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le）的农村鞋匠在日记中写道，他从自己的家逃到乌尔姆的次数不下30次。他还记下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包括4周岁的儿子）、后妈和三个姐妹在1634年9月19日到12月18日短短3个月内相继死去的过程，个中细节令人悲悯。在17世纪出生的人都曾有生活被战争打乱的经历。许多人都尝到了深重的苦难，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安全和稳定的生活，这些都不该被忘记。而20世纪历史学家的电子数据库里的平均数是无法反映出这些的。从修正主义的立场看，即便想要反驳“死亡与破坏”的错误观念，也不得不承认战争期间德国的经济和人口最多也就是停滞而已，其受到的影响可能还不如当英国发展为贸易强国、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迅速增长时期的大。[3]德意志成了经济落后的地区，虽然经济的衰退从16世纪晚期早已开始，但由于三十年战争给德意志土地带来的破坏，经济衰退进一步加速了。

图11 1630年《时髦比赛》（A-la-Mode-Kampf）以大幅版面刊登当时的法国热。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传单收藏室藏。

事后来看，“高级文化”（High culture）在战时竟然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这一点从艺术、建筑、诗歌、小说（比如格里美豪森的《痴儿西木传》）、巴洛克戏剧、音乐（尤其是许茨的作品）、歌剧、芭蕾等主要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来。自然科学、法律和政治理论领域也有了发展。一些后来影响深远的进步在当时已经有了征兆：文盲率的降低，书籍和报纸的出版，注重学识和科学的社会逐渐形成……而要描绘出大众文化的改变，可能更为困难。精英们，也就是那些试图控制社会的人，他们留下的记录大多是哀叹道德的下滑，酗酒、私生和漠视宗教情况的增多。按照当时的记录来看，大众几乎无法“分辨上帝与恶魔”。这些看法带来的是17世纪晚期大量的改革，并推动了各地的宣教。不过每一代人都会为假想的所谓道德标准的下降而唉声叹气，怀念“美好的旧时光”。同时，受教育阶层和大众之间的想法越来越不一样。在17世纪晚期，对巫术的控诉开始减少，因为地方执法官不再确信他们能够找出谁是巫师，但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仍然相信巫师的存在和巫术的力量。从较为私密的耻辱观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文化之间的区别，这点在后来“宫廷文化”（courtly culture）的发展中更加明显。

图12 对“旅行者”的生动描绘。17世纪中期混乱的欧洲社会中，他们是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人。出处：Weltgeschichte（Berlin: Ullstein, 1907—1909）。

无论如何，三十年战争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战争的历程和结果充分体现了德国政治的分裂特点。它还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另一阶段的权力分散。其对德国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加剧了德国相较欧洲其他重要国家的经济衰落，而且为接下来几个世纪诸侯实力的增强、领地和城市实力的衰弱打下了基础。专制时代的德国并非由独立的贵族或中产阶级控制，而是充满了中小规模的邦国、宫廷贵族和官僚机构。还有一点意外的是，此时的德意志文化中有一种普遍的丧失自信的感觉，经历了几代人的痛苦和不安之后，德意志人民需要复兴。

[1]马萨林（Mazarin），又译：“马扎然”。——译者注

[2]尼德兰联邦（the United Provinces），即荷兰共和国。——译者注

[3]175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是1450年的3倍，人口增长主要发生在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在1648年后花了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使人口恢复到了1648年以前的水平。

第四章 专制主义时代（1648—1815年）

三十年战争后，德意志各领地相较于帝国的政治地位提高了。虽然各领地仍然没有完整的主权，但领主们已经代替德意志帝国皇帝，成为政治活动中的关键人物了。从17世纪中期至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倒台后的拿破仑统治下，德意志国土上的政治模式极其独特多元。神圣罗马帝国不再是中央政权发展的积极政治手段或潜在基础。相反，其持续的司法功能和相对消极的政治保护使许多较小的政治单元幸存下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大背景，这些碎片一样的小领地很容易被邻近的大公国吞并。从帝国的整体来看，这就是德意志的所谓“小邦主义”体制，德语称Kleinstaaterei。有人因此认为，比起17世纪末至18世纪日益强大的西欧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德国更像是一个狭隘、落后的小国。从整体来看，帝国中央权力衰退。随之而来的却是地方相对高的集权倾向。小邦国里的领主通过削减下层阶级的权力以获取更多的实权。统治者还希望摆脱议会、庄园等任何可以代表人民（或至少人民中的一部分）一方的影响。在这所谓的“专制主义时代”中，不管成功与否，许多领主都努力获取更大的权力：他们建立常备军队；设立地方行政机构，用收税来供应军队；从领地管理中获利。与此相关的是领地内部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独立的封建贵族成为对宫廷趋之若鹜的贵族；自信的富人成为体制附属的官僚；由于强调顺从和奴性，市民成了臣民。有人又因此认为，这些发展对德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长期影响。

图13 1653年在雷根斯堡召开的神圣罗马帝国议会。1663年起，帝国议会不再是由皇帝定期召集的机构，而成为常设议会，开会地点是雷根斯堡。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大公图书馆藏。

然而，所有的概括都是有风险的。不管是从政治，还是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三十年战争后的德国，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德国，都绝对不是停滞不前的一潭死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莫过于勃兰登堡_普鲁士的崛起。普鲁士在18世纪中期成为奥地利的有力竞争者，并最终在19世纪手握“小德意志”的控制权，将奥地利排除在外。这个时期德意志的文化成就也是首屈一指的，在音乐、文学、哲学领域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德意志人民的文化修养和辞令水平也提高了。即使是在著名的“力量”（Macht）与“精神”（Geist）的分野中，背后蕴含的哲理也十分深刻，绝非“不关心政治的德国人”这样简单而又令人轻信的概括。独特的德国启蒙运动（Aufkl?rung），对世俗领主的态度是支持而非批评，并在世俗统治下前进和发展，这也是所谓的“开明专制”（enlightened absolutism）。

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侵略使得法国大革命对德意志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将昏昏欲睡的德国迅速推入19世纪的现代世界的助推器。18世纪德国自身的活力不应该因其模式与其他欧洲国家如此不同就被彻底忽视，更不该马后炮地认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从而无视18世纪德国的一系列变化。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的变化，部分是其自身引发的，而后来由于法国的侵占，又在各个领域产生了惊人的影响。

图14 维尔茨堡官邸，建于1720—1744年，由巴塔萨·诺伊曼（Balthasar Neumann）设计。出处：Johannes Arndt, Deutsche Kunst der Barockzeit（Leipzig: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1941）。

专制主义与普鲁士的崛起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17世纪德意志经历的战争时期。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在德意志的一些领土上，仍旧持续着这样那样的战争。但这些矛盾越来越和帝国无关，领主们和其他国家结盟，或参与他国的争斗，偶尔才和帝国内的其他邦国或皇帝产生矛盾。宗教仍是各邦内部政治纷争的议题之一，但在邦国之间却很少引发矛盾。继承权战争在这个时期相当重要，由于欧洲王朝间的关系千丝万缕，德意志许多贵族家族都卷入其中。三十年战争和后续战争导致了领土内政治模式的发展，这既是纯粹的政治问题，也与经济、社会、文化相关。具体来说，一些领主认为，既然战争很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就很有必要建立常备军队，并找出维持军费开支的方法。因此进行的政治改革在某些情况下也将权力集中化。

为了维持常备军队的开支，领主需要提高税收，以增加经济收入。如果议会拒绝授权和提高必要的税收，领主可以建立官僚机构，让官员直接对他负责，以此绕开议会。有趣的是，虽然这种方法让领主在财政上减少了对庄园的依赖，但同时也巩固了早期更为公允、不带个人色彩的政府形式，即职业官僚运用自身的专长影响决策过程，并保证政权更替后政策的贯彻。一方面将公允的政府和统治者的个人遗产区别开来的进程才刚刚开始，但另一方面，统治者的自身权力却变得更加重要。他们高涨的野心和象征性权力的增强与新宫廷文化的发展相得益彰—“专制主义时代”亦是欧洲宫廷的鼎盛时代。

1648年后，德意志各领地在规模和文化上大相径庭。哈布斯堡的奥地利分支由于拥有大量非德意志的世袭领土以及德意志帝国内部的世袭领土和相关利益，其在维也纳的皇宫十分宏大。其他的德意志邦国，比如信仰新教的萨克森，其辉煌的首都建于德累斯顿；或是信仰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其建于慕尼黑的首都也不相上下，这些邦国也都有能力维持规模宏大的宫廷。主要的教会领地，比如美茵茨或维尔茨堡的主教区，或是诸侯小邦，也试图彰显新取得的地位。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诸侯们建起了大量宫殿，这些宫殿大都模仿路易十四著名的凡尔赛宫，拥有精致华美的花园。诸侯们从法国和意大利请来艺术家和建筑师，为宫廷的庆典和戏剧设计建造合适的殿宇，即使是诸侯小邦也要模仿建造宏伟的宫殿。宫殿中上演歌剧、戏剧、假面剧和芭蕾；意大利和其他外国音乐家、表演家纷至沓来；从狩猎到乘雪橇，王室雇用了大量人员来组织这些活动。贵族使用各种诡计和手段谋求高位；有野心的平民极力迎合讨好，想给女儿攀上一门好亲事。作为宫廷内行为举止的标准，一套“礼貌准则”（H?flichkeit）的观念开始形成，加深了贵族名流和平民大众在行为和生活方式上的鸿沟。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法国人的行为举止和法语词成为时尚，法语被视为比德语更高贵的语种。不同阶级的区分越来越严格，例如在许多着装要求（Kleiderordnungen）中，对每一个社会阶级的着装都有非常细致的规定。

领主与宫廷地位的提高部分源于三十年战争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一些城市在16世纪末已经衰落，而另一些城市的地位在17世纪上半叶得到了提升，但总体来说，除了一些著名的城市（如汉堡）例外，17世纪末的城市生活并没有一个世纪前繁荣。欧洲贸易的重心西移至大西洋沿岸，许多德意志城市已经不像早期16世纪那样自信和繁荣了。17世纪末，诸侯领地内的城市（虽然不是自由城市）的自治权很容易被领主削弱。同时一些城市被改造或新建成诸侯的住所和行政中心，而不再是贸易和产业的中心。同样，许多拥有地产的贵族因战乱频仍，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于是更加依赖领主的支持和赞助。贵族阶层因此很容易成为发展中的专制邦国的仆人。

勃兰登堡—普鲁士是日益官僚化的邦国中最典型的代表。其专制主义大行其道，领主的权力越来越大。同时，普鲁士也代表了后续德意志史的发展。普鲁士始于首都柏林贫瘠的土地，被称为是“欧洲的沙坑”，这个开头显然并不乐观。但几代传承之后，普鲁士跻身欧洲大国之列。霍亨索伦王朝源于施瓦本，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以富有技巧的联姻外交手段在短短几个世纪内获得了广袤多样的领土。17世纪时王朝中心设于勃兰登堡，并获得了德意志帝国“选帝侯”的称号。霍亨索伦家族在东普鲁士有一片领地，是条顿骑士团旧时的殖民领地，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让普鲁士领主在1701年成为“国王”，这对于帝国内其他领主来说是绝无可能的。然而，这些东部领地也问题多多，其臣民是斯拉夫人，他们既不说德语，也不遵循任何德意志天主教或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