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人的文化传统。霍亨索伦家族在西部的莱茵省也拥有领地，这些领地在文化和经济上彼此大相径庭。因此，勃兰登堡—普鲁士所代表的不是一个如英格兰般的“单一的”政体，而是一个“复合的”政体，并由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都互不相同的领地组成。它的西部经济更加繁荣，而东部殖民地则相反。东部地区城市生活匮乏，贵族十分贫穷（即普鲁士的容克贵族），没有贸易和工业，在地理位置上也与欧洲主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相距甚远。在这个复合的王国中，臣民信奉不同的宗教，加尔文教派的领主只得承认路德教会的存在，西部还有信仰天主教的臣民。除此之外，17世纪末至18世纪还有很多更小的少数派，比如被流放的法国胡格诺派（French Huguenots）。德语也并非他们的统一语言，波兰语和立陶宛语等斯拉夫语在东部地区明显占有优势。虽然这份家业起初并不乐观，但霍亨索伦家族在17世纪和18世纪还是成功建造起了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并一直主导着德意志的事务，直到二战结束被废除。
从专制主义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一些明显的弱势可能反而是优势，因为弱小的城市和贫穷的贵族更容易被控制和利用，对中央集权的反抗也相对较少。霍亨索伦王朝在这一时期也十分幸运，其王权一直后继有人，并且丝毫没有争议，世袭领地也未因继承而惨遭分割。“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1640—1688年在位）；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或称腓特烈一世国王（the Elector Frederick Ⅲ/King FrederickⅠ，1688—1713，于1701年即位）；“军曹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Ⅰ，1713—1740年在位）；“腓特烈大帝”腓特烈二世国王（King FrederickⅡ，1740—1786）寿命都很长。这些国王建立了伟大的王朝，其伟业令人钦佩。
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为专制统治打下了基础（虽然这并非他的原意，他也无法预见后续的历史发展）。1653年，勃兰登堡庄园领主与选帝侯达成协议，让选帝侯有足够的资金在和平时期建立常备军队，而领主们则能够在领地中行使更多的权力：确立农奴制、任命当地教堂牧师、维持当地秩序并主持庄园法庭。1655—1660年北方战争后，官僚体制的建设初步展开，并在大选帝侯的几代继任者统治下越发成熟。1667年实行税制改革，城市必须缴纳间接的消费税，同时还有对国家的直接“贡献”税。此举迅速将城市贵族和农村贵族的利益区分开来，使城市贵族失去了政治盟友，也让选帝侯有了不召开议会的借口，城市的代表制度逐渐消失。17世纪70年代，城市不再自治，而是由官僚部门管理，这些官僚由选帝侯任命并对选帝侯负责。同时，贵族组成的军官团在社会中享有特殊地位，吸引了原本较为独立的贵族为中央政权服务。1675年费尔贝林战役中，选帝侯战胜了令人闻风丧胆的瑞典人，为自己赢得了威望。
腓特烈·威廉的继任者是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即腓特烈一世国王）。腓特烈三世大大增强了国王的象征性权力。1701年，腓特烈三世在神圣罗马帝国外的柯尼斯堡（K?nigsberg）自己加冕为王（真的自己把王冠戴到头上，没有任何神职人员插手），称为“在普鲁士的国王”（King in Prussia）。这个头衔自然不能与帝国境内的任何领土产生联系，但皇帝为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得到霍亨索伦王朝对哈布斯堡政策的支持，必须允许腓特烈三世在帝国境外自立为王。这也反映了当时崇尚法国的潮流。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君权受到热烈追捧。其他一些德意志领主也通过类似的方法获得了王位，例如，1697年萨克森选帝侯成为波兰国王，1714年汉诺威领主成为英国国王。腓特烈一世还使宫廷文化蓬勃发展，他修建了大量宫殿，其中大部分由建筑师安德烈亚斯·施吕特（Andreas Schlüter）主持修建，这位建筑师还负责修建了一座著名的大选帝侯的骑马塑像。军队建设自然是不会被忽略的，18世纪初又由于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普鲁士的军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腓特烈一世的儿子，“军曹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认为，父亲宫廷的豪华奢靡不足取，他在统治期间注重的是军队和官僚的建设。腓特烈·威廉一世热衷于军事，到处为他引以为豪的“高个子近卫队”搜寻高个子男人，以至于同时代的人嘲笑他的“高个子近卫队”，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建起了一支军队。1733年，建立征兵区制度。各征兵区的规章制度相似，负责组织农民进行军事训练并服役。这样，农业需求和军队需求互相妥协，使勃兰登堡—普鲁士拥有了一支令人敬畏的军队和受过训练的后备军，免去了常备军队所需的庞大开销。东部的贵族中有一半至三分之二的人是现役或退役的军官。到了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末期的1740年，国家收入的80%用来维持和平时期的军队开支。18世纪末有个笑话说，普鲁士不是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个有国家的军队。另外，腓特烈·威廉一世还重新设立、组建了国家官僚机构。1723年，当时的最高军事委员会（General War Commissary）与最高财政总理院（General Finance Directory）合并，成为最高总理院（General Directory，德文全称为General-OberFinanz-Kriegs-und-Dom?nen-Direktorium）。腓特烈二世后来增设了各部门和各省委员会。最高总理院的成立使普鲁士的国家统一更为实际，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原本大选帝侯希望自己的领地分割成数块，交予不同的继承人，但在171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却宣布他的领土是不可分割的，这与大选帝侯的遗愿完全相反。在一个领地贵族权力较大、对王权的忠诚飘忽不定的时代，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二世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保证官员的忠诚。腓特烈·威廉一世强调奖惩制度的重要性，平民可以通过当官获取贵族地位。他设立最低基本工资制度，给勤政的官员奖赏。他还坚持认为大贵族不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当官，以免长期积累地方权力；相反，他们应该在远离自己领地的其他省内为王权服务。这样，曾经十分困扰大选帝侯的“本地居民权利”（right of the native born，德文为Jus Indignatsrecht）就被打破了。在腓特烈二世的统治下，容克贵族虽然还能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很大的权力，例如阻挠国王的农业改革，但在担任县长（Landrat）期间，他们只是国王和地方的中间人，并管理地方的军事部门。在设立了税务顾问（Steuerrat）这个职位之后，城市地方政府的自治也就被破坏了。
图15 18世纪早期的征兵。出处：H. J. von Fleming, Der Vollkommene Teutsche Soldat（Leipzig, 1726）, 翻印：Weltgeschichte（Berlin: Ullstein, 1907—1909）。
这种官僚和军事制度的效率显然不算太高。腓特烈二世不得不设立另一批官僚，即一帮皇室密探，来监视、报告地方官员的行为举止。他自己也花了大量精力，骑马到那些遥远的领地视察。那个时代没有现代的通信设备，旅程冗长，旅途泥泞不堪，这样的大背景不应当忽略。因此，要建立一个执政公允的政府是相当艰难的，更何况，当时的许多政务仍然取决于国王个人。就算是在其生前，腓特烈二世还是成了传奇。他在人们眼中是仁慈的父亲形象，是受拥戴的君主，他会在旅途中随时停下，与正在挖土豆的农民进行交谈。应当注意的是，在当时农民根本无法对中央政权的要求和命令提出任何有意义的反抗。因为在遍布易北河东岸的农场领主制（Gutsherrschaft）下（贵族领主对他们附属的农奴有大量政治和法律权力），农民的地位很低，备受压迫。
地图5.1 1786年为止扩张后的勃兰登堡-普鲁士（但泽在1793年才并入普鲁士）
因此，相对弱小的城市、经济上贫穷的贵族，以及受压迫、奴颜婢膝的农民，让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几代君主能够整顿并管理好他们广袤多样的领地，权力也逐渐集中到了中央。尤其是在腓特烈一世和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下，他们还利用非正统的宗教运动，即虔敬主义（Pietism），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达到宗教信仰的中央集权。虔敬主义由此成为国教，并成功替代了根深蒂固的路德派，使各领地的贵族无法通过路德派的宗教资助来巩固地方权力。
尽管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期间国家有诸多发展，但同时代的人仍然嘲笑其对“高个子近卫队”的痴迷。到1740年，普鲁士的经济仍然落后，国力也无法与已建立的英国、法国或奥地利等欧洲大国相提并论。在腓特烈二世的统治下，局面发生了巨变。腓特烈二世不遗余力地利用世代积累的军事资本，试图登上国际政坛。1740年，普鲁士入侵哈布斯堡的领地西里西亚，并在混乱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后得到了这片新的领地。在七年战争中（1756—1763），腓特烈二世为保护领土，被逼对抗由维也纳指挥，并由奥地利、法国、俄罗斯组成的军事联盟。他成功击退了敌人，并保住了西里西亚的领土，这让普鲁士跻身欧洲强国之列，至少和德意志的奥地利地位相当。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竞争从此成为德意志事务的重要因素，“二元制”时代由此开启。在腓特烈二世统治的后半叶，人们普遍认为普鲁士是领先的大陆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高效的管理和强有力的国王。从第一次瓜分波兰，就能明显看出普鲁士的国家地位。在三方瓜分毫无还手之力的波兰时，腓特烈二世是主导者。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分别获取了波兰的一大片领土，腓特烈二世则取得了关键的波兰普鲁士地区（后来的西普鲁士），让勃兰登堡选帝侯拥有了遥远的西普鲁士王国。这是腓特烈二世统治期间一次重要的领土收获，它使霍亨索伦家族领地从德国中部一直延伸到了北部。帝国内部越来越难达成一致，尤其是在南部的一些继承争议中。1765年登上帝位的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一直想取得德国南部部分地区的领土，并计划用奥地利的尼德兰地区交换整个巴伐利亚。为了对抗皇帝的野心，腓特烈二世在1785年成立了诸侯同盟，盟友包括萨克森选帝侯、美茵茨大主教、英格兰的乔治三世同时也是汉诺威选帝侯。到18世纪晚期，德意志领土上的两大竞争对手就十分明显了：普鲁士成为奥地利的强劲对手。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这个时期还没有所谓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后来才形成的，是19世纪的现象。
虽然普鲁士的崛起惊人，而且这个时期被称作是“专制主义时代”，但不要忘记，其他德意志领地的发展是多种多样的，领地之间差异巨大。在西部，城市的数量更多，也更加繁荣，农民在遍布易北河西岸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Grundherrschaft）下也更加自由。在遗产能够分割的地区，每个儿子只能得到一部分农田，因此，许多农民必须额外从事贸易或手工业。在一些地区，农庄更大，产量更高，在现今遗留下来的大农舍中还能看到当年繁荣的影子；而在另一些地区，土地只能勉强养活几只牲畜。贵族也多种多样，有身份尊贵的大贵族，也有外表和富裕的农民差不多的贫穷骑士。各地区的政治传统也各不相同。一些自由城市，例如前汉萨同盟城市汉堡，保持着市政府的寡头政治。汉堡参议院、州议会和市民协会（Bürgerschaft）反复磋商、妥协，市政府中一些地位尊贵的要人（Honoratioren）基本主导着政务的进展。各邦国中领主与贵族的较量结果也不尽相同，一些代表民众的行政机构被废弃，一些则继续存续。
图16 1774年的纽伦堡。纽伦堡日耳曼国家博物馆铜版画陈列室藏。
若要说明18世纪德意志领地发展的多样化，最显著的例子便是符腾堡公爵领地。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符腾堡的庄园领主们成功阻止了公爵建立常备军队并实现了财政独立。符腾堡还一直独树一帜地保留着议会的传统，直到19世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