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芬，爱上她的丈夫，也是大诗人的阿辛·冯·阿尼姆；接下来她迷恋赫尔曼·冯·皮克勒-穆斯科伯爵，他不是大诗人，却写过一些书（而且她就是把《歌德和一个女孩子的通信》献给他的）；后来在近五十岁时她对两个年轻人，菲利普·纳多西阿斯和朱利阿斯·杜林，有了一种半性爱半母爱的感情，他们不写书，却与她互相通信（她发表了其中一部分信件）；她钦佩卡尔·马克思，有一天她正在他的未婚妻燕妮家里作客，便逼着他陪她在黑漆漆的夜里散了很长时间的步（马克思丝毫不想散步，他喜欢陪伴燕妮胜过喜欢陪伴她；然而这个能使世界来个翻天覆地变化的人，却没有力量抵抗曾经和歌德十分亲近的女人）；她对弗朗兹·李斯特有过偏爱，不过是在暗中的，因为她很快地就宣布厌烦了李斯特追逐光荣的偏好；她试图满腔热情地帮助精神有问题的画家卡尔·布莱希尔（她蔑视他的妻子正如她从前蔑视歌德夫人）；她和萨克森-魏玛的王位继承人查理-亚历山大书信来往；她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写了《国王的书》，书中陈述了国王对臣民的责任；后来她出版了《穷人的书》，书中描写了人民的可怕的苦难，她再次找到国王，要他释放被控告策划共产主义阴谋的威廉·弗里德里希·施罗费尔；不久以后她又出面找他帮忙，为的是救出路德维克·梅罗斯瓦夫斯基，波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当时关在普鲁士监狱等候处决。她崇拜的最后一个人，她从来没有和他相遇：这是裴多菲·山陀尔，匈牙利诗人，二十四岁死于一八四九年起义军的队伍中。因此她不仅让全世界知道了一位大诗人（她叫他Sonnengott，“太阳神”），更让大家知道了当时在欧洲几乎不为人所知的诗人的祖国。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发起了第一次反斯大林的大规模起义，起来反抗俄罗斯帝国，如果我们还记得当时他们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就会认识到贝蒂娜通过她的那些爱，出现在从十八世纪到我们这个世纪中叶的广大的欧洲历史领域里。英勇的、顽强的贝蒂娜：历史的仙女，历史的女祭司。我说女祭司说得很正确，因为历史对她来说，是（所有她的朋友都用相同的隐喻）“上帝的化身”。
有时她的朋友责备她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物质状况想得不够，责备她毫不计较地为别人牺牲自己。
“你们说的那些我不感兴趣。我不是一个会计。瞧，我就是我！”她回答，指尖点着胸口，正好是两只乳房中间。接着她头微微向后仰，脸上蒙着微笑，把她双臂突然但是优美地朝前投去。在动作开始时，手指还都挨在一起；胳膊到动作结束时才分开，手掌张开得很大很大。
不，您别弄错。洛拉在上一章也曾有过相同的手势，那是在她宣布想做点“什么事”的时候。让我们回忆当时的情况：
“洛拉，不应该干蠢事。任何一个男人都不值得你为他痛苦。想着我，想着有我在爱你。”当阿涅丝这么说了以后，洛拉回答：“可是我想做点什么事，我那么想做点什么事！”
这样说的时候，她隐隐约约地想到了跟另外一个男人睡觉。她已经常常有这个念头，而且跟她自杀的愿望丝毫不矛盾。这是两种极端的，然而在一个受辱的女人身上完全合法的反应。她的朦朦胧胧的不忠实的梦想被阿涅丝的不适当的介入打断了，阿涅丝想把事情问个清楚：
“什么事？什么事？”
洛拉明白在刚提到自杀之后立刻又提到不忠实会显得可笑，因此感到很窘，仅仅又重复了一次她的“什么事”。因为阿涅丝的眼光要求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所以她至少要用一个手势尽可能给这句如此不明确的话一个意义：她把双手放在胸口上，然后又把双手投向前。
她是怎么突然想起做出这个手势的呢？很难说清楚。她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正像给忘了台词的演员提台词一样，一定有一个不知其名者给她提示该做这个手势。这个手势虽然没有表达出什么具体的东西，但是它让人明白了“做点什么事”意味着自我牺牲，把自己奉献给世界，把灵魂像一只白鸽一样送向蔚蓝的远方。
几分钟以前，洛拉肯定还想不到拿着一个捐款箱到地铁车站去的计划，如果她不把手指放到她的两个乳房中间，再把两臂投向前，显然她也决不会想出这个计划来。这个手势仿佛具有自己的意志：它指挥，她照着做。
洛拉的手势和贝蒂娜的手势是相同的，在洛拉想帮助遥远国家的黑人的愿望，和贝蒂娜想救被判处死刑的波兰人的努力之间，肯定也有一定的联系。然而拿她们作比较肯定是不恰当的。我不能想像贝蒂娜·冯·阿尼姆拿着一个捐款箱在地铁车站乞讨。贝蒂娜对慈善事业毫无兴趣。她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有钱女人，为了打发时间，筹办募捐活动去救济穷人。她对待仆人很严厉，甚至招来了她丈夫的指责（“仆人也有灵魂”，他在一封信中提醒她）。促使她行动的并不是对善行的热爱，而是想直接地、亲身地与上帝接触的愿望，她相信上帝化身在历史里。所有她那些对名人（其余的人她不感兴趣）的爱只是一张蹦床，她让自己的全部分量落在上面，然后弹起来，弹得很高，一直弹到她的（化身在历史里的）上帝存在的这片天空里。
是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请注意！洛拉也不像那些主持慈善协会的善心太太。她没有养成施舍乞丐的习惯。她在他们跟前，离着仅仅两三米，她也看不见他们。她得了精神上的老花眼症。黑人身上的肉一块块地掉，虽然离开她四千公里，她却觉得比较近。当她做出这个手势，用双臂把她的灵魂送去时，他们恰好站在地平线的那端。
然而在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波兰人和那些生麻风病的黑人之间，有着一个区别！在贝蒂娜身上是介入历史，在洛拉身上变成了普通的慈善行为。但是洛拉在历史里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世界历史连同它的革命、它的乌托邦、它的希望、它的恐惧，已经离开了欧洲，只留下了怀旧情绪。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法国人才使慈善事业国际化。激发她去做好事的不是基督教的对邻人的爱（譬如像美国人那样），而是对失去的历史的怀念，想把它召回来的愿望，希望自己至少能以为黑人募捐用的红色捐款箱的形式出现在它中间。
让我们把贝蒂娜的手势和洛拉的手势叫做希望不朽的手势。贝蒂娜渴望伟大的永存不朽，她要说：“我拒绝与现在及其烦恼一同消失，我希望超越我自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历史是永恒的记忆。”洛拉即使是渴望微小的永存不朽，也抱着相同的希望：超越她自己，超越她穿过的这个不幸的时刻，做点“什么事”来留在所有认识她的人的记忆里。
?Franz Liszt（1811-1886），匈牙利音乐家，钢琴家、指挥家，主要作品有交响诗《塔索》、交响乐《但丁神曲》等。?Ludwik Mieroslawski（1814-1878），波兰小贵族，一八四八年组织波兹南起义，失败被捕；一八四八年再次组织起义，又为普鲁士人所镇压。?Sándor Pet?fi （1823-1849），匈牙利诗人，民主主义革命家，作品有《爱国者之歌》、《反对国王》等，一八四九年在反抗沙俄军队的战斗中牺牲。
第三部 斗争 暧昧
布丽吉特从小就喜欢坐在她父亲的膝头上，但是我觉得她到了十八岁之后，好像从中得到了更大的乐趣。阿涅丝并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布丽吉特常常钻到他们的床上（譬如说，当他们熬夜看电视时），在他们三个人之间出现一种肉体的亲密气氛，远比从前出现在阿涅丝和她的父母之间的要强烈得多。尽管如此，阿涅丝还是衡量了这幅画面的暧昧程度：一个个子高高的年轻姑娘，胸部丰满，臀部肥大，坐在一个精力还算充沛的漂亮男人的膝头上，用鼓得高高的胸部擦着这个男人的肩膀和脸，叫他“爸爸”。
有天晚上他们邀请了一帮欢乐的朋友，其中有洛拉。布丽吉特坐在她父亲的膝头上。洛拉一时高兴说：“我也想这样！”布丽吉特让给她一个膝头，两个人分别骑坐在保罗的两条大腿上。
这个情况使我们又一次想到贝蒂娜，因为幸亏是她，坐在膝头上才被树立成性爱的暧昧关系的典型。我曾经说过，贝蒂娜在童年的挡箭牌的掩护下，穿越她一生中的爱情战场。她把这块挡箭牌举在身前，一直举到五十岁，才把它换成一块母亲的挡箭牌，轮到她让年轻人坐在她的膝头上。这情况再一次变得暧昧得令人惊奇：怀疑一位母亲对儿子有性的企图，这是不允许的，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年轻人坐在一个成熟女人的膝头上（这仅仅是用隐喻）的画面才充满了性爱的含义，而这些性爱的含义越是影影绰绰，就越发显得强烈。
我敢断言，没有暧昧术就没有真正的性爱变态。暧昧越是强大，冲动越是强烈。谁不记得在童年时玩过高尚的医生游戏。小女孩躺在地上，小男孩借口做体格检查，脱掉她的衣裳。小女孩表现得很听话，因为检查她的人不是一个好奇的小男孩，而是一位关心她的健康的、严肃的专家。这种情况正因为神秘而暗含着巨大的性爱成分，两个人都喘不过气来。小男孩越是喘不过气来，他越是一刻也不停地充当医生，在脱掉她短裤时，还用“您”称呼她。
童年生活中的这个幸福时刻在我心里唤回了一个更加美好的回忆，对一个捷克外省城市的回忆。有一个年轻女人在巴黎旅居后于一九六九年回到这个城市定居。一九六七年她到法国去求学，两年后发现她的祖国被俄国人占领；人们对什么都害怕，他们惟一的愿望是到别处去，到欧洲的什么地方去，只要那里有自由。在法国的两年里，年轻的捷克女人勤奋地经常参加专题讨论会。在当时一个人如果想让自己处在智力生活的中心，就得经常不断地参加这些讨论会。在讨论会上她懂得了，我们在童年的最初时期，俄狄浦斯阶段以前，要经过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所谓的镜子阶段，因为在拿自己和母亲的以及父亲的身体比较以前，已经发现了自己的身体。年轻的捷克女人回到祖国后，对自己说，她的许多同胞在对他们自己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完全跳过了他们个人进化中的这个阶段。头上带着巴黎和那些著名的讨论会的盛誉的光轮，她组织了一个年轻妇女的俱乐部。她给她们上理论课，这些理论课谁也听不懂，她还指导她们实践。理论复杂，可是实践很简单：所有的女人都要赤身裸体，每人对着一面大镜子端详自己，然后她们全都聚到一起，极其仔细地互相观察，最后她们从随身带的小镜子里观看自己，每个人都把这种小镜子伸向另外一个人，伸得让她看见她平常看不见的地方。女辅导员没有一分钟停止讲她的理论。这些理论难以理解得让人着迷，让她们远远地离开了俄国人的占领，远远地离开了她们的那个省份，而且还给她们带来了一种她们决不对人谈起的、既神秘而又无法形容的冲动。女辅导员毫无疑问决不仅仅是伟大的拉康的弟子。她还是一个女同性恋者。我不认为这个俱乐部里真的有很多同性恋。我承认，在所有这些女人中，我想得最多的是一个年轻姑娘。她非常纯洁，听课对她说来，除了翻成捷克文翻得很不好的拉康的那些晦涩难懂的话以外，什么也不存在。啊，赤身裸体的女人的这些科学聚会，在捷克小城市的一套公寓里的这些讲课，当俄国的巡逻队在外面巡逻时，啊，比酒神节还要富于刺激性。在那种酒神节上每个人都竭力完成要求的动作，一切都是约定好的，而且只有一个含义，可悲地只有一个含义！但是让我们赶快离开捷克的小城，回到保罗的膝头上来吧：洛拉坐在一个膝头上；在另外一个膝头上坐着的，为了试验性的理由，让我想像，不是布丽吉特而是她母亲：
对洛拉来说，让自己的屁股和一个她心里想得到的男人的大腿接触，是一种愉快的感觉；正因为她不是以情妇的资格，而是以小姨子的资格，并且在保罗妻子的赞许下，坐定在保罗的身上，所以这种感觉就更加让她兴奋。洛拉是嗜暧昧上瘾的毒物癖者。
对阿涅丝来说，这种情况没有一点刺激性，但是她不能赶走在她脑袋里翻腾的一句可笑的话：“在保罗的每个膝头上坐着一个女人的肛门！”阿涅丝是暧昧的清醒观察者。
保罗呢？他高声说话，一边开玩笑，一边轮流地抬起每个膝头，让姐妹俩相信他那种像准备给外甥女当马骑着玩的舅舅才会有的诙谐。保罗是不懂暧昧的大傻瓜。
洛拉在她的爱情的烦恼最无法忍受时，常常求救于保罗，在各种不同的咖啡馆和他见面。我们应该注意到，自杀在他们的谈话中不曾出现过。洛拉曾经要求阿涅丝为她的病态的计划保守秘密，她自己在保罗面前也从来不曾提起。因此过于粗暴的死亡的景象没有来破坏质地脆弱的、环境美好的忧郁气氛，保罗和洛拉面对面地坐着，不时地他们都要互相接触。保罗按按她的手或者肩膀，好像是在重新给她力量和信心，因为洛拉爱贝尔纳，而爱人的人是值得人去支持的。
我正想说，在这种时候他望着她的眼睛，但是这句话不确切，因为洛拉这时候又戴上了墨镜，保罗不知道原因：她不愿意露出含着泪水的肿胀的眼皮。突然间眼镜具有了许多含义：它给了洛拉一种几乎是严肃的，几乎是难以达到的高雅风度。但是它同时也代表了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