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鱼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父亲一生的故事。 这是父亲终其一生都在给儿子讲述的故事。巨人、大风雪、城镇、连体歌手、数不清的笑话。 儿子越长大，越不相信。他对父亲的故事和笑话都厌倦了。父子渐渐疏离。 当父亲的一生就要过去，儿子终于潜入父亲的世界。最后，在河边，在儿子面前，父亲变成了一条大鱼，游走了。

大鱼

在我父亲作为人的一生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最后一次一起驱车旅行。我们把车停在河边，走上河堤，坐在一棵橡树的树荫下。

几分钟后父亲脱掉他的鞋和袜子，把双脚浸入清澈的水流中，就这么看着它们。然后他闭上眼睛微笑，我有些日子没见过他这样微笑了。

突然他深吸了口气说：“这让我想起……”

然后他停下，又思考了一会儿。这时候他脑子已经转得很慢——如果还能算是在转的话，我猜他是想说个笑话，因为他总是有笑话可说。或者他会给我讲个故事，来纪念他的冒险以及英勇的一生。我想知道这到底让他想起了什么。是不是想起了那只五金店里的鸭子？那匹酒吧里的马？那个和蚱蜢的膝盖一样高的男孩？是否让他想起了某天他找到却又丢了的那个恐龙蛋，或是那个他统治了将近一周的国家？

“这让我想起了，”他说，“我小的时候。”

我看着这个老人，我的老爹把他苍白的老脚丫浸在这清澈的水流里。他生命最后时刻的这么一瞬，我突然真切地想到了他作为一个男孩、一个少年的样子——他面前有着完整的未来，就像我面前的未来一样。我从没这样想过。而这些影像——父亲的现在与过去——重叠了，他在这一刻变成了一个狂野的怪物，同时年轻而苍老着，将死而又是新生的。

我的父亲成了一个神话。

他出生的那天

他是在四十年来最干旱的那个夏天出生的。太阳把红色细腻的亚拉巴马黏土烤成了灰粉，数英里内都没有水，食物也很少。那个夏天没有玉米或西红柿，甚至连南瓜都没有，一切都蔫在灰白的天空下。好像万物俱死：先是鸡，然后是猫，再是猪，接着是狗。它们就算死，也都被连皮带骨头地炖进锅里。

有个男人疯了，吃起石头，死了。十个人才将他抬进墓地——他太重了，另外十个人挖坑——土太干。

向东边看的人说，还记得那条滚滚的大河吗？

向西边看的人说，还记得泰尔伯特湖吗？

他出生的那天，像往常一样开始。太阳升起来，凝视着那座小木屋，屋里有个妇人，肚子大得像这个国家，为她丈夫摊了仅剩的一个鸡蛋作为早餐。丈夫已下地去干活了，用他的耙子绕着一株盘根错节的黑色神秘蔬菜捣着灰。太阳明晃晃地使劲晒着，他进屋享用他的鸡蛋时用一块破烂的蓝色大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然后他把汗从手帕里绞出来，滴到一个旧锡杯里，留着待会儿喝。

他出生的那天，妇人的心跳短暂地停止了，她死了，然后她又突然活过来。她看见悬在空中的自己，她还看见她的儿子——她说他在发光。当她重新与自己合体时，她说她感到那里一阵温暖。

她说：“马上，他马上就要来了。”

她说对了。

他出生的那天，有人发现那个方向的上空有片云，带着点黑气。人们聚集起来观看。一个、两个，一下子聚了五十多个人，他们都看着天空，看着那片挺小的云彩飘近他们干涸而破败的家园。丈夫也出来看了。就是它，一片云。那可是数周来第一片真正的云彩。

镇上唯一没有看云彩的人就是那个妇人。她摔倒在地上，疼痛到窒息，窒息得无法叫喊。她以为她在叫喊——她就那样张着嘴——但是没有声音从那儿发出来，从她的嘴里。虽然她的其他部位忙活着，同他一起。他就要来了，她的丈夫去哪儿了？

在外面看云彩。

那也是了不起的云彩。根本不算小，实际上是一片很可观的云彩，灰蒙蒙的一大片，逼近干涸的田地。丈夫摘下他的帽子眯起眼睛，向门廊下迈出了一步，以便看得更清楚。

云还带来了些小风，感觉不错。小风温柔地刷过他们的脸颊，感觉不错。然后丈夫听见雷声——砰！——至少他认为是雷声，但其实他听到的是妻子用腿踢翻桌子的声音，虽然听起来确实很像雷声——就是那样的声音。

他又向地里迈了一步。

“丈夫！”他妻子扯开嗓子大叫。但是太晚了——丈夫走得太远，无法听见。他什么都听不见。

他出生的那天，镇上所有的人都聚在他家门前的地里看云彩。起初很小，然后甚为可观，很快云彩就变得巨大，至少有鲸鱼那么大，里面闪着几道白色的电光，突然打在松树尖上烧着了，吓坏了地里几个高个子男人，他们耷拉着脑袋看着，等待着。

他出生的那天一切都变了。

丈夫成了父亲，妻子成了妈妈。

爱德华·布龙出生的那天，下雨了。

他能和动物说话

我的父亲善于和动物相处，每个人都这么说。当他还是个男孩的时候，浣熊在他的掌中吃东西。他在地里帮他父亲干活的时候，鸟儿会停到他肩膀上。一天夜里，一头熊在他窗外的地上睡着了。为什么？因为他懂动物的特殊语言，他有这种能力。

牛马们也特别喜欢他，跟着他跑来跑去，用它们的棕色大鼻子蹭他的肩膀，还哼哼唧唧，好像特地对他说着些什么。

曾经有只小鸡坐到我父亲的腿上，并在那儿下了个蛋——褐色的小蛋。人们从没见过这样的事情，闻所未闻。

亚拉巴马下雪的那年

亚拉巴马从来不下雪，但我父亲九岁那年的冬天下雪了。白色的雪片连绵不断地落下，逐渐变硬，最终变成纯冰覆盖大地，根本铲不动。如果被困在暴风雪下面就死定了；如果被困在上面的话，也不过是死得慢一些。

爱德华是个强壮而安静的男孩，有自己的想法，但不是那种有什么家务要做、有个篱笆要修或者有头走散的小母牛需要找回来的时候都要和父亲顶嘴的男孩。雪从那个周六的晚上开始下，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爱德华和他的父亲先是堆雪人、雪镇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建筑，直到那天晚些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这场毫不示弱的雪有多大、多危险。但据说我父亲的雪人足有十六英尺高。为了达到这个高度，他设计了一种用松树枝和滑轮制成的装置。依靠这种装置，他便可以自由地上上下下。雪人的眼睛是用废弃多年的旧马车轮做的，它的鼻子是谷仓的尖，而它的嘴——微微扬着嘴角，好似雪人在想着什么温暖而滑稽的事情——是从一棵橡树上割下的树皮。

他的母亲在屋里做饭。灰色和白色的炊烟从烟囱里袅袅上升，盘旋进入天空。她听到门外远远地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但是她忙得没工夫注意。她的丈夫和儿子进来的时候她都没有抬头，那已经是半个小时以后了，他们在严寒中汗流浃背。

“我们遇到个状况。”她丈夫说。

“嗯，”她说，“还用说吗。”

这时，雪还是不停地下着，他们刚刚挖通的门几乎又被堵上了。父亲拿起铲子又清理出一条通道。

爱德华看着父亲铲、雪花落，父亲铲、雪花落……直到小木屋的屋顶也开始吱嘎作响。他的母亲发现他们的卧室里发生了雪崩。他们意识到出逃的时候到了。

但是去哪儿呢？整个活生生的世界被冻成冰天雪地，白茫茫的一片。母亲把她刚做的饭打包，并收拢几条毯子。

他们在树上过了一夜。

第二天是星期一。早上雪停了，太阳冒出来，温度在零摄氏度以下徘徊着。

母亲说：“你是不是到时间去上学了，爱德华？”

“我想是的。”他说，什么都没有问。他就是这样的男孩。

早餐以后他从树上爬下来，走了六英里去他的小校舍。在路上他还看到一个男人冻在一块冰里，他自己也差不多冻住了——好在没有。他成功了。事实上，他还早到了几分钟。

他的校长正坐在一堆木头上看书。他能看到的校舍就只剩下风向标了，其余部分都被埋在周末这场大雪里。

“早安，爱德华。”他说。

“早安。”爱德华说。

然后他想起来——他忘了带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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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回家去拿。

真事。

前途无量

据说他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名字或长相，还有他们最喜欢的颜色。十二岁时，他就能通过走路时鞋子发出的声音认出家乡的每个人。

据说他长得太高太快，以至有一段时间——几个月？差不多有大半年——他必须待在床上，因为他骨头里的钙根本跟不上他生长的势头。每次他试图站起来的时候都会像一根摇摆的藤蔓，然后在地上摔作一堆。

爱德华·布龙很明智地利用了这段时间阅读。他读了几乎所有在阿什兰能找到的书——一千本书，也有人说是一万本。历史、艺术、哲学，霍瑞修·阿尔杰，他全都读过，甚至包括电话黄页。

据说他后来比任何人懂的都多，甚至包括平克·沃特先生——那个图书馆管理员。

他是条大鱼，那时候就是。

父亲之死：镜次一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老医生本奈特，我们的家庭医生，步履蹒跚地从客房走出来，轻轻地关上身后的门。老得不能再老的本奈特医生就是一堆皮囊和皱纹的集合，他永远都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我出生的时候就是他剪断脐带，捧着我红扑扑、皱巴巴的小身子递给我母亲的。本奈特医生为我们治愈的疾病不计其数，他身怀古代名医——其实他就是——的魅力和医术。如今为我父亲送终的还是他。他从父亲的房间走了出来，并把听诊器从他的老耳朵上摘下来，看着我们——母亲和我，然后摇摇头。

“我无能为力。”他用他毛糙的嗓子说道。他想把手抛到空中以宣泄愤懑，但是他没有，他太老了，做不出这样高难度的动作。“我很抱歉，非常抱歉。如果你们还有什么要安慰爱德华的，还有什么话要说，我建议你们现在就去说。”

我们已经预料到了。母亲握着我的手，勉强露出一丝苦涩的微笑。这对她来说不是一段轻松的日子，当然不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她的个子和精神都萎缩了，虽然还活着，但是和生活保持着距离。她的目光垂下来，失去了焦点。现在我看着她，她看上去那么无助，仿佛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或不知道自己是谁。自从父亲回家等死，我们的生活就改变了许多。他死亡的过程也在一点点地消磨我们。仿佛父亲每天不去工作，而是去游泳池后面的空地为自己挖坟墓。他也不一次挖好，而是每次挖一到两英寸。仿佛这是让他如此疲劳、让他生出黑眼圈的原因，而不是因为母亲口中的“X光疗法”。仿佛每天晚上他挖完坑回来，指甲盖里嵌满了泥，往沙发上一坐看他的报纸时，他可能会说，那个，进展挺顺利的，今天又挖了一英寸。母亲会说，你听到了吗，威廉？你父亲今天又挖了一英寸。而我会说，太棒了，爸爸，真棒。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尽管找我。

“妈妈。”我说。

“我先进去，”她抢白道，“然后，要是看起来——”

要是看起来他就要死了，她就会来叫我。我们就是这样说话的。在死亡的疆域里，言语总是戛然而止，你知道它们该怎样结束。

就这样，她站了起来，走进房间。本奈特医生摇着头，摘下眼镜，用他红蓝条纹的领带边缘擦拭着。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他太老了，老得要命，为什么我的父亲会比他先死？

“爱德华·布龙，”他自言自语道，“谁会想得到呢？”

谁会呢？死亡是能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我知道这话听着别扭，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最糟糕的事情。但是对于他来说尤其糟糕，特别是最后预备死亡的这些年，不断加重的疾病消耗着他的今生，并且仿佛在为他的来世做准备。

更糟糕的是，他必须留在家里。他讨厌这样。他讨厌每天早上在同样的房间醒来，看见同样的人，做些同样的事。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一直把家作为加油站。一个巡游的爸爸，家只是他去往另一个地方的中转站。他为了一个模糊的目标而工作。是什么驱动着他？不是钱，我们有钱。我们有一幢漂亮的房子，几辆车，后院还有游泳池；好像没有什么我们真正买不起的东西。也不是为了升职，他有自己的公司。是比这些都重要的东西！但是我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就好像他生活在一种恒久的渴望中：到达那儿，但无论是哪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战斗，以及之后的战斗，这场战争永无止境。所以他不停地工作再工作。他每次都要离开好几周，去纽约、欧洲或日本，并在某个奇怪的钟点回来，比如晚上九点，倒上一杯喝的，占据他的椅子以及有名无实的一家之主的头衔。而且他总是有些精彩的故事要讲。

“在名古屋，”某个这样的晚上，父亲坐在他的椅子上，母亲坐在她的椅子上，而我坐在他们脚边的地板上，“我看到一个有两个脑袋的女人。我向你们发誓。一个美丽的双头日本女人，她非常优雅、非常美妙地做了茶道表演。真的没法说清哪个脑袋更漂亮。”

“根本不存在双头女人这种东西。”我说。

“真的吗？”他说，用眼睛逼视着我，“这是十来岁就见多识广的小先生说的，非常感谢你。我认错。”

“真的吗？”我说，“两个脑袋？”

“而且千真万确是位女士，”他说，“实际上是个艺伎。她大部分时间都隐居着学习艺伎界复杂的传统，极少在公众场合出现。这样就能解释你的怀疑了。我非常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