脚都不肯，在婚嫁这件事上，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主意？

郑毓秀长到13岁，到了出嫁的年龄。她的祖母早就为她约定了一门亲事。

但13岁的郑毓秀说：“我不！”不仅如此，她还写了封信给人家的儿子，顺利解除了婚约。

这无疑让自己家人陷入极度的难堪之中。为此，郑毓秀选择了自己的处理方式：离家，去天津求学。

2

1905年，14岁的郑毓秀选择接受西式教育，进入了天津“崇实女塾”教会学校。

两年之后，跟随着当时的留学大潮，16岁的郑毓秀和姐姐一起东渡扶桑。那是一次对郑毓秀人生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留学。到日本的第二年，郑毓秀在廖仲恺的介绍下，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那时候的同盟会，正在低谷中徘徊——孙中山已经领导了数次革命暴动，却没有一次成功，甚至连成功的迹象都看不到。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界舆论开始对同盟会的存在以及暴力革命的方式进行冷嘲热讽，而同盟会内部也开始出现了质疑孙中山的声音。这个时候，一个25岁的小伙子站了出来，他说他愿意舍命去刺杀一名清朝大官，以提振大家的士气。

这个人叫汪精卫。

1909年，汪精卫和黄复生（此人负责研制炸弹）乘船抵达天津，准备潜入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在天津，已经在京津一带建立了一定社交圈子的郑毓秀负责接待，她已经得到了上级指示：全力配合。

汪精卫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把炸弹带进北京？

由于北京火车站对男性盘查得非常严格，所以汪精卫提出，是否可以请郑毓秀帮忙把炸弹带进去。不过汪精卫还是表达了担心：“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一不小心，炸弹在路上就有可能爆炸。”当时的炸弹是水银炸弹，靠水银杆触发，很容易误爆。

郑毓秀就回了一句话：“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

于是，那枚炸弹随后被郑毓秀动用多方面关系，安全送进了北京城。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刺杀载沣的行动，除了留下汪精卫一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名言外，并没有留下什么成果。不过，通过那次运送炸弹，郑毓秀开始慢慢介入了“刺杀”的行动中，而且渐渐升级，最终在1912年的元月，她参与了刺杀袁世凯的行动。

在那次行刺中，郑毓秀被分在第四组，和另两个组员乘坐一辆马车在东华门和王府井之间巡游，伺机向袁世凯扔炸弹。在准备动手的前一刻，郑毓秀接到了上级的指令——袁世凯不是阻挠南北和议的元凶，真正的阻力来自清朝宗社党的中坚力量良弼。

于是，那次行动被紧急叫停（还是牺牲了一些同志），目标转向良弼。

准备刺杀良弼时，郑毓秀和其他“同盟会”成员决定改变做法——由刺客在刺杀对象面前引爆炸弹，提高成功率。

彭家珍最终和良弼同归于尽。因为良弼是清廷保皇党的最后力量，所以有后人评价，彭家珍才是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

24岁的同盟会会员彭家珍决定做这个牺牲者。当时彭家珍的另一个身份，是郑毓秀姐姐的热恋男友。毫无疑问，郑毓秀的心里也不好过，但还是通过周密的安排，帮助彭家珍最终行刺成功。

越来越多的刺杀行动，使得郑毓秀的身份逐渐暴露——新一轮的刺杀开始了，只是主使人和被刺者颠倒了过来：袁世凯下令消灭她。

1914年，郑毓秀只能前往法国避难。

3

在巴黎，郑毓秀改名“苏梅”，进入索邦大学（巴黎大学前身）攻读法学专业。

虽然放下了“刺客”身份，但郑毓秀的社交能力一点儿都没搁下。求学期间，郑毓秀加入了法国法律协会，成为这个协会的第一位中国人。凭着流利的法语和翩翩的风度，郑毓秀在法国重新建立了一个社交圈，成了中国留法学生中的佼佼者，也成了不少中国留法学生的“大姐”——帮助他们在法国立足，甚至帮他们申请各种生活补助。在向警予（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的书信里曾多次提到，郑毓秀在巴黎为帮助她们解决困难而四处活动。

1918年，郑毓秀受南方军政府吴玉章（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的委托，在法国协助中华民国的外交工作。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