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的秘密，叙述的困难就由于事件的极大变化和显然的不相称而更为增加。没有一个中心主题可以使他的故事有所依附。H.H.不久就发觉他的故事对于任何没有体验到他所说的事件的人来说，可能会显得“贫乏而愚蠢”。必须加以强调的事实是：我们所遭遇到的，既不是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学当中如此普遍的那种传统的不可形容的主题，也不是作者适当地处理题材的纯粹无能。对于说故事的无能为力，乃是这篇小说的主要主题之一，正因为所牵涉到的真实水准缺乏任何沟通的门路。H.H.自己是这种沟通之崩溃的有形象征。虽然他自己体验到那些事件的充分力量，他却——如同黑塞同一年在《一点儿神学》中所说的——退回到第二层的绝望。因此，他无法以这一层的言语，去传达更高一层的真实。而意义更为深长的是：没有这些言语——这些沟通的工具——他甚至于无法充分地回忆自己的经验。

到了故事的中间，H.H.已经面临绝望的深渊。身为（他自以为）那一次伟大远征的最后残存者，他尤其盼望把它叙述一番，但甚至于连开头也似乎无从述说，而引到了无边无际和不可理解的混乱之中。“每一件事情，只要我一加以缜密的考虑，就变得很有问题。每一件事情都溜跑而瓦解。”H.H.只留下“一团曾经反映在某件东西上头的支离破碎的图片。这件东西就是我，而这个自我——这面镜子——只要我对它凝视，就证明只不过是一面镜片的最上面的外层而已”。这种真实的支离破碎，在这绝望的一点，显示出个体的支离破碎，把H.H.带出“你的故事能够加以叙述吗”这个问题之外，而到了最耗精费神的疑惑：“这件事真的有可能体验过吗？”在第一章，H.H.以最肤浅的方式，描写东方之旅的开始。在第二章，他试图叙述盟会的瓦解，却使他发觉：说不定瓦解的不是盟会，而是“他”自己。在第三章的开头，H.H.仍然没有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我仍然遭遇到混乱。”头两章构成了这篇小说的一半少一点儿，所叙述的是对发生在大约十年前的那些事件的回顾。剩下来的三章发生在故事的现在。在前面，H.H.已经有一些状似叙事的文字，现在他却只受到叙述的难题所困扰，因此他去请教有写作经验的朋友路卡斯。这种转变是有高度意义的。它暗示着这么多的现代文学所陈述的：个体只有在存在上存在——那就是说，在他面对真实的时候。H.H.无法跟他的真实搏斗。他是一面不反射的镜子，一个虚无，一片混沌。由想要叙述一个重要故事的那种单纯的驱策开始，这篇故事已强化而成为生存的方式：H.H.拼命地想要说他的故事，因为只有这样做，他才能够证明自己的存在。

我经验过一次的这种真实，以及我那些同志，都不再存在，而虽然对于它的回忆，是我所拥有的回忆当中最宝贵、最鲜明的，它们却似乎都这么遥远。它们是由这么不同的料子做成的，以至仿佛它们是源自于别的星球和其他的纪年，也仿佛它们是狂妄的梦想似的。

在狂热地企图重新捕捉他自己的真实的这种过程当中，H.H.放弃了他对叙述东方之旅的故事的虚饰。他现在所做的，是叙述他自己的“企图叙述”东方之旅；叙述的行为变成了故事的题材。当H.H.后来重新获准入会，而且获准从更高的真实水准，来察看他先前的努力的时候，原稿就经历了一种象征性的蜕变。H.H.看到，他所写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而当他一句又一句地划掉的时候，那些字和字母都在纸上粉碎，形成了圈圈、花朵、星星——“一张没有意义的装饰图案”。描写理想的不可能性，以诗的方法加以完成。随着H.H.愈来愈深地钻研盟会的秘密，他就觉悟到：他永远无法完成对于故事的叙述，他的尝试注定要失败。这项承认，当然在回顾的时候，会给头两章投上不同的见解，因为读者现在知道，他所读过的，只不过是使H.H.感到不安的那种无意义的装饰而已。这种小说的情况与《荒原狼》里面的“小册子”并无不同；但在那里，为了读者的好处，“小册子”被译成了第三层的语言。

当H.H.更进一步地在档案室中阅读下去的时候，他翻到了由用意良善的其他背叛者所写的，有关盟会表面上似乎已经瓦解的他种报告，而在这里，现代小说的另一个主要的主题就一目了然了。每一篇报告，写的都是全然雷同的紧要事件，却与别的报告有天壤之别；而每一个作者，跟H.H.一样，都相信自己说法的真实性。别的小说家——纪德、赫胥黎、福克纳——都把这种相对论当做结构的原则，而把不同的观点建立在他们的小说里。黑塞为了自己小说的目的，而满足于这种暗示。不管把故事说上几遍，它也只不过是真理的一部分，因为以日常现实的语言，或是容易犯错的知觉，是不可能捕获到更高的真实或重要的本质的。充其量，一个人只能希望，以不断地移动焦点来对准目标，而在一面不完美的镜子上，获得该目标的一个歪曲的影像而已。

艺术的神圣化

绝望终于迫使H.H.去向他的朋友路卡斯讨教。出于路卡斯的切合实际的建议，H.H.才能够把里欧找出来，而由此拾起他跟盟会失去的接触。但是拜访路卡斯意义更深的一面，在于他们有关写作的谈话。路卡斯写过一本有关战争的名著。跟H.H.一样，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经验到的一大部分，而且他也发觉，就算是10本书，每一本都比他自己的更迫切，也不可能把战争栩栩如生地传达给任何没有亲身体验过战争的人。正如H.H.目前的生活跟东方之旅的情形一样，两种真实之间的鸿沟辽阔得无法只用言辞来填补。在这些承认之后，当H.H.问他，他如何终于设法写出那本书的时候，路卡斯回答：“我要是不写那本书，就会陷入绝望；那是把我从空虚、混乱和自杀当中拯救出来的唯一方法。”路卡斯的这种功用可能说明了他的名字。在福音书的作者当中，路加是唯一觉得有必要证明他的事业为正常的人，而他特意这么做，为的是要给他的朋友提阿非罗一个榜样。路加的自序跟路卡斯的言论相似的地方，在于两者都知道，“一篇”报告能够表达的事实是多么的少。

正好在本书居中部分的这篇谈话，说明了本篇故事的主要谜题之一：为什么H.H.明明知道他的故事无法叙述，却仍旧坚持下去；换句话说，为什么黑塞要写作和出版《东方之旅》。光是说写作的行为就是从混乱中得救，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们考虑到底下这两项假设，答案就一目了然了：更高的真实是不能摹写的，而艺术是代表一种抵御混乱的防卫。这是黑塞那一代所特有的艺术的神圣化。艺术的世界，有可能加以构筑，和谐而完美，但与黑塞（或H.H.）想要描写的真实世界是不同的。但它只有在内容方面不同。在原则上，这两个世界是一样的：美学的结构，以它自己的法则，正如盟会的世界一般地完美。它们不同的程度，只是艺术和性质的相异，但在象征上，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艺术的世界是不依赖真实而存在，并与自己的法则相符合的一种自有目的的实体。在这个世界里，美感的和谐是可能的：混沌能够加以解决。因此，尽管企图描写实际所发生的事情徒劳无功，H.H.还是决定继续写下去：“使我的生命又秉有意义，以此来拯救生命。”

只有这种艺术观才能够解释书中最动人的文字当中的两段。在布连加登的庆祝会当中，H.H.体验到他跟那个没有时间性的同时性与整体性的领域的最生动遭遇。在那里，他不但回到来自历史的过去遇到跟他自己（那就是说，黑塞自己）个人交游圈子的人物，而且他也同样强烈地看到了诗人和他们所创造的人物。“但是不管这些艺术家的人格多么生气蓬勃，多么可爱，他们想象中的人物却毫无例外地比这些诗人和创造者自己，要更加活跃，更加美丽，更加幸福，而的确也更加优雅，更加真实。”作为具体的例子来说，巴布罗（来自《荒原狼》）跟他的作者（没有提到名字）成为对比——后者“像影子似的溜到河岸，在月光下显得半透明”。甚至于连霍夫曼，尽管他似乎显得活跃而引人注目，也只是“一半真实，一半在那里，不十分牢靠不十分真切”；至于档案管理人林赫斯特（来自《金壶》）则是精力充沛的化身。艺术的世界代表一个充满活力的整体，与日常现实的无精打采的混乱相对。因此，美学领域的人物——套用黑塞的典型比较式来说——比另一个世界中的相对人物要“更加真实”。这种看法，在1930年所写的一篇论文《书籍的魔性》中，黑塞又重述了一次。在那篇文章里，黑塞明确地把现象跟没有时间性的领域联系起来。诗人们生生死死——他写道——往往是默默无闻或被人忽视。然后，在他们死了几十年以后，像尼采或者是赫尔德林一般，他们忽然大放“光明，就仿佛是没有时间这么一回事似的”。在1933年，黑塞恭贺托马斯·曼出版了他的小说《雅各》，宣称小说中的人物“比世界舞台上的人物要更加真实，更加可能、更加正确得多”。

到这个时候为止，黑塞以嬉戏的象征主义，来代表至少从席勒以来，一向都很普遍的一种艺术观。艺术不应该是自然主义或写实主义所说的那种模仿，而应该构筑一个独立的世界。这个世界以它自己的整体性，根据它自己的法则，乃是“真实的”。不过，到了故事的末了，黑塞以切断联系着这两个世界的最后结合，沿着这条推理的途径，把我们往前再带进一步。因为照传统的看法，作者自己要担任日常现实——读者的世界——和美感现实——他所创造的世界——之间的调停人。在他的身上，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接触乃得以保持。然而，在最后这个场面，黑塞摧毁了这种接触，仿佛叫他的美感世界飘浮——成为一个自有的整体。当H.H.——他是叙述者而因此也是读者和艺术作品之间的联结——在档案室中揭开了存放着有关他自己的记录的小室的时候，他所发现的不是书写文件，而是一个木雕或蜡塑的小像。他更仔细地看，看到那个小像实际上是由两个塑像背靠着背所构成的——他自己和里欧。由于这个小像是半透明的，他可以看出里面有一种模糊的流动，一种不断的溶解或流泻，由他自己的形象进到里欧的形象。蓄意提到施洗约翰的话，H.H.乃想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节）在同一瞬间，他记起了里欧对他在布连加登亲眼目睹的现象的解释：那就是来自诗的作品的人物，通常都比他们的创造者本人，要更加活跃，更加真实。故事在H.H.突然感到疲乏，转身去寻找安睡之处的时候结束。取自《圣经》的那句隐匿的引言，当然并不比《戴密安》里的情形更为偶然。像它那样地出现在故事的最后一页，就加强了象征性结尾的意义。我们发觉：在盟会的世界里，里欧之于H.H.，有如耶稣之于施洗约翰：更加真切，更加基本，更加实质。这种差异受到底下这项事实的强调：尽管显得单纯，安德烈·里欧却是小说中唯一有名有姓的人物。至于叙述者——他是所有的人物当中最无实质的——只以他的首字母标出。一直要到H.H.以美学的创造来使自己不朽，他才有资格采取一个名字——在那个时候之前，他缺乏其他被提到的人物的那种实质，亦即创造者跟他们“更加真实”的创造物。

这个象征性的结尾是很清楚的：叙述者H.H.被他自己想象的创造物里欧所吸收。如果情形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说，叙述者被包含在艺术作品里。失去了与日常现实的一切接触，他被扫到自己所创造的美学世界里，而这本小说就被当做本身是个永恒的世界而悬挂起来——没有作者。这本小说成为它的主题的象征——艺术的永恒性质。要是这种解说显得牵强的话，我们不妨在这里回忆一下1925年，黑塞所写的《臆测传记》的惊人结尾。在那篇文章里，黑塞简要地概述了他以前的生平之后，回过来瞻望前途。他推测——照《混沌之一瞥》和《纽伦堡之旅》的方式，加以一贯的推理——他将无可避免地由于他的思维方式而被逮捕。他想象自己在监狱里，忙着在墙上描绘火车消失于山洞中的图画。在最后一段，他跳上火车，随它离开牢房，消失到他以艺术创造出来的美学世界里。以这些基本的象征，黑塞成功地用栩栩如生和惊人的方法，传达他的第三王国的绝对性质。他那同时性和整体性的领域总是在那里，并不依赖我们的日常现实的世界，随时准备让那些愿意用“魔法”去思想的人们进去。既然思想的过程并不轻易让人具体地描写，作者的唯一援力就是象征的世界——绘画的火车和半透明的偶像。《东方之旅》的最终意义不是以观点的相对论——盟会神秘之不可能描写——表达出来，而是以盟会是如此强而有力，以至把它的创造者加以吸收的这项事实表达出来。

在他试图创造一件有独立机能的艺术品这方面，黑塞绝不是独一无二的。“象征主义者”和他们在法国、德国跟英国的信徒，都蓄意写出一些紧密的完备自足和自有目的的诗品——一个人立刻就想到史推芳·乔治（StefanGeorge）、乔治·特拉克（Georg Trakl）、梵乐希和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