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但本质上却严重侵犯了人们的民主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部分由于20世纪70年代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增加，警察的监视技术提升了，造成人们的束缚感增强，尤其是大学生，担心在政治的示威游行中被记录下来，并可能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就业等。

西德的政治体系还有其他的宪法条款是为了避免魏玛民主的缺点而设计的。总统的权力比魏玛时期的代理皇帝要小得多，他只是形式上的国家首脑。另外，总统不是由公民直接选举的，而是由议员通过投票机制选出来的。这一点反映了同盟国对德国人的不信任，他们不愿在战后给德国人太多的对自己国家“民主制”的决定权。所谓的“建设性不信任动议”是为了杜绝联邦德国政府像魏玛共和国时期那样缺乏实权，各届总理无法获得议会的大多数支持，最终只能利用总统法令来实施立法。

虽然联邦德国的宪法非常重要，但还存在着其他因素在解释西德民主制的稳定上也同样重要。其中最关键的毫无疑问是西德经济的成功，这种成功几乎是顷刻间取得的。其他因素则与政党性质的变化，以及特定的经济利益集团和政体关系的变化有关。很明显，战后的政治自由起初被同盟国限制了，但正如上文所述，部分是由宪法条款所决定的。不过，政党追求政治利益的方式与纳粹前的德意志政党有较大不同。一方面，借用英国工党的形容词，基民盟和基社盟发展成为相对“宽泛的教会”，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还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前纳粹党的成员（阿登纳甚至将他们纳入了内阁）。另一方面，社民党在1957年大选惨败后，进行了激烈的改革，并在1959年召开的巴德·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大会上，无情地抛弃了它多年以来引以为豪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空泛言辞。社民党以包容万象的人民党姿态，试图与基民盟和基社盟竞争，它积极争取各行各业的支持，并提出了对资本主义采取温和人性的政策，而非激进的社会变革。尽管两大党具体政策有些不同，比如20世纪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早期对东方政策的意见，以及80年代面对经济衰退所采取的措施，但他们的政见总体上趋于一致，在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管理方式上都表现得较为温和。这和纳粹前的德国激进的在野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军队在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1956年后，新的军队却有了不一样的位置。现在，它必须服从议会的命令，而无法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了。

魏玛共和国和西德，在经济利益集团的政治倾向上也有着很大的差别。魏玛共和国时期，一些经济界人士认为民主政体是有损于他们的经济利益的。与此相反，西德特殊的集团主义在雇主看来则基本是令人满意的，几大利益集团在幕后协商，许多政治决策就以这种方式发展成型了。这些利益集团包括代表雇主方的德国工业联盟、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德国工商联合会，以及代表工人方的德国贸易联合会、德国雇员联合会、德国公务员联合会和一个强大的农业游说集团。一些批评家谴责西德的集团主义，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很民主的方式，因为它让有效的决策产生在了议会之外。其他分析家则认为，这是一个达成政策的有效手段，它可以在正式立法之前就让各方参与协商，互相让步，并最终制定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可行政策。另外，西德的经济相比魏玛时期要好得多，这也是经济精英能对波恩民主制尽心尽力的重大保障。

西德人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民主呢？人们普遍认为，同盟国在去纳粹化和再教育上所做的努力收效甚微，甚至经常产生相反的效果。20世纪50年代，民众基本缺乏政治倾向，还有人顽固不化地继续支持君主制和右翼。一开始，人们出于对实际利益的考虑，支持看上去“扬善”的体制。但渐渐地，就发展成为对民主体制的支持。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许多德国人眼中，物质基础要比政治自由重要得多，虽然他们也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做到两全其美，但毕竟他们生活在西德而非东德。于是，民众的政治参与大多局限于履行公民义务，大选时的投票率很高，尤其是和专制政体也能和谐相处。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政治倾向开始变得更为激进，“公民自发组织”（citizens initiative groups）遍地开花，最终绿党成立。不过，这并不能概括为“西德的政治文化”，否则就太过一概而论了。无数亚文化群体也在活动，右翼运动持续进行，并不断推陈出新（比如共和党），这对左派参与式民主的推广造成了压力。不能简单地把政治倾向视作“国家再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它也是民众对现状的反应不断变化的表现。从早期对战后经济奇迹的积极态度，到对外籍工人引发社会压力的消极回应，这些反应多种多样。政府和公民永远不能对政治体制的运作感到过度自满，相反，必须长期对边缘潜在的异见和不满保持警惕。

共产主义东德的政治发展模式自然与西德相距甚远。西方人总是将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混为一谈，认为它们都是“极权主义”的一党制国家而不予理会。比起匈牙利或波兰来说，东德不太注重改革，因此常常被认为是非常僵化的国家。虽然本书无法否认东德的确限制了一些人权和自由，比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移居自由，但实际上，东德的政体比一概而论的标签指向要复杂得多。为了了解乌布利希和昂纳克时期东德政治的特点，我们必须首先分析其形式上的政治结构，并思考各功能的互相作用。

尽管表面看来，东西德1949年制定的宪法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真正的政治差异越来越明显，分歧也越来越大。前文已经提到，东德废除了邦和上议院。1960年，在第一任东德总统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去世后，一个集体式的国家首脑，即国务委员会（Staatsrat），代替了总统的位置。1968年和1974年制定的新宪法也囊括了其他对原宪法的修改。这两部新宪法记录了东德社会政治的改变，以及东方政策实施后东德国际地位的变化。1968年制定的宪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置于“领导地位”，规定所有行为都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而束缚了许多原宪法规定的“中产阶级”的自由。这些基本限制十分严格，并由统一社会党制定。东西德关系缓和后，1974年的宪法试图勾画一条“文化界线”，来定义出属于东德的“国民身份”，并淡化任何“德国”的概念，以及与“全德国”（all-German）相关的一切。宪法还强调了东德与苏联的紧密关系。

很多人以为，在共产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基本是一个意思。即使它们是两个组织体系，人们还是认为政府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命令下运作的。虽然这个观点大体上是对的，但还是有点将问题简单化了。东德的政府和党都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组织的。统一社会党的政治局和秘书处拥有最高权力，下一级就是规模较大的中央委员会，然后是各级行政区的党组织。最底层的是基层单位。基层单位通常根据工作单位，或住宅地点进行组织。统一社会党既是“群众”党，也是“干部”党。除了一部分受过训练、忠实的党内积极分子，还有大量顺从的党员。20世纪80年代早期，东德成年劳动人口的1/5都是统一社会党党员。虽然基层党员也会互相协商、交流政见，但最终还是上层做出决策，并在各级予以实施。与很多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不同（比如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在20世纪50年代乌布利希发动的党内清洗过后，直到1989年革命，德国统一社会党内很少有明显的分裂意向。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统一社会党对外基本是铁板一块，这也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东德政治相对稳定的主要原因。不过，在党内处于较低地位的党员，其对统一社会党的忠诚及怀疑程度因人而异。20世纪80年代，随着领导人昂纳克的年老，以及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改革政策的实施，东德总统接班人问题越来越复杂。许多地方党员私底下都希望局势能够得到改变。

东德政府内也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国务委员会只是形式上的首脑，真正掌握政府实权的是部长会议。占重要地位的是处理各项经济和国防事务的部门，当然还有国家安全部。主要负责监视国民和镇压反对派的国家安全警察[或称史塔西（Stasi）]在几年内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在乌布利希辞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后，国务委员会的一些权力移交给了部长会议，因为他还保留着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重要的党员同时也是国务委员会的成员，这样他们就能够在国际场合正式代表东德。议会，或称人民议会（Volkskammer），极少举行会议，基本只是正式批准并公开上层制定的政策。中央制定的决策和计划会告知各级地方政府，让他们执行。虽然我们从这个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东德的政治体制下，统一社会党基本主导了政府机构，但这并不代表着党和政府就是一个概念。20世纪50年代，统一社会党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改革政府结构，以适应党的需要，提高官僚行政效率。在东德历史上，尽管政府官员体制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开始已经稳定下来，但把中央决策转为地方政策一直困难重重。一些人士分析说，20世纪80年代早期，政府结构和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执政党的结构和目标，官僚中不同领域的“专家”能够帮助确立政治议题，并设立切实可行的政治目标。很明显，虽然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密，但它们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在不同的时期，两者的平衡取决于议题及成员性格的不同。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党和军队之间有过一些小小的摩擦，比如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波兰，或是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南斯拉夫。但东德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其执政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似乎有相同的目标，关系十分和谐。

东德原则上并不是一党制国家。除了统一社会党之外，还有4个小党：基民盟、自民党、民族主义的国家民主党和德国农民民主党。20世纪80年代，4个党的成员人数都在10万人左右，其中基民党的成员最多。虽然从西方多元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党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只是统一社会党的傀儡，但实际上，这些党在东德的政治中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们是统一社会党和不同民众群体之间的纽带，他们将政策翻译为不同的亚文化语言，并在专门的期刊上向大众传达高层的决策，同时将民众的反应和不满告知上层，让统一社会党始终知晓一般民众的看法。对于这些小党的成员来说，这种纽带作用可能是一种手段，既可以表达他们对东德基本忠诚的态度，同时又无需在原则上做出妥协，对于基民盟成员来说尤其如此。4个小党在议会中都有特定的席位。1989年以前，唯一一次反对政府决策的投票是在1972年，基民盟的14位成员投票反对流产法案。除了4个小党之外，东德还有大量的群众组织，致力于鼓励东德人参与公共事务。其中最大的是德国自由贸易联合会（FDGB），其成员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劳动年龄人口。同样重要的还有自由德国青年团（FDJ）、民主德国妇女联合会（DFD）、民主德国文化联盟（KB），以及德苏友谊协会（DSF）。除体育与科技协会（GST）是一个青年准军事组织外，大多数的群众组织只是为了促进日常的业余生活，比如养宠物或收集仙人掌。东德有大量的群众组织。因为升职不仅取决于天赋和特长，还要求即便不积极参政，至少也要在政治上与大众保持一致，这些压力促使东德人被迫参与这些组织。

东德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能够平息可能对社稷造成危害的反对与不满。1953年6月爆发的起义，正如上文所述，没有领导者，也没有总体策略和外来支持，并在遭到武力镇压前就开始自行瓦解。哈里希（Harich）、哈费曼（Havemann）、巴罗（Bahro）等对马克思主义持异见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公众支持，因为比起公开的反对，大多数东德人更容易对私下的不满听之任之。20世纪80年代，草根阶层的异见群体遍地开花，他们主要反对在东西欧部署核弹，引发不同意见的除了这些特定的和平议题，还有人权和环境保护问题。这些另类观点的讨论地点大多是东德的新教教会，他们于是有了容身之所。教会在东德是唯一既不与共产党合作，也不隶属于他们的社会机构。20世纪50年代，政府迫害基督教，但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两者暂时得以共存。1978年，教会与政府签订了暂行协定，所谓的“社会主义中的教会”被授予了一些特权，并与政府形成了全新的和谐关系。有一段时间，教会高层似乎想要通过包容、控制异见来维持教会的地位，以便能在东德的政治中扮演安全阀门的角色。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教会内部开始分裂，教会不同阶层的成员之间以及教会高层内部都存在分歧，异见的抒发和持异议者的关系网已经发展到了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