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那么许多废话，那是因为他不敢在他小姨子面前高声讲出萦绕在他心头的想法：洛拉和年轻的贝尔纳相差八岁，这件事使他非常高兴！保罗的确至今还在怀念一个比他大十五岁的女人，这个女人是他在二十五岁时恋上的。他本来很想谈谈这件事；他本来很想对洛拉说，任何男人都应该有爱上一个比自己年龄大的女人的经历，这种回忆是极为珍贵的。“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女人，”他真想再一次举杯呼喊，“是男人生活中的一块紫水晶！”可是他放弃了这个冒失的动作，只是在心中默默地回忆他过去的情妇。她把自己公寓的钥匙也交给了他，他想什么时候去住都可以，他想在那儿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这样的安排是保罗求之不得的，因为那时他和父亲相处并不和睦，不太想住在家里。她晚上从来不打扰他；他有空便去找她，不去看她也不必提供任何解释。她从来不强迫他陪她出去；如果有人看见他们两人在一起，她那种态度就像一个准备为她可爱的外甥干任何事情的充满爱心的舅妈。当他结婚时，她送给他一件贵重的礼物，这件礼物成了阿涅丝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谜。

可是他不可能对洛拉说：“我很高兴我的年轻朋友爱上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女人，她的态度会像一个准备为她可爱的外甥干任何事情的充满爱心的舅妈。”他不可能这么说，因为洛拉已经开口说道：

“最美的是，在和他待在一起时，我觉得年轻了十岁。亏得有了他，我生活中十到十五年的痛苦一下子勾销了，我总觉得好像是昨天才从瑞士来，只是刚认识他。”

洛拉的招认阻止了保罗，他没有将他的紫水晶高声喊出来；所以他把他的回忆藏在心里，只是慢慢地品尝着葡萄酒，再也听不到洛拉对他说的话了。过了一会儿以后，保罗才重新回过神来，他问道：“贝尔纳说了他父亲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说，”洛拉回答说，“我可以向你保证，他父亲不是我们谈话的内容。我知道他们属于一个大家族，不过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对大家族的看法。”

“你不想再多知道一些吗？”

“不！”洛拉高兴地笑着说。

“你应该多知道些。贝特朗·贝特朗是贝尔纳·贝特朗关心的主要问题。”

“绝对不是！”洛拉大声说。她深信自己才是贝尔纳关心的主要问题。

“你知不知道老贝特朗曾决定让贝尔纳进入政界？”保罗问。

“不知道。”洛拉耸耸肩膀说。

“在他们的家庭里，政治生涯就像农庄一样是可以继承的。贝特朗·贝特朗确信他儿子有一天会想得到议员的权责。可是贝尔纳二十岁时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这样一条新闻：‘大西洋上发生空难事件。一百零三名乘客失踪，其中有七个孩子和四个新闻记者。’遇到这些事情，人们把孩子作为人类特别珍贵的种类专门提出来，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可是这一次，女播音员在孩子后面还提到新闻记者，使贝尔纳突然眼前一亮。他懂得了今天的政治家只不过是些可笑的人物，他决心将来自己要当个记者。碰巧那时候我在法律系做专题，他经常去听；他就是在那时候最后和他父亲决裂的。这件事贝尔纳对你讲过吗？”

“当然讲过！”洛拉回答说，“他非常喜欢你！”

一个黑人提着一篮鲜花走进大厅。洛拉向他做了一个手势，黑人露出他雪白的漂亮的牙齿。洛拉从篮子里拿出一束五朵快要凋谢的康乃馨，递给保罗说：“我的幸福都是你给的：”

保罗也伸手到篮子里拿出另一束康乃馨，一面递给她一面说：“今天我们祝贺的不是我，而是你。”

“是的，今天是洛拉的节日。”阿涅丝从篮子里拿出第三束康乃馨说。

洛拉眼泪汪汪地说：“和你们在一起我觉得非常高兴，我觉得非常高兴。”她站起来把两束花紧紧地贴在胸前，一动不动地站在像国王一样挺立的黑人身旁。所有的黑人都像国王；这一个像在开始嫉妒苔丝德蒙娜以前的奥赛罗，洛拉像热恋着她的国王的苔丝德蒙娜。保罗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洛拉一喝醉就要唱歌：慢慢地，一种想唱歌的欲望从她身体的最深处升起，一直升到嗓子眼，这种欲望是那么强烈，以致有好几个吃晚饭的顾客都好奇地转过头来看她。

“洛拉，”保罗轻声说，“在这个饭店里面，恐怕不会有人欣赏你的马勒！”

洛拉把两束花紧紧地压在两个乳房上，以为自己正在舞台上演歌剧；她似乎觉得手指下的乳房胀鼓鼓的，里面满是音符。可是对她来说，保罗的希望就是命令。她服从了，只是叹息着说：“我真想干些什么……”

这时候那个黑人，出于国王的机敏的本能，又从篮子底拿出最后两束挤坏了的康乃馨，用一种崇高的姿势奉献给她。

“阿涅丝，”洛拉说，“亲爱的阿涅丝，没有你，我也许永远也不会到巴黎来；没有你，我也许永远也不会认识保罗；没有保罗，我也许永远也不会认识贝尔纳。”她一面说一面把她的四束花放在她姐姐面前的桌子上。

?Gustav Mahler（1860-1911），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作品有交响曲十部和乐队伴奏的歌曲四十二首。

第三部 斗争 第十一诫

从前，新闻记者的光荣可以从伟大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名字中找到象征。他所有的作品，包括他朴素简洁的文风，都扎根于年轻的海明威寄给堪萨斯城各家报馆的新闻报道中。做一名新闻记者，就意味着他比任何人都要接近真实生活，在它的隐蔽角落里搜索，伸进手去，把手弄脏。海明威很自豪，因为他写了一些既通俗，在艺术殿堂中又占有如此高地位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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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尔纳想到“新闻记者”（这个称号在今天的法国还包括电台、电视台工作人员和新闻摄影记者）这个名词时，他想到的不是海明威，他想运用自如的文学体裁也不是新闻报道。他所梦想的更可以说是在几本有名的周刊上，写几篇会使他父亲的所有同僚吓得发抖的社论，或者写几篇访问记。再说，当前最最出名的新闻记者是怎么样的人呢？并不是一个像海明威那样讲述战壕生活的人，也不是一个像埃贡·埃尔温·基施那样熟悉布拉格妓女阶层的人，更不是一个像奥威尔那样在巴黎贫苦的下层社会中生活了整整一年的人，而是一九六九到一九七二年间在意大利的《欧罗巴》杂志上发表一系列和当今最有名的政治家谈话纪要的奥丽亚娜·法拉奇。这些谈话已经超过了谈话的本身；它们是决斗。在这些政治家还没明白过来决斗的双方在武器上是不平等的之前，——因为只有她有提问的权力——他们已经被打翻在地。

这些决斗是时代的信号：形势变了。新闻记者已经懂得，提问不仅仅是手里拿着记事册，低声下气地进行采访的工作方法，还是一种行使权力的方法。新闻记者不是提问题的人，而是掌握着提问题神圣权利的人；他可以向任何人提任何问题。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有这个权利吗？任何问题不都是可以增进人们相互了解的跳板吗？可能是的。那么我再来把这个说法澄清一下：新闻记者的权利并不在于提问，而在于一定要得到回答。

请您注意，摩西没有把“不可说谎”列入十诫。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讲“不可说谎”的人应该已经讲过“你回答！”，而上帝从未给过任何人强求别人回答的权利。“不可说谎！”“讲真话！”这样的命令，如果把他人视作与你平等，你是没有资格对别人说的。也许只有上帝才可以讲这样的话，可是他根本用不着讲；因为他无所不知，不需要我们的回答。

下命令的人和应该服从的人之间的不平等，远没有强迫别人回答和必须回答的人之间的不平等要大；所以一般只有在特殊情况之下才会有可以强迫别人作出回答的权利。譬如说，一个在讯问一件罪案的法官被授予这个权利。而在我们这个世纪，法西斯主义国家给了自己这种权利，并且不是特殊性的，而是永久性的。这些国家的国民知道，在任何时候别人都可以强迫他们回答：他们昨天干了些什么？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他们跟A谈了些什么？他们和B有什么亲密关系？恰恰是这种神圣化了的命令句：“不可说谎！要讲真话！”这个他们无法违抗的第十一诫，把他们变成了一群既可怜又幼稚的家伙。不时地会出现一个C，他顽固地不肯说出他曾和A谈过些什么；为了表示他的叛逆性（一般来说，这是惟一可能的叛逆行为！），他没有讲真话，而是说了谎。可是警察局知道他在说谎，便在他家里安装了窃听器。警察局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可饶恕的动机，只不过是想知道被C隐瞒了的真实情况；它只是想维护它要迫使别人讲真话的神圣权利。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任何公民，如果有警察敢于问他，他跟A讲了些什么或者他和B有什么亲密关系，都会伸出舌头嘲笑他。可是，第十一诫的至高无上的威力在那儿同样可以通行无阻。总而言之，在一个十诫几乎已经被置之脑后的世纪中，必须有一诫在发挥作用！我们这一时代的精神结构全都建立在第十一诫之上，新闻记者完全懂得这件事应该由他来管理，这也是历史的秘密安排；历史今天赋予了新闻记者一种任何海明威、任何奥威尔过去从未梦想过的权力。

所以下面这件事的原因便非常清楚了：美国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用他们的问题揭露了尼克松总统在选举活动中的舞弊行为，就这样迫使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开始时公开说谎，接着又当众承认自己说谎，最后低着头离开白宫。我们那时候一致鼓掌，因为正义取得了胜利。保罗鼓掌鼓得特别起劲，因为在这个插曲之中，他感到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跨过了一道门槛，这是令人难以忘记的一次换班时刻。一种新的力量出现了，惟一能使权势熏天的老政治家下台的力量；而使他下台的不是武器和阴谋，只不过是简单的提问。

“要讲真话！”新闻记者坚决要求。我们当然可以问问自己：第十一诫中所规定的“真话”究竟是什么？为了避免任何误会，我们要强调指出，这既不是使扬·胡斯受火刑的上帝的真话，也不是后来使乔达诺·布鲁诺受到同样刑罚的科学的真话，第十一诫要求我们一定要说的真话跟信仰和思想都没有关系，而是最最低级的和事物本体相关的真话：C昨天干了些什么；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他遇见A时谈了些什么；他和B有什么亲密关系。尽管这些都是最最低级的和事物本体相关的事情，却就是我们时代的真话，它具有和从前的扬·胡斯或者乔达诺·布鲁诺的真话同样的爆炸力。“您跟B有亲密关系吗？”新闻记者问。C回答时说了谎，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B，根本就不认识她。可是新闻记者在暗笑，因为他那家报纸有一个摄影记者早已偷偷地把躺在C怀中裸体的B拍下来了；他现在只要把这件丑闻公开出来就行了，再加上C既怯懦而又厚颜地坚决否认他认识B的无耻谎言。

我们正处于一场热火朝天的选举运动之中。政治家跳上一架直升飞机，从直升飞机上下来又跳上一辆汽车；他东奔西跑，满头大汗，一面跑一面吃面包，在话筒前面嚎叫，一连演说两小时；可是最后总得让一位伍德沃德或者一位伯恩斯坦决定在他所讲的话中，挑出哪一句来见诸报端或者在电台广播时引用。因此政治家希望能亲自上电台或者电视台讲话，可是这还得有个安排节目和提问题的中间人——一位奥丽亚娜·法拉奇。为了充分利用这短暂的、全国人民都可以看到他的时刻，政治家急于把他心中的话都讲出来，可是伍德沃德向他提了一些他毫无准备的、很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因此他的处境很像是一个在黑板前被提问的中学生；为了摆脱困境，他想使用一个老办法：装作是在回答问题，实际上在说他已经准备好了的话。可是如果这条诡计过去使教师上了当，却愚弄不了当今的伯恩斯坦。他毫不留情地斥责他说：“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今天谁还愿意做职业政治家？谁还愿意没完没了地在黑板前被提问？议员贝特朗·贝特朗的儿子肯定不愿意。

?Egon Erwin Kisch（1885-1948），德国作家，记者，政论家，写有大量新闻报导、采访、小品等，有“狂记者”之称。?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和社会评论家。原名埃里克·布莱尔（Eric Blair），代表作《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见《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Jan Hus（约1369-1415），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家；因教皇斥他为“异端”，于一四一五年七月被处火刑。?Giordano Bruno（1548-160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道明会修士。因反对经院哲学被控为“异端”，一五九二年被宗教裁判所逮捕，一六〇〇年被烧死在罗马。

第三部 斗争 意象学

政治家依赖于新闻记者，可是新闻记者依赖于谁呢？依赖于付钱给他们的人。而付钱给他们的人就是买下报纸上版面和电台时间的广告公司。乍一看来，人们也许会以为这些广告公司之所以毫不犹豫地跟所有的报纸打交道，是因为它们的广泛传播有利于某种产品的销售。不过这种想法是很天真的。产品的销售并不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