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后续前来的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和《觉悟》的主编邵力子。褚辅成一见到那个“王坦甫”，张口便说：“仲甫，怎么回事，到你家就被带到这儿来了？”巡捕房的头头一听，喜出望外，原来这个自称“王坦甫”的人，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这是第三次。

陈独秀第一次被捕，是在1913年夏天的“二次革命”中。逮捕他的龚振鹏已经出了枪决他的布告。经过社会名流的火速营救，陈独秀幸免于难。

陈独秀第二次被捕，是在五四运动中的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的新世界游乐场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告》的传单，被早有准备的北洋政府的军警捕获，关押了将近100天，经过李大钊、孙中山以及各方舆论的呼吁营救，被保释出狱。

这第三次被捕，陈独秀估计如果在家中搜到马林的信，起码要判刑七八年。他自己对坐牢是不在乎的，他早在五四时就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研究室与监狱》。文章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人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作了最坏的打算。他嘱咐一同被捕的包惠僧说：“惠僧，你是没有事的，顶多我坐牢。你出去后，还是早一点回武汉工作。”

10月5日，法租界会审公堂指控“陈独秀编辑过激书籍，有过激行为，被侦处查实，已搜出此类书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

陈独秀见事情不太严重，首先为一同被捕的其他4人开脱，说他们都是来打牌的客人，“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马林为陈独秀请来了律师，要求延期审讯，取保候审。

10月6日，上海《申报》刊登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胡适得知后，请蔡元培与法国使馆联系设法营救陈独秀。胡适用安徽话骂道：“法国人真不要脸！”

中国共产党内部，张太雷和李达商量后，请孙中山出面。孙中山致电法租界领事，请他们释放陈独秀。10月19日，法租界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问陈独秀：“报纸讲你在广东主张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张？”陈独秀气愤地答道：“这是绝对造谣。”

7天后，10月26日，陈独秀被宣布释放，罚款100元。李达、张太雷、张国焘和一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青年团员雇了一辆汽车，开到会审公堂，陈独秀上车时，几位青年团员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

这次有惊无险的被捕，使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得到了缓和。陈独秀感谢马林的积极援救，表示愿意多听共产国际的意见。马林充分领教了陈独秀的刚毅倔强之后，也放下了架子，说：“中国的事主要是中国党中央负责领导，我只和最高负责人保持联系，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议。”

后来，陈独秀于1922年8月第四次被捕，情况与第三次大体相似，仍是法租界会审公堂罚款后又将他释放。他们不知道陈独秀已经刚刚在中共二大上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1932年10月，已经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第五次被捕。这一次抓他的是国民党政府。尽管社会各界想方设法努力营救，尽管陈独秀与江西的朱毛红军毫无关系，尽管陈独秀已经是一个被中共开除的与中共中央唱反调的托派，尽管有章士钊大律师为他进行了极其出色的辩护，但国民党出于对一切共产党人的仇恨和恐惧，仍然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陈独秀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痛斥国民党的“剌刀政治”，公开宣布要推翻国民党政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人把陈独秀的法庭斗争比做是中国的季米特洛夫。

“七七事变”后，陈独秀被减刑释放，在四川江津度过了晚年最后的岁月。他在穷困潦倒中，没有向国民党权贵低头，不接受别人的施舍，只依靠自己的书生文字来维持生活，把他孤傲狂狷的伟岸人格，保持到了生命的终点。

而在激流澎湃的1921年，身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也仍然是书生本色。他没有故作深沉的官架子，像个小伙子一样，与人辩论动不动就面红耳赤，敲桌子打板凳，不讲究什么“领袖风度”。

1921年陈独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西游记〉新叙》。陈独秀从白话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指出《西游记》和《水浒传》、《金瓶梅》具有同样的价值。陈独秀的学问是十分渊博的。他是文字学专家，在汉语词义研究、古音学研究和汉字改革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陈独秀又是杰出的文章家和书法家。也许，专心从事学术，他会成为一代学术大师。但是中国的1921年，呼唤着一支强有力的先锋队，来拯救这片四分五裂、多灾多难的山河。迎着这个呼唤，走来了骨头和鲁迅一样硬的陈独秀。他把一批散布在神州各地的文化先驱集合起来，攥成了一只高高举起的拳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看见了曙光。

沈从文的自卑情结

沈从文一直声称自己是个乡下人，其实他很早就不是一个乡下人了。他不但一步步变成了城里的人，而且是城里人崇拜的大作家，后来又成了大学者，是个知识的富翁。可是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他仍然坚持称自己为乡下人，坚持要把自己1923年来到北京之前的那段生活跟以后的生活联系起来，仿佛这是他值得向所有的城里人炫耀的财富。这又是出于怎样的心理动因呢？他笔下的都市世界与湘西世界，对于他自己，又具有怎样的定义呢？这都是饶有兴味的问题。

让我们从沈从文作品中去寻求答案，先看看他笔下的“都市世界”。——沈从文写的都市，实际并没有构成一个世界，这一点无论和茅盾，还是老舍都不能相比，但是他有自己的特点，就是从不写地位比自己低下或与自己相当的人，他专门写那些地位比他高的人。他主要写教授、大学生、绅士、小职员这四种基本人物。这几类人物都是沈从文精神上的直接压迫者。教授代表着文化的制高点，是学问的顶峰，也正是沈从文潜意识中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在沈从文与教授之间，却高耸着文化的阶梯，把他们隔为极弱与极强的两端。弱者希望自己变成强者，往往会对强者产生一种挑战的情绪，他把自己的自卑心理转化成为一个超越的欲望。沈从文正是要在精神形象上把教授压下去。《八骏图》发表后，教授们大怒，甚至有的对号入座声称侮辱了自己，这正合沈从文的心意。当然沈从文决不是那种用笔墨泄私愤的人。他的《八骏图》里写的那些教授都是用甲乙丙丁作代号的，而且教授们的行径与他们的专业也没什么逻辑联系。沈从文不是在攻击哪一个、哪几个教授，而是在攻击全体的教授，攻击压在他头上的巨大的、沉重的文化金字塔。虽然沈从文后来自己也成了教授，但他最忌讳把自己与别的教授画等号。他仍然坚持说自己是乡下人，实际上是说自己这个教授比其他教授代表了更多的文化背景，具有更强的奋斗能力。他要超越到所有的教授之上，因为他当年被以教授为顶尖的文化金字塔压在最底层。沈从文也在对教授的痛快嘲弄中获得了精神上的超越。他曾经感叹过多少文章就是多少委屈”（1）。移情是沈从文创作的重要源泉，由移情而获得的精神超越又不断鞭策沈从文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取得同样的成就。这二者是相互促进的。

对大学生的态度，沈从文就不像对教授那么动感情了。试看《来客》一篇，沈从文十分冷静地写了一个慕名来访的大学生的无礼、无知、无能。沈从文对教授的攻击是从私生活的角度，因为在学问上，他毕竟承认教授是富有者。可是对大学生，他就不必了。这些大学生，他早就看透了，而且态度也是+分鄙夷，“看看那些大学生，走路昂昂作态，仿佛家养的公鸡”（2）。他虽然不是大学生出身，但他在北大等校到处听课，接受的教育是与大学生一样的。他在入京前，读过不少古籍、字画，知识面相当广泛。完全有理由认为他的学识是在一般大学生之上的。可是他自认为满腹诗书，考燕大国文系的时候，竟然得了个零分。这不能不说是他一生的奇耻大辱。好像一个乡下佬来到城里被扒光了衣服一样。如果说沈从文真的看不起城里人，他不会放下小康日子不过，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来挨饿受冻。来了，也不应该去考什么大学。既然来了，又考了，就说明他有一种要变成城里人的愿望，而且要变成城里的上等人，可是，他没能成为一个大学生，通往上等人的一条最稳妥的坦途堵死了，生活逼得他不得不去走另一条艰苦卓绝的路。这就使他对大学生产生了一种双重态度。一是从心里看不起，不值一提；二是胸中总有块垒，想起来牙根发痒，所以还是要提。因而在《八骏图》里，沈从文与教授的地位是平等的，有时甚至是卑下的。从叙事学的角度讲，好像在背后指指戳戳。而在《来客》里，他对大学生的态度是居高临下，装做不动声色，其实是描玩老鼠一般，拿那个大学生当猴子耍，让大学生表演出种种丑态。他仿佛指着镜子说：看，你们城里人相互之间彬彬有礼，温良恭谦，可一旦在我这个乡下人面前便露出马脚，实际是无礼无知又无能的。如果说从《八骏图》里我们感到作者是暗自得意地笑，那么在《来客》中就会感到作者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开怀大笑。

沈从文写绅士和小职员，类似他写教授和大学生。绅士就类似教授，也是金字塔尖上的阶层，也是被公认为有教养，有风度，而且有权、有钱。沈从文对他们似乎更加不恭，在《绅士的太太》、《王谢子弟》诸篇中，他简直像一个钻进绅士家里的孙悟空，不时掀起闺房的门帘，或者舔破卧室的窗纸、专门向人展示那些夫妻相瞒各会情人，姨太太与少爷私通的糜烂场景。沈从文讽剌绅士倒没有引起什么波澜，因为教授、大学生、小职员都站在绅士对立面，在这一点上跟沈从文是取同一立场的。而且沈从文也并不想当那样的绅士，去做“社会支柱”，他也知道自己当不上。他讽剌绅士和讽刺教授，目的在于攻击城市文化的最精华部分。这两座大山打倒了，沈从文就可以满怀优越感走在城市的大马路上了。

小职员是大学生的延伸。大学教育使这些人成为无能无知的“废物”，他们成了小职员后，也就不求上进，满足于平庸的生活，为小小的得失而作寒作热。如《烟斗》中的王同志，本来要被提升，他自认为要被降职，于是便疑心同事们的恭维都是幸灾乐祸，言行举止大失常态。及至水落石出，他又恢复了往日卑俗的心态，以至于叼着新买的烟斗得意扬扬地矜于人前了。面对这些小职员，沈从文似乎用不着自卑。但即便是这些小职员，他们也自以为有教养、有文化，是住在城里的文明人，“对人生对社会有他的稳健正确信仰”，他的幸福是可以向乡下佬骄傲的，而且他们又代表了广大市民阶层的稳定心态，是城市文化的基本负担者。因此，对小职员的讽刺，与对其他几类人物的讽刺一道，构成了对整个城市文化的批判。

这种批判与老舍对市民文化的批判相比，显然不够深刻，因为它不是从文化本身的角度，不是设身处地给文化以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开掘。它是从人性的角度，用了一把沈从文自已从乡下带来的尺子进行衡量和批判的。既然从人性角度，就必然涉及生命力的强与弱、道德观念的美与丑，这里面就与创作主体有着更贴近的联系。

用人性的标准来否定一种文化，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在文学上则反映出一种心理态势的夸张。这种夸张表现在沈从文身上，就正是由自卑向超越艰难迈进的一种努力。

下面再看看他笔下的湘西世界。

这里不再是漫画，而是一卷卷的山水长轴，是细腻的风光和工笔，这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虽然经常透露出哀婉的情调，但这哀婉却更加肯定了他的理想。之所以哀婉，是因为现实中的湘西已经变了，已经不是沈从文极力讴歌的天堂了。沈从文说自己是乡下人，指的是他所描写的湘西世界的那种乡下人，是《边城》为代表的世界里的乡下人。可是这个世界在现实中已然不复存在，就是说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丧失了现实基础。当沈从文自觉不自觉地意识（或感觉）到他的湘西文化在城市文化面前打了败仗，他的潜在的自卑感又不知不觉加深了一层。要除掉这层心灵的绷带，光靠给城市画漫画不行，必须正面树立起湘西世界的形象。

他首先写自然天性战胜现代文明。《雨后》写两个青年男女在山上野合。男主人公四狗目不识丁，他的一切行动全靠本能驱使。他不会说三道四，只有行动。“四狗不认字”，然而本能使他觉得周围的一切“全是诗的”。而女主人公是读书人，“她从书上知道的事，全不是四狗从实际所能了解的”。在形而上的层次，她与四狗是有天壤之别的。可是在这种时候，她的文化一点儿用也没有。四狗让她念诗，她找不出合适的诗来，心中觉得什么诗也比不上四狗唱的粗鄙的情歌。后来勉强念了一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四狗说好，并不是懂得诗好，而是认为念诗的人跟眼前的景好。所以女子想：四狗幸好不识字，否则像她一样被文明捆着手脚，两人就不会追求自然之乐了。在全篇中，四狗始终是主动的，女子是被动的。四狗后来很潇洒地离去了，而这个女子躺在那里一直处于陶醉之中，她被彻底征服了。如果认同这篇小说的倾向性，就不难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