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的讨论进入了白热化阶段。1929年8月，为应对国内右翼的强烈反对呼声，开始实施杨格计划（the Young Plan），设定了新的赔款数额，每年的平均数额比道威斯计划还要低；协约国取消对德国的管制，1930年6月莱茵兰也将清空所有的军事占领，这比德国人从《凡尔赛条约》中预期的要早5年。在施特雷泽曼任职期间，德国外交似乎获得了许多进展：鲁尔区的外国军队撤出；莱茵兰军事管制取消；德国与邻国邦交正常化；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更容易达成的赔款计划；甚至以和平手段追求修正主义的目的，进而为修改德国东部边界留下余地。

在文化领域，魏玛时期见证了德国在知识上的蓬勃发展以及艺术上的创造。“魏玛文化”产生的影响超越了其所在的时空。在自然科学领域，心理学、心理分析及社会学理论学者讨论、提出了新的思想。在建筑领域，沃尔特·格罗佩斯创立了包豪斯设计学院，创造出兼具美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建筑、室内设计和家具风格，流行了大半个世纪。在音乐领域，勋伯格（Sch?nberg）的创新作品世界闻名，同时，美国的“颓废”爵士乐也在一些圈子中流行，但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在散文与诗歌创作领域，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HeinrichMann）、埃利希·克斯特纳（Erich K?stner）、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ke)、斯特凡·乔治(Stefan Geoge)等人的作品被列入经典。戏剧方面，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杰作频出，尤其是当他与作曲家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进行合作时。现代艺术领域也有一些重要的活动，其中的流派有“蓝骑士”（Der blaue Reiter）、“桥社”（Die Brücke）、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立体派和未来主义等。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利用不同的方式和媒介，分析、揭露、评论自己所处的社会，从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blin）对魏玛柏林晚期暴力的现实主义的刻画，到格奥尔格·格罗斯（Georg Grosz）、克特·珂勒惠支（K?the Kollwitz）等人的作品对魏玛社会的夸张描述，或是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的海报和海因里希·齐勒（Heinrich Zille）关于柏林底层社会的漫画。20世纪20年代还是大众文化扩张和商业化的时代，电影院开了一家又一家，在1929年有声放映机出现之前，一直放映无声电影。收音机也逐渐普及。直到1932年，帕彭（Franz von Papen）将收音机用作政治用途，为后来的纳粹对媒体的利用打下了基础。对纳粹来说，媒体是政治宣传的手段。尽管很多（但并不是所有）“趣味高雅”（high-brow）的文化在政治上明显左倾，但更为大众化的文化仍然是民族主义的，比如一些没有《西线无战事》那样有名的战争片，对这种大众文化最恰当的称呼可能是德语的Kitsch（庸俗的艺术品）。有人认为魏玛时期的德意志文化和生活是堕落的，道德观似乎变得宽松了。女人们的新发型短短的，带着男孩子气；人们抽烟，还开始使用避孕药物和用具。保守派，尤其是新教组织，带着敌意激烈地批评这种现象。也有天主教教区对此感到不满。左派则无情地抨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同情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对“魏玛文化”中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唯一合理的推论就是，其中的极少部分在理论上有益于共和国的存续。左派抨击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不公，右派则不满现代大众民主所带来的堕落和社会道德的下滑。托马斯·曼是个孤独的例外，但也很晚才表示放弃自己在1918年的“无政治倾向”的保守主义，转而支持共和国。不过，必须承认的是，虽然魏玛时期的德意志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成就斐然，但对魏玛文化的影响却众说纷纭，政治上的意义也十分含糊。

图27 在巴伐利亚的巴特·特尔茨（Bad T?lz）举行的一场农民婚礼。这些农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与后来所称的“魏玛文化”相去甚远。出处：Deutschland Bild-Heft Nr. 117: ‘Bad T?lz und das Land im Isar-Winkel’（Berlin-Tempelhof: Universum- Verlagsanstalt, c. 1933）。

另一方面，魏玛共和国达成的妥协也是模糊的，这最后也成了致命的。这就是魏玛共和国早期于1918年11月所达成的社会妥协，在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革命年代，雇主对工会代表作出了妥协。双方在工资、工作条件、8小时工作制等方面达成了协议，工会和雇主以“中央工作组”[1]的集团主义形式进行合作，必要的时候政府作为仲裁人介入。1920年颁布的《企业代表会法》（Works Council Act）为德国后来的共同决定[2]传统打下了基础。20世纪20年代晚期，人们开始讨论经济民主。在1924年后的稳定期，社会政策有所扩张，其中包括社会住房建设和1927年《失业保险法》的颁布。然而，这一时期的历史并不完全是工业关系和社会政策的进步。1923年，危机发生后，雇主开始背弃一些协议，其中包括8小时工作制。“中央工作组”解体，德国主要的贸易工会即全德工会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ADGB）的官员于1924年1月辞职。1923年起，工会开始流失成员和资金，渐渐失去权力和人们的信任。弱小的工会对威胁十分警觉，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总是依赖政府的介入以胁迫雇主。不过，雇主也同样警觉，他们从1923年起猛烈抨击维持妥协政策的魏玛体制，这最后成了共和国垮台的重要因素。从1928年鲁尔钢铁罢工事件可以看出，工业家越来越想要摆脱福利国家的介入。另外，即使在共和国的这些“好年份”（good years）中，德国经济也极大地依赖美国的短期贷款和投资，如果美国发生经济衰退，那么德国经济也会跟着衰退。

尽管魏玛共和国从1924年起明显地进入了稳定期，许多人还是没有真正认可新的政治体制。艾伯特于1925年突然离世，年老的民族主义军事英雄—陆军元帅兴登堡当选新任总统。这表明了国内对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广泛呼声。从1925—1926年起，兴登堡和1926年起实际领导军队的库尔特·冯·施莱歇（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一起积极想出了许多计划，希望政府朝右翼的专制政体发展，摆脱议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另外，政党政府的形式遇到了愈来愈多的阻碍。比例代表制以及众多小党派的存在意味着没有一个党派能够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大选。相反，主要党派的激进观点互相碰撞，极难形成能够顺利运作的联合政府。德国中央党、自由派的人民党和保守派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虽然在国内政策上能够达成一致，但却无法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一致。同样，虽然所谓的“大联合政府”，包括社民党、中央党和人民党（不包括德国国家人民党）能在外交政策上达成一致，却无法在国内事务上取得一致意见。这样，唯一的选项就只剩下建立少数派内阁，如果无法获得左派或右派的支持，政府就只能忍着了。在这种情况下，内阁的更替很快，总统频繁介入，政党政治和议会政府也失去了原本就没多少的支持和信任。

很难说，如果舆论环境更好一些，魏玛共和国是不是能坚持得更久，毕竟初始阶段的窘境、早期继承的烂摊子和自身社会政治基础的脆弱，已经让政府疲于应对。实际上，从1929年起，魏玛民主制就开始遭受各方的猛烈抨击，就算坚持下来，也已千疮百孔。而1930年过后，问题就成了民主制会以什么形式崩塌。

[1]又译：中央劳动共同体，即Zentral-Arbeits-Gemeinschaft, ZAG。——译者注

[2]即由雇员选举董事会的一半代表。——译者注

魏玛民主的垮台

早在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灾前，就已经有计划要逐步废除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但魏玛民主垮台的方式却受到了由世界大萧条引发的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在德意志造成了可怕的后果。社民党在1928年的大选中胜出，紧接着社民党总理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领导建立了“联合政府”。尽管社民党内部一开始在战列舰的拨款以及杨格计划的实施问题上有分歧，不过，最终还是成功解除了危机。但华尔街股灾的后果却特别严重，因为德国经济一直依赖外国的短期贷款，现在这些贷款却被迅速撤走。失业人口急剧上升，从1929年9月的130万人上升到1930年9月的300多万，最后在1933年初超过了600万，占总劳动人口的1/3。由于官方数据会低估实际情况，再加上很多是临时工作，因此大约半数的德国家庭都受到了经济萧条的影响。更多的人因害怕金融灾难的发生而几乎要崩溃。这些情况产生了许多后果。失业人口不断上升，工作人口不断下降，后者已经不能支撑前者，因此，1927年法令中规定的失业保险自然就无法发放。米勒政府在此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并最终倒台。人们也未能在其他备选计划上达成一致，工会、雇员和不同党派人士的意见各不相同，各方固执的程度也不一样。1930年3月，政府放弃寻求议会的党派政治支持，转而成立了第一届总统内阁，民主成了无关痛痒的因素。

1930年的布吕宁（Brüning）内阁早在1929年就有组阁的打算，作为将权力从议会转移至旧的精英阶层（包括军队、官僚和经济精英）的策略，政体为总统制的集权主义。1930年后，《宪法》第48条时常用于颁布紧急法令，议会开会和立法逐渐减少。布吕宁实施通货紧缩政策，还想履行赔款义务，这就导致了德国的财政和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布吕宁希望对赔款方式进行彻底的修改，虽然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民受苦，但他最终做到了。胡佛发表了《延债宣言》（Moratorium），赔偿支付于1932年结束。但同时，国内脆弱的政治环境还在经受一些重大的变动。1930—1933年，有两个因素共同葬送了魏玛民主：一是旧精英集团对议会政府的抨击，其早在经济危机前就存在；二是危机时期的新大众运动，大批民众被具有独特魅力的领袖吸引，这位领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被释放后，于1925年重建了纳粹党。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纳粹党从早期的巴伐利亚，扩展到了德国的不同地区，获得了许多社会群体的支持。纳粹党主要由下层中产阶级、新教徒、农村和小镇选民组成，其支持者大多来自德国北部和东部。它还吸引了一些受过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以及不那么组织有序的工人阶级，后者的人数更少一点。虽然工人阶级中的纳粹分子只占了一小部分，但由于工人阶级的基数大，其中的纳粹分子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在1928年的大选中，纳粹党只获得了2.6％的选票，得到了12个议会议席。1929年，纳粹党与当时右翼的出版界大亨胡根贝格（Hugenberg）领导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合作，发起了反对杨格计划的运动，纳粹党得到了巨大的免费宣传，与右派中手握权势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合作也使他们面上增光。由此，在1930年9月的大选中纳粹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成为帝国议会中仅次于社民党的第二大党，拥有107个议席。随着小资产阶级（bourgeois middle）政党的倒台，极端党派的选票增加，德国共产党的议席增加至77个，社民党无法取得议会大多数的席位，也无法成立任何联合政府。社民党担心，若再进行选举，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于是它选择“忍受”布吕宁的总统内阁。虽然在1930年以前，来自工业界的资金对纳粹党的成功可以忽略不计，在那之后也并不重要，但工业家们开始意识到纳粹党对破坏议会制的重要性，并在1932—1933年对兴登堡施加影响，说服他利用希特勒达成这一目标。

德国在1932—1933年的政治史充斥着阴谋和误算。布吕宁内阁倒台，部分是由于兴登堡重新当选为总统，这对他来说是个侮辱，而他对此处理不当（兴登堡当选于两次国会选举后，在第二次选举中，希特勒获得了1/3的选票）。在持续了大半年的阴谋诡计中，最关键的人物是施莱歇将军，他的计谋导致了布吕宁政府的崩溃，帕彭接任总理。在短暂的执政时期内，帕彭取消了布吕宁政府对纳粹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和党卫队的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