苕狂在最后一期的《别矣诸君》中说：“就把这半月中，全国侦探小说作家所产出来的作品，一齐都收了拢来，有时还恐不敷一期之用。”一直坚守侦探小说这个码头的实则只有程小青、孙了红这一对“青红帮”而已。故现代侦探小说的繁荣程度，并不如某些书中推许得那么高。还是范烟桥先生讲得比较客观：“中国的侦探小说创作并不甚盛……市上流行的仍以翻译的为多。”（13）
侦探小说与社会言情、武侠相比，“并不甚盛”，这不能仅从类型特征上去找原因。同一时期欧美和日本的侦探小说都“甚盛”，欧美侦探小说到二战前，除正统派外，还衍生出神奇、荒诞、幻想、犯罪、惊险、科幻等多种次类型。而中国只有“东方福尔摩斯”和“东方亚森罗平”（14）两个主要模式。此中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土壤”。中国的现实社会科学与法制都不够昌明，缺乏一个侦探活动的“公共空间”。因此，中国作家的侦探故事大多不是来自现实生活，而是来自外国作品的启发。而在借鉴外国侦探小说时，中国作家有两点偏误。一是把侦探推理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简单地归结为“启智”，企图以小说来作科学精神的宣传品。程小青说：“我承认侦探小说是一种化装的通俗教科书”。（15）这种想法的错误在于忽视了读者阅读侦探小说的消遣动机。意大利学者莱奥纳尔多?夏夏论道：
一般的侦探小说读者以及这类小说的最好读者，简单地说，他们并不把自己看作侦探的对手，并不想预先解答问题，“猜出”谜底，查出作案人。而几乎所有的侦探小说作者也努力避免读者积极参与侦査，为此他们给侦探配备一个戏剧中所说的“配角”：一个副手或者朋友，他表达的是普通人、普通读者的思想、疑惑或猜测…（16）
“启智”大于“移情”是第一个偏误。第二是把本来不够充分的“移情”功夫集中到情节上，忽视人物塑造，从侦探身上看不到时代性与民族性，不了解外国侦探小说的主人公其实不是凭空而降的英雄，而是与其所生长的“典型环境”有着丰富的血肉联系。阿蒂利奥?贝尔托卢奇（17）论述世界三大名探时说：
如果说杜邦（18）是最后一个浪漫主义主人公，克夫是维多利亚王朝范围内的一个喜剧丑角，那么夏洛克?福尔摩斯就已经是一个用长长的白皙而敏感的手指把针头旋进注射器，以便给自己注射多少多少剂量的百分之七的可卡因溶液，并且到音乐会去聚精会神地欣赏德国音乐的唯美主义者了……
可惜至今中国学者仍不理解这一点，还认为中国的霍桑“不打吗啡针，只吃吃香烟，没有抽上鸦片烟。在程小青笔下，霍桑比福尔摩斯更占军”。（19）
这一“完美”的代价是失去血肉，作家的创作始终竞争不过自己的译作。
经过相当长的一个低潮阶段，到了抗战时期，现代侦探小说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开始展现出新的面貌。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视野的拓展。
抗战以前，侦探小说作者在理论上并非不重视社会内容。例如程小青的《请君入瓮》中讲道：
我又想起近来上海的社会真是愈变愈坏。侵略者的魔手抓住了我们的心脏。一般虎怅们依赖着外力，利用了巧取豪夺的手法，榨得了大众的汗血，便恣意挥霍，狂赌滥舞，奢靡荒淫，造成了一种糜烂的环境，把无量的人都送进了破产堕落之窟……
但是在创作实绩上，情节仍然是作家们的第一兴奋点。张碧梧说：“侦探小说的情节大概不外乎谋杀陷害和劫财等等”，“要做良好的侦探小说，必须善用险笔。”（20）张碧梧闭门造出的险笔都有几分勉强，他又想出一个办法，把外国作品的人名地名缩短为只有两三个音，“仿佛是中国的人名和地名”。这导致侦探小说与中国社会进一步隔膜。他们把《福尔摩斯探案》奉为至宝，却不明白“这些故事的魅力不仅在于搜寻罪犯过程对读者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福尔摩斯所处时代的生活、社会情况以及风土人情等。因此，有些人还通过福尔摩斯探案集，研究书中人物的原来模特、当时的铁路情况等”。（21）即使被誉为中国柯南道尔的程小青，也多把案情集中在中国家庭内部，有时把气氛渲染得“山雨欲来”，最后却不过是家中某个成员的恶作剧。因此，拓展社会视野，是侦探小说的一个迫切课题。
如果说抗战以前侦探小说的盟主要推程小青的话，那么到抗战时期侦探小说风格变化的代表作家则要数孙了红。
孙了红20年代即开始侦探小说创作，但到抗战时期才进人他创作的成熟和高峰期。这里比较一下他两个时期的两篇名作——《燕尾须》和《囤鱼肝油者》，以见其社会视野的拓展。
这两篇作品的可比性在于，它们不但都是成功的名作，而且后者是根据前者重写的。《燕尾须》1925年9月发表于《红玫瑰》第2卷12、13两期，小说分三节。第一节“疑云叠叠”，写珠宝商杨小枫在昏沉状态中人一菜馆，发现浑身装束已被换过，并且自己的燕尾须不翼而飞，面容年轻了十岁。旁边有一青年反复提醒“有人要和你过不去！”又见一凶汉虎视眈眈，杨小枫担心被绑票，结账而出，却摸到袋中有一手枪。这时几人扑过来，杨小枫开枪不中，失去知觉。第二节“太滑稽了”，写杨小枫苏醒，发觉被铐在室内，有两人在谈抓获他的经过。杨小枫得知这里是警署，便申明身份，不料反被认为是冒充和做戏，断定他是某巨犯，百口莫辩，尤其是没有燕尾须作证，一筹莫展。第三节“最新绑票法”，写次日晨杨家乱成一团，忽来一青年自称绑匪，以燕尾须为凭，索五万元而去。杨小枫的五个同行得到匿名信，前去保出杨小枫。大家猜出是鲁平所为。鲁平致信杨小枫，说明因杨宣布要联合警界捕捉鲁平，特此报复，教训杨“以后勿大言，勿管鲁平的事”。故事结束。
这篇小说显然是以有趣的情节取胜，要捉人者反被人捉。结构近于传统的“谜语小说”，主要篇幅用来描写杨小枫的可笑的窘态，但杨并不令人可恨，反倒令人有几分同情。鲁平的出场很简略，顺利得钱而去，其“绑票”动机，仅是为了报复加恫吓，虽借警署之手，却也与真正绑票相去无几。社会意义在文本中基本没有位置。
写于1943年的《囤鱼肝油者》在《燕尾须》的基础上有了较大改动。小说没有分节，只用空行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开头是较长的评述性叙述干预，使用“你”、“你们”直接与受述者交流。然后夹叙夹议地展开故事，其中一段写道：
记着，这故事的发生，是在时代开始动荡的时节。都市之夜不也正自钻进每一颗人心。于是，在这一种晦暗的背景之下，却使我们这个晦暗的故事，更增加了一重晦暗的色彩。
在不断渲染的时代的晦暗中，主人公余慰堂迷迷糊糊走在街头，作者用近乎意识流的手法表现他种种混乱而模糊的心理状态。在迷蒙与恐怖中，有个声音指引他走进咖啡馆，作者继续展现他混乱的感觉和回忆。那个声音提醒他留心，结果他发现自己从头到脚都换了装束，而且“最尊贵的八字小须失踪了”！作者介绍余慰堂“是这个镀金大都市中的一个老牌闻人”。这时有一凶汉进来，余慰堂感到危险，结账离去。在衣袋中摸到一支手枪。几个人追来，余慰堂开枪不中，被抓上汽车，失去知觉。
第二部分没有继续写余慰堂被抓到何处，而是转到余宅：“一宅五楼五底美轮美奂的住宅中。那座华丽的屋子，当然不属于那些专门仰仗二房东先生代领户口米票的凄惨朋友之所有。告诉你：它是我们的闻人余慰堂先生的不动产之一。”然后说这广厦里囤着大量的食品、用品、药品和人。叙事者用老练的调侃描述余宅因主人一夜未归而发生的混乱。这时一不速之客来访。来客绘声绘色讲述主人在外另开一小公馆，如何是一位“囤积界的天才”，昨晚却被一位囤积鱼肝油的犹太人劫走，然后挑明自己就是“绑匪首领”，开价一百万。余家讨价还价，以八十万“成交”。来客在余宅连吃带睡，风头出尽，携款逍遥离去。两仆人跟踪，在警署门口见老爷被两位闻人拥出，一是纱业巨子，另一是药业巨子。最后，叙事者总结幕后，抖出绑票动机：一是勒赎，因为“近来他又很穷”，二是余慰堂曾说：“像这样的一个恶魔，为什么警探界不设法把他捉住了关起来？而竟眼看他在社会上横行不法！”结尾说：“他是和现代那些面目狰狞的绅士们，完全没有什么两样的！”
两相比较，《囤鱼肝油者》把重点由“须”转到了“囤”，字里行间时时提到经济问题，描写一个钻石领针，也说“在近午的阳光里闪射着威胁穷人的光华”。环境描写和对话中不时展现出时代特色。被绑者余慰堂并不是一般的“有钱人”，而是“囤过米，囤过煤，囤过纱”，“无所不囤”的大奸商。来客调侃道：“他打算把全市所留存的各种西药，尽数打进他的围墙之内。他的志愿真伟大：他准备把全市那些缺少健康的人，全数囤积进医院；他又准备把各医院的病人，全数囤积进坟墓。”调侃中包含着无比的愤怒。孙了红自己正身患肺病，《万象》杂志代他募集医药费。他这篇小说除了艺术技巧的提高外，充满了对社会丑恶的揭示、嘲讽和痛恨。作者把《燕尾须》中杨小枫在警署的一段滑稽戏完全删掉，把重点放在“来客”如何在余宅痛快淋漓地揭发、谈笑自若地耍弄上。“趣味”与“意义”得到了高度结合，读者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侠盗故事，而且是一幅生动的社会漫画。
抗战时期的侦探小说以充实社会内容重新赢得了读者。
第二，打破封闭式格局。
以程小青为代表的战前侦探小说，基本采用逻辑实证的封闭式。侦探重视指纹、痕迹、凶器及各种科学检验，依靠推理査明案情。程小青的秘诀是：“譬如写一件复杂的案子，要布置四条线索，内中只有一条可以通到揭发真相的鹄的，其余三条都是引入歧途的假线……”（22）这是典型的英国侦探小说的路子。“英国型的侦探小说的特征是：故事在一个家庭或者村庄的圈子里展开，重视三一律，不限于唯一的一种犯罪行为。”（23）这路小说无疑是古典理性和科学精神的象征，但普雷佐利尼发现，它们的主人公“举止总是一样的……侦探没有发展。……侦探不会变老，他没有孩子，也没有弟子。每个案子他都从头开始”。（24）程小青、张碧梧、俞天愤、陆澹安等人的作品，优点和缺点便都在这里，它们形成一个“特殊的闭锁自身的艺术世界”。（25）有时为了逻辑上的自圆其说，不得不过分依赖巧合。如程小青的《舞后的归宿》，人物被刀刺死，另一人又打来一枪，子弹偏偏正入刀口。《案中案》里，陆全用刀杀死作恶多端的孙仲和，后来得知，行刺时孙已服药自杀，这样，“好人”陆全就减轻了法律上的罪过。作者刻意的安排太多，使小说类似一个精心设计的理化实验，现代科学表明：“在一个理想的测量过程中，一个系统可以被准备得使某一给定测量的结果可以预言。”（26）小说如果也如此，就会减少其可信性和刺激性。所以，打破封闭式格局势在必行。
打破封闭式格局是与拓展社会视野互为表里的。在充实社会内容的同时，抗战时期的侦探小说在推理模式和情节设计上都获得了解放。侦探由一个“自然科学家”的形象转向“社会科学家”。程小青此时翻译了美国范?达痕（s.S.Van Dine，1888—1939）的“斐洛凡士探案”系列和艾勒里?奎恩（Ellery Queen）的《希腊棺材》等名著，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范?达痕笔下的斐洛凡士，“与福尔摩斯那种在地板上来回地爬着寻找物证的归纳推理相对照，他更重视罪犯的心理和动机，主张以心理分析为中心的分析推理法”。（27）这正是方兴未艾的悬念推理小说的一支。程小青这一时期的《王罵珠》、《两粒珠》等作品便留下了这一影响的痕迹。例如《两粒珠》的案情，起因并非是犯罪，而是一个“犯了急性求恋症”的少年的莽撞行为所致。霍桑破案的主要依据不再是物证，而是明察秋毫地分析了一个青春期少年的心理，得出“祸患生于轻忽”的结论。而且，霍桑还推翻了对一个仆人“诚实可靠”的考语，指出：“你也研究过行为心理，总也相信环境影响人的行为，力量是相当大的。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人，平日的行为本很谨严，可是因着意志薄弱，或是理智不清，所以一遇到试诱的机会，往往不能自制，就也有行恶的可能。
重视心理分析之外，情节设计也由封闭到开放。《两粒珠》的开头本来就是两件互不相干的案子交错进行，后来才合成一个。在情节上不守成法最甚的是孙了红的《一〇二》，小说一共17节，直到第7节以前，根本不像一篇侦探小说，没有案情、没有疑团、没有侦探，讲的尽是一个海派小戏班里的男女调情。悬念出现以后，作者又扯到万里之外菲律宾战事上去，让主人公徒劳而可笑地钻研那个岛国的地理、交通、物产、战况，将“八打半岛”中的“八打半”硬解释成“一〇二”。这样的处理使作品获得了一种弹性和陌生感，改变了人们对侦探小说的固有看法。
在正统的封闭式侦探小说中，的确如托多罗夫所云，没有爱情的位置。而封闭式格局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