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读书人不如白丁，靠知识不如靠天性，一切知识在最美好最需要的时候都是废物。能把一件事照本宣科地说出来，“难道算聪明么”？还有《夫妇》中那个仗义解难的城里人黄先生，在送走那对因野合而遭难的青年夫妇后，嗅着那把“曾经在年轻妇人头上留过很稀奇过去的花束，不可理解的心也为一种暖昧欲望轻轻摇动着”。这被摇动的，显然是他那颗“城里人”的心。

与写自然战胜文明相联系的，沈从文大力描绘湘西世界的人情美，这与城市文化的人性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面是真挚、朴实，一面是虚伪和尔虞我诈。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已有许多人做过很详缜的论述。我只想提一下《萧萧》的一个情节。萧萧怀孕，本是一件丑事，可是对这件事的处理上，就显现出人性的善良之美。萧萧没有被沉潭，而且由于生了儿子，便被名正言顺地留在家里。事是丑事，但是并不竭力隐瞒，大家都知道了，从感情上也觉不出有什么大不了的罪过。而且特地点明：“照习惯，沉潭多是读过‘子曰’的族长爱面子才作出的蠢事”，萧萧家没有这样的族长，也就是说没有“文明”的束缚，这才保全了前述的人的善良本性。这很可以与《绅士的太太》比较一下。《绅士的太太》里乱伦、私通之类的丑事迭出，但这些丑事是秘密的。虽然并不会面临沉潭那么严重的处罚，但大家仍拼命遮掩，甚至以此相要挟，从而干出更丑的事来。作家的感情是如此的爱憎分明！

沈从文进而追求十全十美的“湘西世界”，不惜进行种种造神的努力。他写的龙朱，“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顺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3）。他写的花帕族女人精致如玉，聪明若冰雪，温柔如棉絮”（4）。他写的理想婚姻“大妹，近来就是这样，同一个年轻、彪壮、有钱、聪明、温柔、会体贴她的大王生活着，相互在华贵的生活中，光荣的生活中，过着恋人的生活，一切如春天”。（5）凡是造神，都是自卑感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正是沈从文在现实中感到种种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才一定要在作品中塑造出完美无瑕的男子、女子和美轮美奂的爱情、人情。有了这样一个至神至仙的世界，“过去的担心，疑虑，眼泪，都找到比损失更多许多倍数的代价了。（6）这一点，用不着什么专门的理论阐释，已经是各派心理学家公认的常理了。

综合这两个世界，可以看出沈从文背着许多自卑的包袱。这里有教育自卑、出身自卑、地位自卑等等，总的来说，是一种文化——性格自卑。

这就需要看一下沈从文本人的情况了。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我的家庭》中描述过他最早的记忆。那是祖母死时，她被“包裹得紧紧的”，“被谁抱着在一个白色人堆里转动，随后还被搁到一个桌子上去”。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论述人的早期记忆时指出：“第一件记忆表现出个人的基本人生观；他的态度的雏形。……大部分的人都会从他们的最初记忆中，坦然无隐地透露出他们生活的目的，他们和别人的关系，以及他们对环境的看法。”他还特别指出：“至记忆的正确与否，倒是没有什么多大关系的。他们最大的价值在于他们代表了个人的判断。”因为“人的想象力决不会编造出超出于他的生活风格所能指命的东西”（7）。而且“各种记忆中最富有启发性的，是他开始述说其故事的方式”。在沈从文关于最初记忆的叙述中，我们应当注意“包裹”、“白色”、“搁到”这样的感觉型用词。这种叙述方式说明，沈从文对这个世界的最初感觉就是拘束和冷落。受到包袠般的拘束，所以他天性就追求自由，喜欢脱掉鞋子走路。受到搁置般的冷落，所以他渴求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还可以发现，沈从文一开始就对这个世界采取了冷静的体察态度。

沈从文家里兄弟姐妹很多。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当然和喜欢一切幼儿一样喜欢他，希望他长大了做个将军。“健全肥壮”的他一度成了家里的中心人物。可一场大病使他从此瘦弱下来，将军梦便转移到弟弟身上。而且他在私塾总是逃学，在家长、亲友的眼中，渐渐成为不受重视、反受歧视的坏孩子。可越是这样，从文便越淘气，而且在受惩罚中得到快意。这正是典型的自卑补偿心理。就像罪犯被安置了正常工作后还要犯罪，唤起别人对自己存在的注意，已成为他人生的最大价值。如果肯定童年的生活态度为人的一生的生活风格奠定了原型，也许有一点夸张。但有一点是无疑的，这时的沈从文，已经有一种失宠后的自卑感了。阿德勒认为，有两种孩子最容易成为问题儿童，一种是受宠的，一种是受歧视的。沈从文正好是从前一种落入后一种的。于是在他的意识深处，就不免会产生这样的思想，即：我现在是卑下的，但我原来曾是优越的，这就说明我并非天生卑下，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获得优越。阿德勒说：“一个小孩在不断的努力中，可能会变得极富斗争精神，而且在长大成人以后也是一个斗争性很强的人，他总是在奋斗着，并怀着一个坚定的想法——他不应该是笨拙的，有缺陷的。这样一个人所背的包袱总比他人更为沉重。”（8）所以后来沈从文总是不安于已有的地位，不安于已有的作品，他勤奋并且多产。他直觉地感到世界上有一种事情等待他去做，有一个声音在召唤他。他在湘西的部队里几经变换环境，最后终于认定那个召唤他的地方在北京，在那个天下大乱、乱世出英雄的地方。在湘西，他干得再好，前途已像百米终点一样看得很清楚了。那条庸俗的仕途是不能使沈从文满足的。于是，他前往北京。

沈从文离湘赴京前在保靖照了张相。看那神情，毫无一点矫饰，淳朴、自然，但却不野蛮、粗犷，实在是一个清秀文弱的内向的青年。但那刚毅的嘴角，不动一点声色的面容，又分明表示出他的外柔内刚。他那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毫不留情地盯住这世界，简直要把这世界看穿、看透。一种倔强的、包含了忍耐与抗争的气质从相片上直扑出来。这时的沈从文，性格已经定型了。

论述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是绕不开的。沈从文似乎总说他在湘西很好，他说假如没去北京，“假如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9）阿德勒发现，自卑的人最爱说“假如我如何如何的话，我就会怎样怎样”。看到沈从文对城市表现出那么大的兴趣，付出了那么多的精力，这使我怀疑沈从文在湘西是不是活得如鱼得水，是不是像他作品里的人物那样潇洒。在我看来，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可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乡下人。即便他未到北京之时，在湘西，他与周围的人和事存在着许多不协调。他所描写的湘西人身上的优点，比如勇敢、直率、自然任性，这些恰恰是沈从文本人所缺乏的。他周围的那些士兵，打架、杀人是家常便饭，而沈从文是自叹弗如的。他讲述一个二十五岁的朋友，却已经赏玩了四十名左右的青年黄花女时，笔调充满了钦羡之情，而他本人在爱情上却极其软弱。他在《虎雏》中感慨道：“我自己失败，我明白是我的性格所形成。我有一个诗人的气质，却是一个军人的派头，所以到军队人家嫌我懦弱，好胡思乱想，想那些远处，打算那些空事情，分析那些同我在一处的人的性情、同他身份不合。到读书人里头，人家又嫌我粗率，做事马虎，行为简单得怕人，与他们身份仍然不合。”

沈从文从小就爱空想，尽管他明白“一个人越善于空想，也就越近于无用”。他自己没能进入大学之门，他便想培养一个是行伍出身的“沈从文第二”去大学毕业，这就是虎雏。他“在那个小兵身上做了二十年梦”，并且寄托了种种造神的理想。沈从文的两个儿子就分别叫做龙朱和虎雏，这同样是对自我延续的寄托吧？

所以，沈从文应当属于在城里和乡下之间的一种人。在乡下，他承认自己“是最无用的一种型，可是同你们大都市里长大的读书人比较起来，你们已经就觉得我太粗糙了”。

那么回过头来再看在湘西的实际处境，别人多是外向的，他是内向的。他胸怀大志，可是湘西那里不是他鲲鹏展翅的天地。他在部队里久久升不了官，将军梦早已破灭。沈从文后来最大混了个文书，全靠他写得一笔好字。他只有这唯一的优越处受人赏识。所以他拼命练字，把薪水都买了新字帖，在屋里贴上“胜过钟王，压倒曾李”的自勉铭，可见他的超越欲望有多么强烈；另一面却也显示出他是怎样地被自卑情结所困扰。

于是，这个自负的青年满怀希望奔赴北京。然而一下火车，都市的气势就给予他巨大的震慑。当时的火车站前的两座遮天蔽日的大前门，以巍峨崇高的形象直压上他的心坎，自卑意识一下子被诱发出来了，他觉得自己很有文化，可是在北京这座古都里，文化到处都是。他住的琉璃厂、前门大街一带，简直就是个活的中国文化博物馆。那些当年价值上百两黄金的古玩宝贝，如今几块钱就能买到。文化贬值到这种程度，沈从文肚里那点“子曰诗云”算得了什么，在老北京，整个生活都是艺术味儿的，玩古董字画的人满街都是。一般的市民不是会唱上几段西皮二黄，就是会玩风筝，放鸽子，人人都有股子文化味儿。一方面是文化的泛滥、趋俗，一方面是贬值。大学教授联合罢教才发下来九折薪水。所以沈从文在文化上毫无优势可言。他的处境很像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中那头盲目进城、被城里人视而不见、践踏而过的狮子。考燕大得了零分，连两元入学费也退了回来。精神的窘迫之外，他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经常到同乡、朋友处吃蹭饭，人生最低需求层次的窘迫是最难忍受的。沈从文天性讲究尊严，“人虽是个动物，……但是人究竟和别的动物不同，还需要活得尊贵！”（10）可这时候一切人的尊严都被压抑了，而他又是觉得自己本来应该拥有这份尊严的。这就产生了两种情绪：一个是深深的自卑，另一个是愤懑、不服气。阿德勒说人在自卑情结中有两条路，一条是自甘沦落，消沉下去。另一条是正视现实，与社会合作，向社会伸出求援的手，进行顽强奋斗。沈从文选择了后者。他给当时名满天下的大作家郁达夫写了一封信，这就成了他命运的一个转机。从此之后，他笔不停耕地写作，成了像老舍所说的“写家”。他出了七十多个集子，完全靠一支笔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名利地位。他从不悲观，他说“要知天道酬勤”。他不信命运，他信时间。然而那种自卑的境地在他的心里烙下了永不消失的印记，使他永远不能安于现状，永远企求超越，一定要达到第一流的地位。这就是自卑情结的补偿。沈从文总是把自我形象放在一个卑下的地位上。他写到自己的爱情，那完全是一种奴性的爱。把爱人想象得天神一般，而自己是个乞求顾怜的奴仆；可这种爱却又是他所看不起的。他在写别人的爱时，全力赞美那些大胆的、勇敢的以至粗野的爱。他在一切方面都自卑而且敏感，甚至连自己有一点少数民族的血统也不放过，所以有时故意站在少数民族立场来攻击汉人，如《龙朱》中说：“女人们对于恋爱不能发狂……近于中国汉人，也很明显了。”当他攻击一事时，就使自己脱离了那件事，好像已经站在那件事的对立面，这样便获得了一次超越。沈从文就是这样，在自卑情结的刺激下，怀着对自己文化处境“不平则鸣”般的愤怒，一步步地走上了超越者的阶梯，它的副产品就是给新文学带来了两个相映成趣的新鲜世界。

以上从作品到创作主体的评析，无非只是想说这么几句话。第一，沈从文有自卑情结，而且很典型。第二，通过这个角度来看他的作品，不敢说很有“意义”，但起码是很有“意思”。第三，心理学的方法比起社会学的方法当然要视野狭窄，难免有捉襟见肘的“唯心”论断。但这对于沈从文这样的关心个体生命远过于社会意义的作家来说，也许更能找出他的世界性。

本文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从《雷雨》的演出史看《雷雨》

一部文学作品的效果才是它的存在。——列奥?洛文达尔

《雷雨》在中国大地上一亮相，就有如惊雷瀑布，转瞬之间便征服了观众的心。《雷雨》以它杰出的构造和雄强的艺术魅力，不仅一再显示了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中国话剧的存在。从哲学角度来讲，“存在”是一个过程，是一种飞逝，是一条历史的射线。《雷雨》就在这条历史的单行道上奔跑了半个多世纪。有多少人演过它，有多少人看过它，已然无法做出准确的统计。但是，它的效果存在着。考察这效果，能够使我们洞悉《雷雨》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是怎样存在的。从《雷雨》的怎样存在也许还会使我们稍稍体会到一点这半个多世纪是怎样存在的。

所谓文学作品的效果，即是指它的接受史。作为一部话剧，它的接受史毫无疑问要以它的演出史为主。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纯粹的案头剧本，已经丧失了戏剧的体裁意义，只能看做是一种“戏剧体”的小说。离开了导演和演员，离开了舞台和观众，戏剧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