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迅速发展为对政治的大规模不满。但在苏联出动坦克前，这场起义就自己瓦解了。本质上，这是一场混乱的抗议，它没有领导人，因此并不可能发展为革命。这次起义加速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内的清洗，遭到清洗的大多是前社民党的成员，但却莫名其妙地巩固了乌布利希的地位，毕竟在莫斯科，他的地位岌岌可危。这场起义也自相矛盾地将两德统一的希望破灭了，西德决定不再介入东德的事务，以免引发国际危机。看起来西德想让东德人自生自灭。据可靠研究证明，东德官方并没有将起义归结为是西方“奸细”的挑动，而西方国家也只是对起义进行了观察和报道，并没有对东德人的抗议提供任何有力的支持。乌布利希对反抗者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1956年对沃尔夫冈·哈里希（Wolfgang Harich）等人进行审判和监禁，1958年将一小部分反对派赶出了政治局。这样，乌布利希成功地将所有内部的反对派都驱逐了出去，他那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态度非常强硬，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官方谴责斯大林主义后，乌布利希仍然坚持强硬的态度（不过在1963—1965年，乌布利希当局曾试图进行经济改革，并在针对青年人、工人和文化的政策上采取了一定的自由化）。

同时，东德进一步采取经济改革措施。1952—1953年以及1959—1960年，农业经历了两次主要的集体化阶段。虽然在1953年起义后，政府对消费者做出了一些让步，但工业生产的重点仍然是重工业。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计划，但经修改后又抛弃了。尽管当西德的经济增长暂时减缓时，东德人燃起了短暂的希望，但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就已清楚地认识到，东德的集权经济是无法与西德的繁荣抗衡的。西德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富裕，同时伴随的居然不是政治镇压，而是相对的个人自由（甚至可以没有政治倾向）。于是，20世纪50年代，许多东德人干脆“用脚投票”，离开东德进入西德。虽然与西德的主要接壤处被封锁了，但他们还是有可能从东柏林越过边境到达西柏林。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们必须轻装上阵逃往西德。虽然每年逃往西德的难民人数都不一样，但20世纪50年代，劳动力的缺乏还是影响了东德经济的发展，随着一大批年轻的熟练男工离开岗位，东德整体的气氛越来越颓丧和压抑，未来的形势也不容乐观。

图35 1961年8月开始修筑柏林墙，东德人民警察在一旁守卫。柏林州立档案馆州立图片资料室藏。

1961年，此前进行的土地改革引发了食物短缺，在这种情况下，东德打算采取激进的措施严防劳动力的流失。8月13日早晨，当柏林人醒来后，发现原本分成两半的城市定型了，街道上架起了带有倒钩刺的铁丝网，士兵守在一旁，之后迅速用混凝土和砖头搭起了更为坚固的城墙。边界不再只有几码宽，而是长达几千英里，家人和朋友从此两地分离。虽然西德人对此发起了抗议，但西方国家并不会因为柏林墙一事而去惹怒苏联。城市的分裂畅通无阻地进行着。

不过，奇怪的是，20世纪60年代，唯一逃跑方式的消失可能真的改善了东德人的境况。这是个“科学技术革命”的年代，东德人成就事业的机会开始增加。1963年，政府建立了新经济体系，允许一部分经济决策去中心化，并为拥有特定技能和资格的人提供成功的机会。也许是因为别无选择了，人们开始接受新经济体系。随着一些教育和社会政策的实施，以及新机会的产生，社会流动性大增。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的西德则出现了许多社会运动，猛烈地抨击人们追求物质享受和富裕生活，而不愿意面对过去。1965—1966年的经济衰退加速了艾哈德政府的倒台。艾哈德是阿登纳的继任者，为人十分软弱。接着，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接任总理，他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与社民党组成了“大联合政府”。学生运动表达了人们的抗议和不安，因为议会中没有真正的反对派，因此人们认为“议会外的反对”成为必需。在柏林的示威游行中，一位学生被射杀，保守派的小报促进了公共观点的两极分化。1967—1968年，学生抗议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右翼运动也渐渐发展起来，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民主党虽然在许多州议会中获得了不少席位，但在全国议会中并没有获得席位。1969年，西德历史开启了新时期。社民党在大选前与其他党派商讨良久后，和现在更加自由主义的德国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在联邦德国短短二十年的历史中，第一次成为政府执政党。

西德社民党的领袖，前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成为总理后，德国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渐趋缓和。如今，美国和苏联都希望两德之间的关系能够好转，这也符合勃兰特本人的愿望，他希望两德关系改善，并促进两德人民的互相接触。勃兰特的所谓东方政策制定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1971年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取代乌布利希成为总理后，东方政策继续施行。尽管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反对不断，勃兰特还是促使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条约和协议，并最终于1972年12月签订了《两德基础条约》。1973年5月，条约被正式批准（尽管还是有人反对）。1973年9月，两德都加入了联合国。从此以后，两德正式承认了对方的主权，但两德对彼此来说也不是真正的外国，它们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从双方的角度出发，稍有不同）。这种特殊关系的象征是互设代表，这个代表不叫“大使”，而叫“常设代表”（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1973—1989年，两国议题不再涉及日益模糊而抽象的所谓统一，而是更注重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虽是不同的国家，但东西德之间却有独特的关系。

西德由社民党与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于1969年上台，1982年下台。除了勃兰特起初外交政策的成功外，这一时期而临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和国内难题。以1973年的石油危机为代表，这一时期的能源危机对西德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同样对西德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的还有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的世界经济衰退。同时，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激进运动继续发展，除了相对无害的撤退主义亚文化，还出现了更为麻烦的、由一些“红军派”的激进分子[1]所领导的恐怖主义运动。1974年，东德间谍入侵事件后勃兰特辞职。更为右翼的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接管政府。同党派的左翼分子就环境、核能和国防问题抨击施密特。同时，面对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政府在福利上过大的投入，施密特在通过预算决议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社民党的右翼联合政党——自民党给施密特施加了很大的压力。1982年，自民党终于以宪法为武器，发起了建设性不信任动议(Constructive Vote of No Confidence)，罢免了时任总理，转而投向基民盟和基社盟。仅仅因为一个小党的几名议员倒戈，基民盟的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就成为西德的保守派总理。许多西德人对此情形有些不安，科尔也一样，他又发起了信任投票（虽然他是故意要让自己得不到多数票的），随即让提前大选成为可能。1983年大选确定了科尔的总理地位。西德因此进入了战后第三个主要的政治阶段，即保守派政府。前两个阶段分别为保守派政府（1949—1969，最后三年为大联合政府）和时间较长的社民党政府（1969—1982）。

1971—1989年，在埃里希·昂纳克的领导下，东德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乌布利希时期，社会迅速变革，乌托邦主义和镇压相互结合。随后的昂纳克时期，政府拒绝承认当下的一些问题，面对社会政治问题也不愿寻求长期的解决方案。20世纪70年代，政府又开始在经济上集权，提出并持续强调消费者满意度，电视、汽车等产品需求高涨，也越来越容易买到。起初，文化政策呈明显的自由化趋势，但这种情况只持续到了1976年。这一年著名歌手、吉他手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遭到了当局的强制流放，引发了东德文化圈的抗议。20世纪70年代晚期，政府重新对文化领域加强了控制，东德的新教教会是个例外。1978年，新教教会与政府达成了一致，巩固了自身在东德社会的地位，同时为持异见者提供了一个受到保护的讨论空间。20世纪80年代，两德进一步互相接触。随着两国之间的交通改善，东德人去西德旅行更容易了。1987年，埃里希·昂纳克对联邦德国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20世纪80年代，随着领导层的年龄增长，他们越来越无法容忍国内漫天的异见和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革的影响，政治氛围似乎越来越压抑。尽管如此，东德还是明显越来越成熟了，许多没有政治倾向的德国人也能在此谋生，并过上至少过得去的生活。

1989—1990年，一波革命席卷了西欧，“德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两德分立的时限以及欧洲的各种问题又一次被提上日程。苏联帝国摇摇欲坠，中欧战后协议被废除，在这样的背景下，影响东德四十年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倒塌了。在考虑战后时期的戏剧性结尾之前，我们最好先仔细研究一下两德到1989年为止的政治和社会经济体系的某些方面，并分析两者从共同的起点开始，在多大程度上发展成了拥有不同文化和身份认同的社会。

[1]Red Army Faction, RAF，也叫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Baader-Meinhof），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是团伙的早期领导人。

东西德的政治（1949—1989年）

如何解释两德在这一时期相对稳定的发展？显然，部分是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欧洲已经不同于它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模样，它不再是强大、扩张主义、帝国主义国家聚集的地方。相反，它被分成了东西两半，分别由两个超级大国，即美国和苏联主导。德国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将美国卷入了欧洲事务中，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德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国家之间互相争斗的卒子和前线。不过，仅仅从国际格局的角度来解释这一时期的德国史是远远不够的，国内因素也同样重要，尤其在解释为什么共产主义的东德在1989年以前比邻国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要稳定得多，或者，为什么西德的议会制民主比战后意大利的政治体制更不容易产生危机的时候。本书将首先探讨两德政治体制的一些具体特征。

西德的民主制（以及1990年德国统一后的民主制）在宪法上很有特点。投票制混合了比例代表制和选区代表的简单多数制（firstpast-the-post），每个选民有两张选票，一张投给获得提名的候选人，一张投给党派。第一张选票以英式投票制选出选区代表，第二张给党派分配议会席位，议员则按照之前写好的党内名单顺序获得席位，席位数量根据党派获得的选票比例而定，按规定，得票数至少要达到总数的5％才有席位。这个“5%规则”是为了保证小党难以获得面向全国的平台—防止出现纳粹当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那的情形—同时保证选举后不会有过多的党派互相商议，甚至成立不稳定的联合政府（这也是魏玛民主的问题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方法看起来十分奏效。小党在20世纪50年代渐渐合并，紧接着，两党制的格局形成，较小的自民党成为第三大党，平衡了两大党之间的权力。这些方法也有不奏效的时候，例如，20世纪80年代，绿党（the Greens）在德国联邦议院（Bundestag）中获得了席位；1989年春，右翼共和党在柏林市的选举中获得惊人的成功，并从1990年起，得到了上议院或德国联邦参议院的席位。

共和党一直没有越界。联邦德国宪法到现在为止还对党派性质有所限制，有一则条款专门用于杜绝“反体制”政党的扩张，以防止出现魏玛民主的悲剧。1952年，右翼的社会帝国党（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遭禁，1956年，德国共产党遭禁，其原因在于他们的根本目标对民主宪法造成了威胁。但20世纪60年代，一个新纳粹主义政党——德国国家民主党（NPD），以及改革后的德国共产党（DKP）却获得了许可。1972年颁布的《惩处激进分子法令》[1]试图进一步保护西德的民主制，禁止那些观点、活动和所属党派对宪法造成威胁的个人担任公务员，其中不仅包括英国人规定的公共职务，还包括教师、邮递员和列车长等定义更广的公职范围。许多批评者认为，这个方法虽然是为了保护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