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夸大其有益部分。国民党禁演《雷雨》，“文革”期间批判《雷雨》就证明了这一点。

本文以上沿着《雷雨》的演出史架设了十几处观测点。归纳起来可以看出，严格按照曹禺原意演出的根本没有。在东京首演之前，曾经试图按照原作排演过。从演员表可以看出是排过序幕和尾声的。这是唯一的一次。另一次企图实现作者原意的是1982年天津人艺丁小平导演的《雷雨》。可惜，这样的尝试，在中国社会里并不受欢迎。

第二种不被欢迎的处理方式即是把《雷雨》当作阶级斗争的活教材。譬如1959年京沪两地的演出以及粉碎“四人帮”后上海戏剧学院的演出。这说明过于违背作品的本意也是不得人心的。

除去这两种不受欢迎的处理方式外，《雷雨》受欢迎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解放前中旅的“唯艺术”型。它重视情节上的扣人心弦和戏剧冲突的悲剧效果，重视演员个人技能的发挥，也兼顾作品的思想内容，所以，它征服并造就了整整一代中国的话剧观众。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一次演出，农民冒雪来看。（58）其实《雷雨》的思想内涵农民何曾关心，他们要看的还是“戏”，是情节。

另一种大受欢迎的方式是建国后以北京人艺为代表的“反封建”型。它以1954年首演和1979年重演形成两次高潮。应该注意到，在这两个时期，《雷雨》都是作为第一个传统经典话剧被上演的。上演它起到了“用典”的效果，而它所担负的意识形态任务都是反封建、解放思想。由此可见反封建是我国社会的一项多么漫长而艰巨的事业。

较具独特意味儿的是1989年北京人艺第四次排演的《雷雨》。这次成功的演出在《雷雨》演出史上的地位须由后人来界定了，但它肯定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这又一次证明了接受美学大师姚斯的论断：“艺术作品的本质建立在其历史性上，亦即建立在从它不断与大众对话产生的效果上；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只能在问题与答案的辩证关系上加以把握。”（59）

《雷雨》与我们社会的辩证关系已然有了一个相当丰富的历史，这个历史还会开动着自己的铺路机，继续延伸下去。

（本文发表于《史学作家》）

《青楼文化》序：青衫磊落险峰行

纵使時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张旭《山中留客》

青楼也是一种文化？青楼亦有文化乎？

提笔伊始，便觉出面前是座险峰。仿佛面对的不是青楼，而是青锋宝剑。白话小说中不是常有一句口头禅吗？“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尽管那些小说把二八佳人描绘得妖媚艳冶，但结论却往往是告诫读者离那些佳人远点。一般的佳人都要远离，何况青楼中不一般的佳人呢？中国有个十分英明的传统，即把一切倒霉之事都推到女人身上：褒姒灭夏，妲己亡商，夫差因西施而丧国，董卓由貂蝉而送命，至于杨贵妃，更是毁了唐明皇李三儿的铁桶江山，所谓红颜祸水是也。那么青楼则正是红颜的展销会，祸水的拍卖厅，罪莫大焉，岂能为之树碑立传，旌表其所谓文化乎？

其实，描写青楼人物，表现青楼生活之作，历来史不绝书。或则怀着深深的人道主义精神，呼喊着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灵魂的不幸；或则抱着搜奇猎艳的闲适态度，欣赏着青楼中五花八门的西洋景。但真正能够平心静气地面对青楼世界，把它置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宏大系统中进行观察探究，却是很晚才出现的。这一是出于人们对青楼的心理恐惧，二是出于人们对青楼的心理蔑视，以至于忽略了青楼蕴含着巨大文化意义的可能，或者仅仅视之为文化边缘地带的残花败柳。殊不知，文化是无所不在的，而且，“道之所在，每况愈下”。像青楼这等似乎最为人们不齿的“下九流”社会场所，恰恰汇聚了社会文化五光十色的各个侧面。孟子曰：“食色，性也。”即便把“色”仅仅视为人的一种精神生活，它也是与“食”平起平坐的人类的头等大事，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布衣黔首，谁能与“色”绝缘？围绕一个“色”字，人类演出了多少感天动地、鬼泣神惊的悲剧、喜剧、悲喜剧！文化的金字塔至少有一半奠基于这块不朽的基石。因此，完全有理由说，青楼与“色”的关系有多深，青楼与文化的关系就有多深。研究中国文化而企图绕开青楼，或者谈论青楼而不涉及文化，就如同人庙而不访僧，登舟而不问水，至少可说是三分迂阔也。金庸《鹿鼎记》中有个出身扬州妓院的无赖小儿——韦小宝，在他眼中看来，天下无往而非妓院，就连到了皇宫内禁，他也感叹：好大一座院子，不知得有多少姑娘！韦小宝看似无知的胡说八道，不是恰恰道破了事物的本质，说穿了皇宫内院其实就是一座最特殊、最高级的青楼妓院吗？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皇宫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浓缩，那么青楼中所浓缩的中国文化肯定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文化积淀的浓度上讲，李师师的意义未必逊于宋徽宗赵倍，陈圆圆的作用恐怕也不亚于闯王李自成和平西王吴三桂。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本书在“青楼”卧榻之侧，纵容“文化”酣眠的意旨，才能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青楼文化。不论“眼中有妓，心中无妓”也好，“眼中无妓，心中有妓”也罢，总之，青楼是文化，青楼有文化确乎是毋庸置疑的。

问题是需要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去攀登这座险峰，解析这种文化。

既然视之为一种文化，那么理所当然应该以一种“文化”态度待之。青楼中无疑有悲剧，也许青楼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悲剧，这很容易引起“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同情。同情是天经地义的，没有同情的文字只能算作纸上的蛆虫。但只有同情又是远远不够的，放纵同情则更有碍于深入了解同情的对象本身。相对于“同情”这个充满感性的词，似乎“关怀”一词更加妥切，它在不排斥感性的前提下，灌注了更多的理性。关怀中不乏同情，但更包含着一种超越。有了这种超越，那同情便是一种有距离的同情，不至于以泪眼模糊始，以楚囚对泣终。青楼并不等同于妓院，它不是妓院的雅称或代名词，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已远离了今日的现代化工业社会，青楼中的那些女子也十分不同于今天的种种“野鸡”和“小蜜”。所以，笔者也好，读者也罢，都大可不必仿效传统文人“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的姿态。如果一味地同情起来，那除了“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可观之处呢？因此，需要在同情的泪眼之外，加上冷静的意志和克制的力量，这便是关怀。《世说新语》和《晋书》中都载有“新亭对泣”的故事。东晋一些由北方过江的士大夫们，经常在郊区的新亭饮宴。一次饮宴时，某士大夫叹息说：风景还是这样，可是国家的河山却变样了！在座很多人听了都不禁流下泪来。只有大将军王导不以为然地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里，某士大夫的态度虽也感人，但毕竟还只停留于“同情”——见景伤心的同情，而王导却是一种关怀——把同情揣在心底，更重视某种奋发有为的超越气魄。钉上十字架的耶稣，走下山顶的查拉斯图特拉，鼓盆而歌的庄子，肩住黑暗闸门的鲁迅，具有的都是一种伟大的关怀。具备一点包含彼岸追求的关怀，才好面对渊深丰厚又扑朔迷离的文化问题，尤其是容易使人“误人藕花深处”的青楼文化问题，并且在具体操作时，既能做到“冷眼向洋”，又能兼及“热风吹雨”。对于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来讲，不能妄比伟人们的高风，只可说是“青衫磊落”，尽量抖去杂念，追求某种不即不离的境界，也就问心无怨了。

当然，绝不能以“关怀”为借口，变成一副冷血心肠，白刀子进去，出来的还是白刀子，把青楼当成一块可荤可素的冻豆腐。解析文化不是肢解文化，考察青楼不是爆破青楼，标榜绝对的超然物外不是虚伪便是愚昧。这一点无需多讲，其中的道理是浅显易知的。

所以，关怀的态度便是文化态度。

那么，青楼文化中有哪些问题需要关怀呢？

一是青楼自身，二是青楼与社会，三是青楼与历史。

关于青楼自身，可以采用透视的方法，穿过缕缕表层的烟雾，揭开色彩斑斓的面纱，力图审清青楼的文化本质。具体言之，包括实际中的青楼是什么样的？人们心目中的青楼是什么样的？青楼的美妙诱人之处在哪里？青楼的丑恶可憎之处在哪里？青楼的文化规范是什么？等等。这样，便把青楼的全貌如同旋转沙盘一般缓缓呈现在读者眼前。

关于青楼与社会，可以采用聚焦的方法，着重考察几个重点问题，力图通过一串特写镜头，较为详细地描绘出青楼中社会文化的投影，从而以点带面，反映青楼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千丝万缕的勾连。具体言之，青楼中有没有爱情？青楼与爱情有什么联系？青楼与家庭有什么功能上的关联？青楼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如何？青楼中的妓女是最出色的女子还是相反？她们的心态、她们的才华、她们的命运如何？这样，青楼在社会系统中的文化坐标便基本上得到了确定，青楼文化特色中最精华的部分也就昭然若揭了。

关于青楼与历史，可以采用品评的方法，从几个比较零散但又能够相互耦合的角度，对青楼文化进行评点和追思，力图穿越深邃的时空隧道，将破碎的青楼文化残片重新拼接，复原出青楼文化的历史意义。具体言之，青楼的存在和发展是否具有悲剧性？如果有，这是一种什么悲剧？青楼的悲剧是否具有崇高性？除了儿女柔情，青楼有没有英雄侠骨？青楼的历史发展脉络说明了什么？青楼走向没落以至成为一种历史陈迹，是不是文明发展的一种必然？青楼的千秋功罪，如何评说？青楼还会再崛起么？这样，就完成了对青楼文化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的一个考察过程，既入山中，又处局外，虽无轻车肥马，但险峰渐成熟路，本书的初衷也就达到了。

作为追求雅俗共赏的非学术性读物，当然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那些考证、摘引、勘误、补遗、纠谬等等令人生厌的内容，尽量直接切入对象。但这种套路本身也是一“险”。因为本书的对象实在并非K一壶浊酒喜相逢”就能抵掌而谈、放胆而论，它实在是一门地地道道的“学问”。要做到兼具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通俗明了，且具有较高品位，实在不能不有捉襟见时之忧。故此，本书采用一种“混合”文体，将材料与见解杂揉一处，集描述、分析、评论、调侃于一炉，在保持严肃关怀的前提下，注意深入浅出的可读性。这需要付出的代价是，许多问题可能无法进行纵深开掘，甚至只如蜻蜓点水，一掠而过。材料使用也可能详略失衡，趣味性的标准也许会淘汰掉更有价值的力证。由于对材料的加工欠细，出现前后龃睡或叠床架屋之病也未可知。个人见解与未加注明的他人见解泥沙俱下，其中难免存在误读和曲解，更不论平庸之见与荒谬之说了。这些都需要先请读者和本书所借鉴的著作的作者予以包涵。好在这只是一本非专业性读物，不存在留名传世以及争夺观点发明权等麻烦。倘若有益于读者一二，纵蒙人云亦云或信口开河之诮，又何足道哉！

要交代和表白的似乎就是这些，但心头仍有两支旋律交织起伏，令人不知确定哪一支作为本书的基本笔调。一支是：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杜牧《七夕》

另一支是：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元稹《行宮》

前者清纯思无邪，后者凄楚有叹惋。一个率直任性，无忧无虑地卧看；一个饱经沧桑，有滋有味地闲说。到底应该如何面对历史，面对曾经繁盛一时的存在，是抛却一切成见和思虑，单刀直入，童言无忌？还是有所担当，在对象中深深地印人自我？或是故作不知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也许这永远无法在理论上归于一统。那么只好在实际演奏中一面调整、一面认可、一面欣赏这组并不一定和谐的和弦了。看来，说是“青衫磊落”，恐怕只是一种表态，这次险峰之行究竟得失多少，成败几何，必须行过之后再说了。

让我们边走边唱。

《青楼文化》后记

初秋的未名湖畔，时热时凉，忽晴忽雨。

窗外除了唧唧复唧唧的虫唱，还有舞场上一浪浪涌来的劲曲。如果说虫唱使人牵挂着古代，牵挂着传统，牵挂着历史，那么舞曲则使人意识到现代，意识到眼前，意识到自身。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深夜里，匆匆写完了这本小册子的草稿。投笔聊舒倦眼，霎时竟忘了所写的内容，乃脱口吟出毛泽东《贺新郎_读史》中的警句：“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回头翻看着自己拙笨的字迹，虽有一种收工后的舒畅，但对收成却并不怎么满意。

作为一本非学术性的“科普”读物，基本上还可以交差。无论从知识的介绍上还是涉及的问题上，自以为点与面的结合处理得还算妥切。但是总觉挖掘尚浅，平面罗列有余而纵深开拓不足。材料准备也很不充分，使这支笔难以做到游刃有余。这些都是由于未曾对青楼文化进行过长期细致的专门研究而导致的必然结果，于是也就决定了本书只能是“急就章”。

写作过程中，有意贯穿了一条文化批判意识的副线，想借对古代青楼文化的叙述鞭挞今日之世风堕落、道德沦丧的现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