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以街头暴力为借口，认为普鲁士的邦警察已经无法维持秩序，于是罢免了社民党领导的普鲁士邦政府，并以专制手段控制了普鲁士。在1932年7月举行的大选后，纳粹党获得了令人震惊的230个席位，加上德国共产党的89个席位，意味着政府未能保持有效的议会大多数，帕彭被迫辞职。施莱歇还拉拢纳粹，希望建立一个新的联合政府，最终他的意图却失败了。1932年8月，兴登堡不情愿地提出让希特勒担任副总理，希特勒拒绝了，这在纳粹党内招致了许多批评，纳粹党人担心希特勒拒绝了一个再也不会出现的好机会。9月，帕彭政府以512∶4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不信任动议。所有党派，右翼、工业和农业精英、军队高层，甚至是兴登堡总统，都在思考如何有效地废除议会政府，重新让旧的精英阶层掌权，并修改宪法，使议会选举不再是必要的程序。这时的德国失业率上升，街头暴力频增，议会中互相对抗的左派和右派冲突不断，议会完全陷入了僵局，议会权力因此大大削弱。共产党和社民党之间分歧严重，无法合作对抗纳粹主义，1932年秋的德国，内战一触即发。不过，奇怪的是，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纳粹党的支持率第一次开始走下坡路，然而魏玛共和国却走向灭亡。在1932年11月的大选中，纳粹的选票少了200万，议会席位也随之减少到了196个。虽然它仍然是帝国议会的第一大党，但这并不是它一定要领导政府的理由，正如当年的社民党。

图28 1932年，一张宣传兴登堡大选的海报。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很快，施莱歇于1932年12月接任总理，并担任此职位直至1933年1月。施莱歇试图拉拢工会，以及以格里高·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为代表的纳粹党左翼。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工业家和农业从业者的恐慌，因为施莱歇为此可能实施创造就业和税改计划。斯特拉瑟对施莱歇的提议并没有作出积极的回应，最后辞去了他在纳粹党中的职务并退出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很明显，施莱歇和前几任总理一样，也无法达成可行的妥协方案。他还让兴登堡相信，在内战发酵的时期，军队无法维持秩序，这一举动可能是轻率的。1933年1月，帕彭与包括希特勒、兴登堡的儿子和兴登堡在内的各界人士讨论，工业与农业利益集团[如被纳粹渗透的“帝国农村联盟”（Reichslandbund）]对年老的总统施加压力，让总统在新的联合政府内阁中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兴登堡非常厌恶这位发迹的“波希米亚下士”，他在1月底不情愿地做出了妥协。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一切都符合宪法章程。

某种意义上，这仅仅代表了1930年后总统内阁和专制统治的延续。但另一方面，考虑到后来的发展，希特勒继任总理当然也代表了与先前的德国政治的根本决裂。纳粹党在1923年政变失败后，公开表明要用合法手段颠覆议会。他们想要破坏民主，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而希特勒正是这样一个党派的领袖。不过，纳粹党本身相当独特。虽然它在一些社会群体中的支持率高得不成比例，但比起当时受众更局限的典型利益集团的党派，它代表的是更为广泛的大众运动，可以说是超脱了派系斗争和阶级矛盾泥潭的“人民的党”（Volkspartei）。它有能力许诺将撕裂社会的分歧再次弥合起来。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十分含糊、无所不包：反现代、反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这对不同的人来说可以是不同的意思。同时，纳粹巧妙地利用了大众传媒和政治仪式（例如1929年的纽伦堡纳粹集会），形式上就像是一个强大的新异教。再加上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他拥有超常的演讲天赋并不断加以改进，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公众形象。有了这么多条件，纳粹党完全可以把自己包装成德国命运的拯救者，让一个所有人渴求多年的伟人来领导全德人民。纳粹许诺要给德国人民带来一个新的民族社会，让德意志再次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撕碎可恶的《凡尔赛条约》，惩罚1918年的“11月罪犯”，让“犹太病菌”消失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使他们无法再影响、污染“雅利安”种族，将那些暗中颠覆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和罪犯宣布为非法。所有这一切对于多数绝望、恐惧的德国人来说具有致命的吸引力，魏玛民主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民族耻辱、经济灾难、社会矛盾和个人对未来的迷茫。民族主义者以及工、农、军界精英都意识到了这种大众运动的力量，也意识到了自己缺乏群众的支持，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可以“利用”、“驯服”这个大众运动，并运用民意使自己破坏民主的计划拥有合法性，而这单凭他们自己是无法达成的。希特勒根本不需要“夺取”任何权力，那些旧的精英阶层直接敞开大门欢迎他进来。面对这两者的合作，权力已经遭到削弱的工会和内讧不断的左派已经无能为力，他们再也无法挽救被利益集团和小资产阶级大众抛弃的民主制。而这些阴谋失算的精英们，比起最终无法保护摇摇欲坠、命途多舛的魏玛共和国的人来说，他们犯的错误要悲惨和不负责任得多。在这种独特的境况中，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了。

图29 1932年柏林拒付租金运动。院子里，共产党和纳粹党的旗子并排悬挂。柏林州立档案馆州立图片资料室藏。

希特勒政权的巩固

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花了一些时间来扩张自己的势力，他刚上任的时候，内阁里除了他以外只有两个纳粹党员——弗里克（Frick）和戈林（Goering）。1933年5月，大选又一次拉开了帷幕。虽然2月27日国会大厦纵火后人心惶惶，纳粹党还以这次事件为借口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依然没能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大多数选票。纳粹党获得了43.9%的选票，288个席位，左派则获得了超过30%的选票（社民党128个席位，德国共产党81个席位），中央党和自由派总共获得了18%的选票。即使加上和他们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纳粹还是无法立即获得2/3的席位，更别提按照授权法案更改宪法，彻底毁掉民主政府了。不过，3月21日，精心筹备的新国会的开幕式在波茨坦的加里森教堂举行，希特勒成功说服了中央党和其他较小的右翼党派，让他们支持自己的计划。同时，他又禁止共产党员和21个社民党党员参加3月23日晚的帝国议会。于是，希特勒成功地在议会上通过了《授权法》，只有社民党敢高声反对，并投了反对票，反对废除德国的民主制。从此以后，希特勒就可以不顾议会的意见，任意通过任何他想执行的“法案”了。实际上，议会立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1933年初夏，除了纳粹党以外，所有党派要么被认定为非法组织（共产党首当其冲），要么必须自己解散（1933年7月5日，中央党正式解散）。1933年7月14日颁布《禁止组织新党法》，由此建立了一党制。

政府在许多领域推行“一体化”（Gleichschaltung，字面意思就是调到同一个速度）。1933年4月7日颁布的《公职恢复法案》对公务员队伍进行了清洗，以保证其中没有纳粹主义的反对者，也没有犹太人。1933年3月，纳粹党开始扩大地方权力，打击地方州议会。4月10日，纳粹派遣“帝国代理官”至各州维护纳粹的权力。5月，工会遭解散，并由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领导的“德国粮食总会”（DAF）代替。瓦尔特·达雷（Walter Darré）控制着“国家农民协会”，负责处理农业及农民相关事务，而“手工业、贸易和行业组织”则是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栖身之所。1934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总理一年后，议会的上议院（Reichsrat）也遭到废除，联邦体制走到了尽头。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过世，对宪法的最后一项重大改革也随之而来。希特勒立马将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立法使自己成为德国元首，并令军队听命于自己，向自己宣誓效忠。

由于希特勒在解决冲锋队和军队的冲突时，作出了偏向军队的裁决，因此军队就更容易向希特勒俯首称臣。恩斯特·罗姆领导的冲锋队（SA）发展成了对党卫队和军队来说都难以驾驭的竞争对手。希特勒意识到他非常需要军队对他的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支持，于是便谋划了所谓的“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1934年6月30日，冲锋队的领袖，还有一些曾经和希特勒争吵过的人（包括施莱歇和格里哥·斯特拉瑟）被谋杀，这场谋杀后来被1934年7月通过的一部法律“合法化”了。冲锋队老老实实地待在了自己的位置上。1936年，党卫队队长海因里希·希姆莱控制了党卫队和德国警察，在第三帝国成功地掌握了所有的恐怖手段，可以不顾法律公正，任意实施逮捕、拘留、监禁、酷刑和谋杀。1933年3月，在近慕尼黑的达豪（Dachau）建立了第一所纳粹集中营，声势浩大，媒体争相报道。这实际上是专门拘留和强迫劳动的集中营，“反社会分子”（包括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反对者、同性恋及传统意义上的罪犯）要在其中接受刑罚。尽管这些人遭受的非人道待遇、酷刑、营养不良、体质病弱、过度劳作和公然杀害都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但这些劳动营[门口的口号居然是“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并非1941年后那些专门用来杀人的灭绝营。由于害怕被抓捕，害怕身边有告密者，许多德国人战战兢兢地遵守着希特勒政权的要求，被迫过上了一种双重生活，只在私下表达自己真正的看法。

图30 庆祝“波茨坦日”为希特勒做的宣传海报, 将希特勒描绘为大政治家以及由兴登堡认可的腓特烈二世继承人。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在胁迫他们遵纪守法的同时，纳粹还采取措施让他们一致同意、支持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这些措施部分是意识形态的灌输，部分是实践。对于那些没有被排除在新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之外的人来说，即那些没有政治倾向的雅利安人，他们没有犹太血统，对政治也没有强烈的厌恶，在纳粹德国的和平时期，他们的生活相当舒适。纳粹的创造就业计划—建设高速公路、大型建筑工程，增加重整军备相关的项目也不断促进了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已经开始的经济改革的发展。纳粹的经济政策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既要为战争作准备，还要满足消费者。这些目标有时会发生冲突。关于纳粹经济政策和德国经济恢复的关联，以及它们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学者们意见不一。比如1936年后的重整军备政策，某种程度上可能反而拖累了经济恢复的速度。另外，资本集中的加快代表着纳粹上台前的经济形势还在持续，很难分析其原因和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发展和1933年之前纳粹的意识形态是相互冲突的，比如之前宣布的反对大型商场、支持农村的“血与土”价值观，这些都很难和军备政策要求的工业发展相一致。很明显的一点是，失业率大幅下降，20世纪30年代甚至出现了劳工短缺的现象。比起魏玛共和国年代的困难和迷茫，纳粹独裁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意味着收入的稳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使随之而来的是个人自由的限制。

纳粹实行了很多计划，向民众灌输和谐的民族共同体将抚慰魏玛时期伤痛的观念。其中包括“劳动之美”（Sch?nheit der Arbeit）、“力量来自欢乐”（Kraft durch Freude）等计划，并为工人组织业余活动和假期旅行，在工厂中也强调共同体的概念，在工作中向德国人灌输一种新的精神和热情。同时，戈倍尔担任了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此部门于1933年3月成立，很奇怪的是，它不停地向民众发放各种资料，有轻松的娱乐或消遣内容，也有政治灌输。1933年5月10日，纳粹焚烧了左翼、犹太人和其他“非德意志”作者的书籍。这项运动由纳粹激进分子发起，戈倍尔负责，代表着纳粹要净化德国思想，只剩下自己的思想。他们还建立了希特勒青年团（HJ）、德国少女联盟（BDM）以及纳粹妇女组织等一系列的社会组织，试图帮助不同的社会团体融入新的共同体。同时，许多德意志组织或被宣布为非法，或遭到解散，或由纳粹接管。在“救世主”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所谓复兴的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在权力与统一的象征性展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