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那件古老的神圣文献——大师的原来手稿。这个说法被大家热烈地争论了好几天。从象征的观点来看，H.的荒谬断言是有真正了不起的意义的；的确，盟会的繁荣、全体的团结，仿佛都随着里欧离开我们的小组而完全消失了。这同一个音乐家H.就是一个悲惨的例子。一直到莫北欧·茵菲里欧那天，他是最忠心、最诚实的盟会兄弟之一，也是一位受人欢迎的艺术家，尽管人品上有许多缺点，他却是我们最活跃的会员之一。但是他复归于忧思、颓丧和疑惑之中，对于他的责任变得疏忽不堪，而开始成为偏执，神经质，好争吵。有一天，当他终于留到队伍后面而不再露面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为他停下来，去寻找他。那显然是一个逃亡的例子。不幸，他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而最后我们的旅行小组就一无所剩了……

我在另外一位历史学家的作品中发现了这一段：

正如古罗马在恺撒死亡之后崩溃，或是全世界的民主思想在威尔逊抛弃旗帜时瓦解那样，我们的盟会在莫比欧的那个不幸的日子也四分五裂了。就可以提到的过失和责任来说，有两名显得无害的会员要为这种崩溃负责，那就是音乐家H.H.跟仆人之一的里欧。这两个人以前都是盟会受人欢迎的忠实会员，虽则他们对于盟会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缺乏了解。他们有一天不留任何痕迹地消失了，把许多贵重的物品和重要的文件带走，可见这两个坏东西都受到了盟会敌人的贿赂……

如果这位历史学家的记忆是这么混乱而不正确——虽则，他显然是很诚意地，而且自信是完全真实地，作了报告——我自己的摘记，其价值又如何？假定我们找到由其他作者所写的另外10篇有关莫比欧、里欧跟我自己的叙述，说不定它们全都彼此抵触，互相谴责。不，我们在历史上的努力是没有用的；要继续写下去和读下去是没有意思的。一个人可以悄悄地听凭它们在档案室的这一部分积满尘埃。

想到了在这个钟头我还要研读的东西，一阵战栗就传遍了我的全身。在这些镜子里，每一件东西跟每一个人都多么地偏差、变异和歪曲，在这一切报告、反报告和传说的背后，真理之脸如何嘲讽而不可即地隐藏起来！还有什么是真理呢？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而当我也从这些档案所储存的知识中，获悉了有关我自己，有关我自己的人品和历史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会留下来呢？

我必须对任何事情都有所准备。突然我再也忍受不了不安和悬疑了。我赶快到“既做事件”的那一部门，寻找我的编号，而站到标着我的名字的那一部分的前面。这是一个壁龛，而当我拉开薄幕时，我看到里面并没有任何书写的东西。里面只有一尊偶像，一具用淡颜色的木头或蜡做的苍老而满脸倦容的模型人。它宛如一种神祇或是蛮人的偶像。乍看之下，我觉得莫名其妙。它是一尊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塑像，有一个共同的背部。我瞪了它一会儿，感到失望和讶异。然后，我注意到壁龛的墙上有一座金属的烛台，上面有一根蜡烛。那里有一个火柴盒。我点燃了蜡烛，那尊奇怪的双重塑像现在就被照得明亮了。

我慢慢地才明白过来。慢慢地，渐渐地，我才开始疑心，然后察觉到它打算代表的东西。它所代表的形象是我自己，而这尊我自己的像令人不愉快地衰弱和半真半假。它有模糊的相貌，而在整个的表情上，有某种不稳定、衰弱、垂死或想死的东西，看起来颇似一尊可名之为“无常”或“腐化”的雕像，或某种类似的东西。在另一方面，跟我的像连在一块成为一体的另一尊像，颜色和形状都很有力，而我刚刚开始了解它像谁——那就是说，像仆人和会长里欧——我就发现墙上有第二根蜡烛也照亮着它。我现在看到这尊双重的塑像代表的是里欧跟我自己，不但愈来愈清楚，并且每一个塑像也愈来愈像，同时，我也看到那些塑像的表面是透明的，可以看到里面，就像一个人看透一个酒瓶或花瓶的玻璃那样。在这些塑像的内部，我看到有什么东西在动，缓慢地，极为缓慢地，跟一条睡着了的蛇一样地移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好像有一种缓慢、平滑而不断流动或溶化的东西；的确，有某种东西从我的塑像溶化或灌注到里欧的塑像。我看到我的塑像正在增添跟注入里欧的塑像，滋润它和加强它。仿佛到了后来，来自一个塑像的一切物质将流到另一个里头，而只有一个会留下来——里欧。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当我站在那里观看，想要了解我所见到的东西的时候，我想起了在布连加登的节日中，有一次跟里欧的短短交谈。我们谈到诗的创造物比诗人本身更加生动，更加真实。

蜡烛暗淡下去，熄灭了。我被无限的疲乏所征服而想睡觉。我转开去，寻找一个可以躺下来睡觉的地方。

《东方之旅》的象征性自传邱柯斯基8

在比较早期的小说中，黑塞描写一些个体，朝着一个能强烈感受到，却不完美地达成的理想而奋斗。个体和他的奋斗占了最显著的地位，而那个理想只是借着设计的方法——譬如《荒原狼》的麻醉性梦幻，《悉达多求道记》结尾的顿悟，《戴密安》的幻想，或是戈特曼的梦见原始母亲——间歇地进到小说里来。“在《东方之旅》以前的大部分作品中，”黑塞在1935年写道，“我给予我的弱点和困难的证据，比给予信心的还要多，而尽管有它的弱点，这个信心却使我的生存成为可能，并且巩固了它。”不过，在他最后两本主要作品当中，重点转移了：理想本身移动到故事的中心——观察得不完美，然而还是主要的——而个体则退到周围去。这种转移反映在标题本身。早期的作品是以人名为书名，最后两本却由事物得到了标题：《东方之旅》和《玻璃珠游戏》。这种倾向反映出黑塞态度的一项发展，因为团体已经超越个体——这一项事实由于主题强调服务的理想而被加强。已经完成个体化过程的圆满个体无须再大声疾呼地坚持他珍贵的人格。对自己感到安全，他可以无私地像《东方之旅》的里欧，或《玻璃珠游戏》的约瑟夫·克涅特和那位老音乐家一样，献身给团体。在这两本小说中，我们不再有一位朝着模糊的理想奋斗的主角，而只有叙述者试图加以解说和表达的一个中心理想。

如同我们预料得到的，《东方之旅》几乎是滔滔不绝地用了那些我们以前拿来解说黑塞的千年至福幻想和魔法思想的字句。其中提到“第三王国”（Drittes Reich——几乎是黑塞最后一次用这个名词）——它以一种“精神政体”的形式而存在。这个灵魂的王国只不过是永恒的灵魂之川的一部分——黑塞所说的灵魂是指表现在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中的人类不可磨灭的精神因素。他毅然不提到任何不可触摸的宗教概念。精神政体不仅仅是“一切时间的统一”——那就是说，时间上垂直的同时存在。它也是空间上的水平整体，包括了一切地点和现在活着的一切人——一种使得“生与诗的混合”有可能产生的“魔法”状态。在这个领域中，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同时体验每一件可以想象的事情，去随意地交换外在与内在，去搬动时空，如同搬动剧院中的布景一般”。要重述那些熟悉的词句是没有意思的。显然地，我们正在研讨黑塞理想的第一次真正示范性的传译，这到现在为止，暗示的一直都多于叙述或表达的。

盟会小说

《东方之旅》是一篇故事，而不是哲学论文。因此，这个理想必须以具体的词句传达，而不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实际上，因为黑塞的理想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理想，所存在的程度只达到它表现在人类精神的产物中者，所以它不能够以纯抽象的说法表达出来：它要求实质化。面临一个新的叙事情况——最显著的是一种理想，而不是人性的命运——以及以小说的形式传达这个情况的需要，黑塞又回到传统中，在那里他找到一种古老的形式，可以适合他自己的目的——盟会小说（Bundesroman）。如同玛丽安·塔尔曼（Marianne Thalmann）在她的最后研究中所证实的，盟会小说是具有清晰特征的小说形式。它是在18世纪的后半叶，当秘密结社达到它们影响力的尖峰的时候兴起的。当时的重要人物（弗烈德利克大帝、歌德、赫德、裴斯塔洛齐、莫扎特——实际上，几乎除了席勒以外）大部分都属于某一个结社。作为对于贫瘠的理性主义的一种反抗而崛起，这些秘密结社跟20世纪反抗实证主义的那种神秘主义，有相当惊人的类似。不管怎样，无可避免地，这一种民众运动一定会反映到当代的文学当中，而像梅杨（Meyern）的《迭那索》（Dya-Na-Sore）和《格洛斯》（Grosse）的“精灵”这种标题富于异国风味的小说，迅速地跃居当代畅销书之首，如同刘易斯的《僧侣》一书在英国那样。

这些“盟会小说”，虽然绝不是没有趣味，但大部分都完全缺乏文学价值。不过，它们具有如此显著的一种形式——照今天流行的小说术语来说，就是格式——以至它们的许多特点，有意无意之间，被当代的大作家所吸收。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哲安·保罗（JeanPaul）的《泰坦》（Titan）、霍夫曼（E.T.A.Hoffmann）的《恶魔的灵液》——甚至于像诺伐利斯（Novalis）的《亨利·冯·奥夫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和赫尔德林（H.lderlin）的《太阳神！》这种空灵的作品——没有了盟会小说的影响就会不可思议（顺便说一下，这些标题构成了黑塞对于这个时期的最喜爱作品的一份书单）。构成“盟会小说”的核心而以种种方式适应上述作品之需的是这种构想：一个秘密社团以某种方式引导——或设法控制——主角的一生。这产生了中心人物与该结社之间的一种不断的紧张，而在传统上，后者是代表主角正在接受教育以期达到的那种理想。几乎在所有这些小说中，秘密社团的描写都是根据既定的模式，而这些模式都是依据真正的结社的实际阶级组织——尤其是像洛西克鲁斯派（Rocicrucians）那样具有严格规律的结社。高居结社之首的是长老裁判所，其首长代表该社精神原则的化身。该社位于一座神秘的建筑物——往往是一座城堡——之中，包括一个阔大的档案处和各种密室。在新会友被接受之前，他必须甘受考验，并宣誓效忠。他领到一张见习证和适当的徽章，获准参加盟会的庆祝仪式，而且必须常常从事秘密的旅行，来替该会服务。这种旅行往往是象征性地根据克利斯丁·洛森克兰兹（Christian Rosenkranz）——他是洛西克鲁斯派因以得名的先祖，曾到东方旅行，并带回阿拉伯和印度的学问，构成了该会规例的基础的传说。这名见习生或主角在他的游历途中，有一个惯有的人物——密使或精灵——来陪伴或引导他，而这个人物是代表该会的人性化身，与代表精神原则的会长成为对比。在传统上，这位密使具有种种固定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那没有时间性的外表，他的炯炯目光，他的外国出身以及易变性。这些都是流行的“盟会小说”的标准装备，在这种小说里，它们以纯粹的形式出现。任何人都看得出——加以必要的变动——当时具有较高文学品质的长篇小说，其小说结构所具有的类似之处，譬如《威廉·麦斯特》就吸收了这些要素的大部分，而没有加以任何广泛的升华。虽然盟会小说以及那些结社本身，代表了对于纯理性主义的一种反抗，而因此以神秘和秘密为豪，但是18世纪的作家对他们的反抗却无法绝对一贯：正如歌德一般，到后来，他们几乎总是给种种神秘提供一个理性主义的解答。这种理性主义的解答是典型的“盟会小说”的另一个标准特征。

这种理性主义的基础为浪漫派小说所扬弃。浪漫派的小说接受了“盟会小说”的外在形式，但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把它改变。结社本身不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而是某一种高超理想的象征——如同在《亨利·冯·奥夫特丁根》一般——而该理想的尘世表现，通常是集中在密使的单独人物上，例如诺伐利斯的克林梭（Klingsohr），或是霍夫曼作品中的“双重人物”。配合这种内在化或升华，合理的诠释就被抛弃了，而该小说于神秘的气氛中结束，一如它开始的时候一般。不过，在结构上，连浪漫派的小说也保留许多传统的“盟会小说”的特色，虽然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把这些特色加以根本的改变。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时期——1750年到1850年——如同黑塞一再叙述的，乃是他在精神上感到最自在的时代。哈利·哈勒的藏书主要是由歌德、哲安·保罗和诺伐利斯的完整版本所构成，后来又加上莱新（Lessing）、杰可比（Jacobi）和利支敦堡（Lichtenberg）的著作——甚至于加上了约翰·提摩太·赫麦斯（JohannTimotheus Hermes）的六卷作品《苏菲从麦默到萨克森的旅行》。我们在第一章看到，黑塞的早期忧郁的主要根源，是他相信他的作品——这些是后继时代的产物——永远不能达到过去的大师所达到的高峰。在他那篇轻松愉快而富于资料的论文——《世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