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是景宗常潮的元亨二十七年。天越来越冷，气温剧降，广东都开始下大雪，北方更是干旱，粮食大量减产，铁路还在修，难度太大，慢慢来；但是这汽车也不错，虽然头还是大，经常罢工，但是用途也广，不仅能拉人，还能拉货，如果能够把前面装铲斗，就能挖坑；装上圆筒，就能平地——那就用不着许多工人不分昼夜的赶工期了。朝廷要不要找人继续研究、大力生产，顺便把路也修一下？
常潮应该是皇帝中的奇葩——对科学技术异乎寻常的感兴趣。他原来是庶三子，嫡长兄常治，幼年夭折；次兄常瀛，患病身亡；这才轮到他上位。
显宗只是公务之余、退休之后研究这些，他是把科研当成主业、把皇帝当成副业，把研究室当成办公室，把宝座当成沙发，整天召集郑亲王载堉和科学院的学者工匠研究，甚至不顾反对招徕了很多西方人，允许刚刚才大闹一通的传教士留在北京。还别说，还真有很多看上去不可思议的东西都弄成了，包括当年达芬奇留下的文稿设计图纸，很多成为现实；尤其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载堉是当时守屈一指的全能科学家，继达芬奇之后最杰出的通才。因为始祖瞻埈不是仁宗嫡子，弘治以后必须降等袭爵，到他这一代虽然通过考封，却只袭得镇国将军；因为在天文、地理、历法、数学、文学、农学、物理、化学、音乐、舞蹈、机械制造等各方面都有惊人的建树，受到景宗的信赖，破格晋封郑亲王。
随着日心说在欧洲影响的不断增大，引发了教廷的恐慌。格列高利十三世见明朝不肯让步，甚至驱逐了传教士，针锋相对的宣布不许传教士前往中国；不久乌尔班八世接任，下旨对异端著述进行禁毁，大批学者被迫流亡中国，其中不乏顶级的学者。
成宗皇帝对他们不甚感兴趣，但是要修铁路，这些洋人说不准有什么好办法，因此按部就班的考教授官罢了；但是常潮在藩邸时，和他们接触，大有相见恨晚、茅塞顿开之感，因此继位之后，授了院士，朝夕和他们研究讨论。
另外一个科学家宋应星，此时也已经展露出惊人的天赋。他不仅熟悉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而且在生物、化学和物理学方面成就惊人；尤其是认真研究了金、银、铜、锡、铅和锌等多种有色金属的化学性质，比较它们的活泼程度，开始利用它们之间的差异分离或检验有关金属，并在对金银分离和硫化汞的制取中，发现在孤立的物质运动中，不论发生何种变化或过程，物质总质始终保持不变，从而提前一百多年提出质量守恒定律，开创了物理学研究的新时代。
常潮的天分和苦干比不上载堉和宋应星，但也性格聪明，悟性惊人；而且身为皇帝，有领导之功；除非成果早已刊行，否则著书立说的时候也就往往分不清楚到底是谁的功劳了。
他听说北京城人口密集，常有人车争道，突发奇想：如果把马车从中剖开，变左右轮为前后轮，不就可以节省空间了？这个木质的脚踏车结构简单，既没有驱动装置，也没有转向装置，靠双脚用力蹬地前行，改变方向时也只能下车搬动车子。
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已经持续近六十年的工业革命终于迎来真正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各种新技术、新发明、新发现层出不穷，并开始得到广泛运用。
很多人称他为“皇位上的学者”，但皇帝的不务正业也引发了群臣非议，加上天灾人祸严重，群臣纷纷进言。建极殿大学士于慎行苦口婆心的劝皇帝以国事为重，结果无果而终，被言官骂了一通，吐血身亡；继任的王锡爵兢兢业业，忙到吐血，又死了；张位、沈一贯两人争权，被言官弹劾离职；内阁只剩叶向高、袁可立两人，于是又命孙慎行、高攀龙、韩爌、赵南星入阁。叶向高善断大事，袁可立一代名将，倒是维持了朝廷的正常运转。可惜庶长子由桢年龄实在太小，否则真想提前禅让，免得群臣尽拿俗事来烦他。好不容易等到由桢十五岁，急不可待的举行了冠礼，他就和群臣商量禅让；由桢执意不肯，父子你推我让，最后达成妥协：太子监国理政。
这一监国就是十年，直到由桢二十五岁，景宗这才兴高采烈地宣布禅让。他老人家实在很有科研精神，什么都敢试一试。在乘坐自制的脚踏车时，因为没有刹车不幸落水，感染肺炎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宪宗由桢应该是实际执政明朝最长的皇帝，十年监国加成化三十年，前后四十年，一直忙着到处救火，前朝后宫都有的忙，最后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和他爹一个岁数，没有达成在位四十年的成就。
当年看不惯老爹沉迷乱七八糟的奇技淫巧，本想全扔了，父亲还在，忍着吧；等他爹挂了，忙得不可开交，顾不上了，当然实际上是发现这东西还有点用。
这时候天灾越来越严重，旱情还在持续，蝗灾也在扩散，甚至有不少地方爆发了鼠疫，朝廷上下动员，勉强控制住了，但也伤了元气；没办法，继续修路吧，以工代赈确保大家都有事干，好在有宋应星带领的团队，现在修路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快，本地也还有土豆红薯可以啃一下。再不济，咱们去南方七省？听说哪儿遍地都是金子？尤其弘治省，听说漫山遍野都是兔子，一网下去百十只，管饱！北方也成，东北那边都是平原，开垦了一部分，称得上粮仓了；要不去美洲三省？听说那边除了金子，还有无边无际的大平原，朝廷给政策，去了就给地！——对了，枪也带上，听说那地儿不太平；当年徐弘祖奉命带人周游全国，重新进行地理勘探，如今新的《寰宇通志》已经刊行，连同他的游记，详细记载了各地的地理、物产、风俗，可供借鉴。
——好像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是没有用，至少能挣钱、能解决就业，还能堵住一些人的嘴！那你们好好研究吧，你们研究奇技淫巧，我研究怎么治国。
因为人口实在太多，而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产品总量自然大幅提高，这就要找销售市场。南方洪熙、宣德等省就曾经闹腾过，没有关税，即便加上运费，中原廉价优质的产品还是把当地的产品冲得七零八落，百姓没法过日子就要闹腾，前朝余孽趁机兴奋作浪，渲染什么外敌入侵论、民族有别论，洋和尚们也趁机煽动百姓，好不容易国营纺织厂引进先进设备也搞起生产，结果货物太多——卖不出去！
这个时候，光有国内市场还不够，欧洲那地一直望着呢。奥斯曼帝国要占山为王收过路钱就由他去，绕道好望角就成，反正有了蒸汽机，成本大大下降，正好加强对非洲海岸线各国的控制——如今大多都是明朝的宣慰使，杀人越货胡乱加税之类的有，关上门自己称王的也有，都无关紧要。
这话朝廷是不想承认的，华商在红海沿岸反复缠斗了几十年，但奥斯曼帝国不是吕宋之类的小王国，不是商人们几艘船只几挺大炮就能搞定的，和欧洲商人联合起来搞都不行，哪怕朝廷亲自下场，也不过守住了西成。
当年的蒸汽机还是原始产品，现在似乎……可以试试？
朝廷很忙，手里的布政司要管，眼前的宣政司也要开始控制，还要和欧洲角逐美洲。当年一口气吃下南方、汉昌等省倒是痛快了，但接下来两百年时间都要用来消化，以至于更加富饶的美洲就只有暂时搁置；结果反而让欧洲人后来居上。以哥伦布为首的航海家，带着传教士们拿着《圣经》跑过去宣扬，甚至流放囚犯，真不知道那里是大明的承省吗？
没办法，绍治年间，朝廷被迫开始经营美洲，但毕竟鞭长莫及，接下来欧洲人开始不断染指这里，他们屠杀土著，掠夺金银；当时也有不少明朝商人跑到这里找机会，双方也曾经发生冲突，不过天高地阔，很快相忘江湖；直到承德五年，根据张居正的建议，在永乐省南部和南非分别设府，构筑工事，盘查来往客商尤其洋商，这才稍微消停了一些。
说到底，明朝商人也很觊觎这些黄金，如果有人肯在前面当恶人，自己是为民请命还是坐地分赃甚至任人宰割，全看实力。
随着内部整合的完成和航运业的进一步发展，外加人口持续膨胀，朝廷有必要也有能力经营这片神奇的土地：先是以夷制夷，而后流放犯人，然后鼓励百姓前往定居，给土地，免税；然后分封宗室。当然条件艰苦，几乎没人愿意来。
然后是德宗慈炯的咸通。刚刚改元三年，大明三百年了呀。
建国三百年可不是什么好年份，山东发生特大地震，比当年华县地震差不到哪里去，山崩地裂，城墙崩塌，房屋倒塌一空，黄河多处决口，长江受震荡掀起大浪，死人无数。
要救灾，要安置，要发展。
三十三岁的皇帝觉得心累。
好在，天气似乎回暖了，北方开始下雨了。
但麻烦也是有的：建极初年，朝廷悬赏外国有用物种，商人们纷纷进献各种珍奇物种；随后开疆拓土，各省衙门和土司又纷纷进贡；尤其环球航行之后，朝野上下对海外物种引进的兴趣大增。东西送进宫，试种后觉得不错，就开始大规模推广。
当年于承业带回的那种被汪太后赐名为牛蛙的巨型青蛙，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还有药用价值；此外生长快，产量高，很快风靡朝野上下。市场有需求，自然养的人也就多了，偏偏这货适应能力极强，天南海北都能生存；但要命的是，这家伙胃口太好，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只要体型比他小，基本上都能吃，偏偏极少捕食农业害虫；不仅如此，体内还携带有蛙壶菌，对绝大部分两栖类有致死性。因此只要这货出现，其他动物就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不仅牛蛙，这些年来引进的很多动植物，包括很多从南方各省引入中原地区的物种，都面临着没有天敌、泛滥成灾的问题。
弘治省，隆庆十五年朝廷打海盗，才真正在这里登陆。也就是这时候，包括皇帝在内，众多中原人民第一次知道，兔子这种美味，居然也可以泛滥成灾。当年李定去视察这片未知的疆域，一时发心，将两只准备用作晚膳的兔子放生，结果不过六十年，居然漫山遍野都是。
好在吃货民族的种族天赋是有遗传的，凭什么东西，只要能吃、好吃，还有滋阴壮阳的作用，都能把它吃到怀疑人生、毫无尊严。
弘治省的兔子也不例外。毕竟人太少，就算海军不时跑去打靶也解决不了问题，没办法，让商人去，让宗室去，找人做风干兔肉、搞点兔毛纺织。再不济，朝廷不收你们的税，运到广州等口岸按石给赏钱，一部分当做粮食储存，一部分转手低价卖给酒楼商铺。虽然朝廷要赔钱，还能让兔子吓倒了？
但有的东西，光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比如当年从洪武省引种的一种黄花，色泽亮丽，与本地黄花很是相像；虽然味道不好，但有散热去湿、消积解毒功效，全草都可入药；哪知道此物繁殖力极强、适应性广阔，还能借助风力传播，周围植物全竞争不过，可谓“黄花过处、寸草不生”，故被称民间称为“霸王花”，以至于绍治年间，朝廷行文各地，组织人力剿灭，不但要斩草，还要除根，深挖出来全部烧毁，花儿也不能放过，耗损人力物力无限，这才稍微遏制。
甚至土豆这种东西，也会带来意外的烦恼：发青后有毒，不能吃，当年诚泳等人从土人口里知道，试验过，确实不能吃，回来也宣传过，但是这年头老百姓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哪能顾及到很多？何况这种细节的新闻能否传达到老百姓耳朵里，是要打折扣的，每年都有人因为吃了发青的土豆中毒身亡，但这毕竟无关大局。因为太高产，农民实在喜欢，索性不种别的，专种这东西，尤其气候干旱的山西、甘肃等地。当年汪太后提醒过，但是没办法，有这个就能过日子；甚至土豆患病也舍不得扔掉，糟蹋粮食，是要天打雷劈的！不能吃就做种子吧！哪知道绍治二十一年，山东省济南府土豆爆发疫病，土豆大量死亡，次年继续蔓延，以至减产绝收，农民陷入饥荒。
为了对抗这种土豆瘟疫，官民几乎做了所有的尝试：翻土，旧的植株或烧或埋。然而一季的牺牲并没有换来晚疫病的结束，新种植的土豆依然出现了干枯、霉斑。
虽然朝廷有救济，但到手的粮食也不过勉强果腹而已，只能以工代赈，好在山东经济发达，政府还是有钱的；但经过这么些年的推广，土豆已经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尤其华北地区一马平川，一旦蔓延华北乃至全国，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显宗得报，派遣大量农业人才到山东实地调研，其中包括青年农学家马一龙。他得出结论：此病主要害叶、茎和块茎。发病后叶部病斑面积和数量增长迅速，使植株以致全田土豆成片早期死亡，并引起块茎腐烂，严重影响产量。
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结论，大家都看到了，但是马一龙发现，患病的土豆多有霉菌，在显微镜的视野下，他认为病害应该是由这种微观致病物引起的。
土豆晚疫病的致病原因还在争论，但是马一龙提出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大规模的单一栽培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一旦患病，就会迅速蔓延；所以应该推行间种、套种，降低风险，同时利用不同植物起到隔离效果，预防虫灾、病害。
这个结论得到了科学院专家的认可，毕竟这些年来科学研发太难，棉花移栽技术之后，很多人是靠着间作套种技术入职科学院的。
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烦恼。金鸡纳霜对于治疗疟疾有奇效，自然受到朝野的重视，但这种药也有副作用，包括发热、皮疹、呼吸困难，严重的甚至可能致死。因此，朝野都希望提取树皮中的有效成分，或者索性人工合成。
但这不是容易的，从端惠王同鏕开始，一百多年来几代帝国最优秀的医家都致力于金鸡纳霜的提取，包括郑亲王载堉、文华殿大学士徐光启在内，都以失败告终。
但也有提取成功的，比如古柯。
这东西原先也是作药的，可以补肾助阳、镇痛，做外科手术都要用它做麻醉药。
但这种药也有问题，就是容易产生触幻觉与嗅幻觉，最典型的是皮下虫行蚁走感，奇痒难忍；而且还能产生依赖性，一旦停用，就可能出现抑郁、焦虑等病症。
因此，这些年来一些不法商人大肆销售这种药物，牟取巨额利益。
兵部尚书孙传庭注意到这一点，上疏朝廷要求禁止。
但这引发了广泛的抨击和不满，原因很简单：这东西不仅是药物，而且是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
早在弘治年间，发现烟草能成瘾，但是朝廷但没有禁止，而是在汪太后的建议下，实行专卖。不久端惠王等医生就发现，这种东西不仅能解乏提神，还能止痛和治疗疾病，尤其对头痛有疗效，甚至对防治鼠疫、霍乱、疟疾以及一切寒凝不通之病都有奇效，于是开始在全国各地广泛种植，成为继盐茶之后财政的重要来源，当然也引发了不少火灾。
但是孙传庭带着几个吸食者面圣，皇帝终于相信：这东西有剧毒，不能碰！
孙传庭还搬出当年汪太后《清宁絮语》中的祖训：对于这种能成瘾致幻、害人身心的毒品，一定要不惜代价予以毁禁！
古柯作为管制药品不能轻易触碰，但要全面禁绝，还是有难度的，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度还是不够；但是皇帝下定决心，贩卖者处死；吸食者剥夺袭爵和科考以及授官的资格。
慈炯的救火过程持续了十三年，四十三岁撒手人寰，留给继任者一个希望和危机并存的江山：中原地区的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但这百十年来，从各布政司到各宣政司、承政司，都在你追我赶的进行技术研发和推广，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如今，工业生产已经有了第二次爆发的势头。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国家实力的增强，朝廷自然要加强对海外各省的管理。但已经深耕当地的地头蛇们自然不愿意，尤其这些年来边疆发展迅速，已经不弱于中原地区，至少依靠天险，有了割据一方的实力。
此外，老化的水利工程需要修复，隔三差五就要被薅羊毛割韭菜的富商巨贾们的怨恨在滋长；朝廷对基层的控制力要加强，士子们的鼓噪要平息，深耕当地的宗室王公们也要安抚；“东学西渐”在加速，欧洲各国的不满在累积，野心在膨胀。
历史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然后呢？
后来的事情很多，好的坏的，但怎么也不会更坏了。
第九卷 番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