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形状，我什么也想不起来，除了数她鼻子上的小丘疹，我什么也做不了。我看见窗外太阳升起来，然后没过几分钟，它就沉下去了，落到摩天大厦的下面，在天空中洒下圆斑，给薄纱般的浮云染上深粉红色、藏青色和橘黄色。窗外的人醒了，开始一天的忙碌；很快，他们回家了，一天就这样过完了。早饭、午饭、晚饭轮流登场；我的电话响了，门铃响了——一层有人在按门铃——我才不理呢，我不想被打扰，我不能让露比睡觉的时候离开我的视线，醒了也不行。她睡了又醒了，饿了的时候在我的衣服上蹭着寻觅食物，那时候，只有那时候，我才从摇椅里起来给她冲奶。傍晚时分代替了午后时光，西垂的太阳透过云隙间投下万丈光芒，垂直的光柱，宛若上帝之手。

我不在乎时间，完全无视圆表盘上的铝制指针从这个罗马数字移到下一个，再一个，再一个；我听见走廊里邻居下班回家的声音；我闻到顺着门缝和墙缝飘过来的饭菜香味：墨西哥辣椒肉馅玉米饼、烤鸡、猪排。我的电话又响了，没完没了的，但是我不想从椅子里起身去接听，我安慰自己是推销电话，或者是佐伊的老师发来的会议通知。我对那种会议没兴趣，只有老校友和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家长才愿意出席。

突然，大门被撞开了。突如其来的，粗暴的。佐伊穿着粉色的球衣、粉色的短裤，踩着一双裹满泥巴的鞋站在门口。她戴着护胫，过膝的艳粉色长袜上溅着泥点。她还梳着两根辫子。每次比赛之前，总有热心的队友妈妈依据队服的特点，给幸运符队的孩子们打理出统一的发型。

她嚷嚷着：“你去哪儿了？”恶狠狠地把书包扔在地板上。她开着门怒视着我，我看见她背后有邻居端着一盒比萨走过去，假装对佐伊气愤的喊叫无动于衷。比萨的香味飘进屋里，我才意识到自己饿了。“你没有去看我的比赛。”她接着说，没容我给第一个问题编出一个合适的理由回答她：我忘了，还是工作太忙脱不开身。

可是，我能说出口的只有“抱歉”，听起来有点儿虚伪，因为事实上就是虚伪。我不抱歉，没去看佐伊的比赛我不感到歉意。因为如果我去了，就没有抱着露比坐在摇椅里的这段时光了。

“我一直给你打电话。”她说。叉着腰，噘着嘴，看了一眼厨房，发现我还没做晚饭。天快黑了，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只是干坐在黑暗里。她打开餐桌上的灯，灯光晃到我的眼睛，一时无法适应。

婴儿呻吟了一声，我赶紧哼哼着：“好了好了。”琢磨着是灯光太亮还是佐伊的声音太大惊扰了她。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佐伊吼着。“我给你打电话，你不看我的比赛，你一直没出现。”她哭起来。我想象着：佐伊和其他幸运符队的队员在赛场上，拒绝承认我在现场，每场比赛都如此。这太难为情，真的。她不希望我在那里。然而，她又不想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妈妈陪的人。

我没理会，没回答佐伊的问题。而是反过来问她：“你怎么回来的？”

“你听见我的话吗，妈妈？”她问。我发现自己有点儿反感她说话的语气。她尖酸的口吻好像领导对待下属似的。

“听见了，佐伊，我听见了。但是我在问你，你怎么回来的？”

她怒了。冲进厨房在橱柜里到处乱翻找吃的东西，拽开这个，关上那个。然后说：“教练帮我打车。他不能陪我一晚上，等着你，你知道吗？就像那天一样，他有自己的生活。”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你要还他十四美元。”她从冰箱里出猛地抽出一瓶水，“马库夫人说她一直在给你打电话。她说你没回电话。”然后，她拿着一盒苏打饼干和水回房间了。她走了两步，在工作室门口停住，问道：“你为什么不回电话？”

“我很忙，佐伊，你知道的。”我知道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脑子里还没有概念，照顾一个婴儿何止一个“忙”字可以形容。“忙”的意思是在手臂上彩绘、给朋友发信息、逃作业和对着英俊的教练山姆想入非非。千辛万苦抚养孩子的那些时间可不是那种忙。

“好吧，你准备给她回电话吗？”她问。她的两根辫子垂在前面，发梢连在一起围住她的脖子。她看起来不只十二岁，她不笑的时候，我看不见时刻提醒我她还是个孩子的牙齿的矫正器。我突然发现，第一次意识到她有胸了。一直是这样吗？难道是我以前忽视了，还是她一夜之间长成少女了？

“是的，”我说，“当然。”

“什么时候？”她质问。

“很快，我很快就给她打。”

“这个孩子不是你的，你知道。”她冒出这么一句话。她注意到我温柔地摇晃着露比，抚摸着她的头。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痛苦地问，但是语气平和。

“你好像认为她是你的。这太奇怪了。”然后她冷冷地问：“杨柳呢？”她的话让我措手不及，简直就是当头一棒。我被数落的有些气短，迟缓地说：“她不太舒服。早早地睡了。”为了让佐伊信以为真，我平静地解释道：“流感，流感泛滥。”

也许，佐伊想起了我给优秀的前台达纳打过去的欺骗电话，她转了转眼睛，冷笑地说：“好，好。”然后直奔自己的房间，重重地关上了房门。

我把露比放回到大腿上，一直摇到黑暗笼罩着整个天空。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点点星光和灯火明灭的高楼，这一点儿灯光，那一点儿灯光，汇成万家灯火。

杨 柳

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和马修见面。我们大部分时间去图书馆，我们在一排排的书架间看书，或者接吻。我们总是尽可能早地到达图书馆，因为如果耗到太晚等到放学的话，学生们将蜂拥而至，挤满走廊尽头的桌子。即使在没人去的工程书走廊里也吵吵嚷嚷的惹人烦，所以只要约瑟夫和艾萨克离开奥马哈的家，我们马上就出去。中午时分的图书馆寂静无声，孩子们在学校，大人们在上班，我们两个像世界上唯一的生灵一样在走廊里游荡。图书管理员也躲得远远的，因为没人看工程书，没有书需要整理。

只有一次，一个管理员拦住我们好奇地问：“学校放假了？”语气里没有不信任，可我还是愣住了，我的心停止了跳动，相信她一定会把我交给约瑟夫。是马修，他说：“我们有家教。”好像早就准备好了，准备好很长时间了。管理员点点头说：“多幸福啊。”然后走了。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家教”是什么意思，但是马修懂。

就这样结束了。再没有人问过我们在那里干什么：两个孩子大中午的从学校跑出来。

马修抚摸我的方式和约瑟夫截然不同。马修的手是体贴的，约瑟夫可不是。马修的手温柔地缓慢地移动，约瑟夫则不会。我感觉马修的手就像橡皮一样，他抚摸我的时候就抹去了约瑟夫的手在我脑子里的印记。

马修越来越频繁地提出要带我离开。可是他也说知道他爸爸不会放过我。而且，他没有钱养活自己，更别说养我了。他没告诉我离开救护站之后他住在哪里。总之没有实话。他说睡在朋友的沙发里，或者住在朋友门店里的简易床上。他每次谈到这些事的时候，就像讲坐船游览密苏里河时一样，总是看着别处。我知道他在撒谎。他总是一脸疲惫。他开始显老，他的皮肤变得粗糙。也许他睡在马路上，我不知道。

但是，他一如既往地说要带我离家出走。他提过奥马哈以外他想去的很多地方。高山，还有海滩。他说过要攒钱，他说过他挣钱的方法：偷女人的包或者抢银行。我不相信马修真的这么做了，但是如果这样可以让我离开约瑟夫和米利亚姆，我想，可以。只要没人受伤就好。

“也许，”他说，“有那么一天。”

在奥马哈的房子里，在我的卧室里，马修有好几次想吻我。他好几次想躺在我的身边，不是为了看书而是为了别的。

我不知道马修在做什么，也不知道约瑟夫进我房间做什么。我特别害怕，不敢告诉马修，我怕他不相信我。“我诅咒你，”约瑟夫说，“没有人会相信你。”

而且，约瑟夫提醒我，我是个没人要的孩子，除了他和米利亚姆。

从秋天到冬天，我和马修一直坚持图书馆之约。约瑟夫在家待了好几周，或许更长，他不去上班。“放寒假了。”他说。他一天到晚地和我待在那所房子里，我根本见不到马修，我想他。我思念马修停留在我身上的手和嘴唇，想听他叫我名字的声音：克莱尔。大雪从天而降，雪片又厚又密，草坪穿上了一袭白衣。我凝视着窗外漫无边际的雪花，回忆在奥加拉拉时和爸爸妈妈堆雪人、滑雪橇、打雪仗的情景。在这里，雪不过是另一个让人待在屋里的理由而已。奥马哈屋里和屋外的温度一样低，窗户漏风，暖气只有20摄氏度。我总是处于寒冷之中。

约瑟夫去上班了，马修回来了。日历已经翻到了三月份，可是冬天好像永远不会结束，天气怎么也不像春天。寒冷，灰暗，家家户户的屋顶上依然结着冰。

三月初的一天，马修过来接我去图书馆，兴致勃勃地在电脑上给我展示他新发现的一个游戏。他进来的时候情绪高涨，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从没见过他那么兴奋。天空的颜色像是一块碳，我们呼出的热气化作了一股烟。

我和马修都不知道约瑟夫那天不舒服。我们不知道当我们跳上蓝色的公交车路过伍德曼大楼的时候，正在社区大学讲课的约瑟夫会突然感觉头疼；我们拉过椅子坐在电脑前的时候，他正计划取消下午的课回家休息。我们把钱投进售货机买薯片的时候没办法知道他正在收拾东西，背上黑书包准备出门；还有后来，我们坐在工程书通道看书亲吻的时候，约瑟夫却钻进他的车里，开车回家了。

我们回去的时候，屋子里静悄悄的，冷风把我们推进去。马修侃侃而谈地说着他妈妈米利亚姆，说如果他像她一样成为植物人，他宁愿有人朝他开一枪，让他从痛苦中解脱。

我震惊了，只顾张大嘴巴看着他，没发现约瑟夫坐在灯芯绒的躺椅边上，用他的一双鹰眼恶狠狠地盯着我们。他一动不动，像尊雕像。马修僵在门口，我莫名其妙地也停下来，转头看见了约瑟夫，他双手紧握灯柱，大灯罩被甩到地板上，落在他黑色的大靴子旁边。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简直无法理解。约瑟夫异常冷静地问我们去哪了。

“散步。”马修说。约瑟夫什么也没说，他把灯线一圈一圈地绕在手上，还轻轻地扯了扯试试松紧。

然后约瑟夫问我的衣服是哪来的。以前为了不让约瑟夫看见，马修每次都把衣服带走。

约瑟夫和马修对视了很久。约瑟夫怎么也不可能知道，他上班的时候，马修常在这个家里进进出出。

约瑟夫让我说，说我们出去散步了，因为撒谎的嘴和邪恶的想法一样是上帝所憎恶的。他让我大声地说出来。他想让那些话从我的嘴里说出来。

我说了。

他转向他的儿子，说道：“我是怎么教你的，马修？坏朋友会毁掉良好的品行。难道我不是一直这么教育你的吗？”

接下来，就这样发生了：约瑟夫冲出来，用灯柱反复地打马修同一侧的头。他大声地吼叫着那些妈妈只在嘴里小声嘀咕过的词。

我拼命拦着约瑟夫，让他住手，他把我推倒在冰冷坚硬的地上。过了一分钟我才缓过神来，重新站起来，但是在我明白过来之前，约瑟夫又把我推倒在地。这一次，鲜血从我的鼻子里流出来，红色的，黏稠的，源源不断地流着。

一切都来得太快了。

灯柱砸在坚硬的骨头上，发出声响。

一条深红色的血柱喷向空中，溅在麦片色的墙面上。

每次喘息间我都听见“畜生”“混蛋”“蠢货”一类的词。

手边的东西都变成了武器：电话、花瓶、电视遥控器。玻璃碎了。还有哭声以及更多的血。

我蜷缩在地上，感觉地板像地震一样在颤抖。

后来，艾萨克也加入了，他从学校或者是打工的地方回来，和约瑟夫一起打马修。那么用力，我真不知道他能不能站得住。我嘶喊着：“住手！放开他！”可是没人理我。马修摸到一个烛台，成功地用它抵住了艾萨克的头，他瞬间就不动了。

艾萨克失去平衡，打了一个趔趄，一只手抓着自己的头。

马修接着举起烛台， 约瑟夫使劲夺了过去。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三十秒？三十分钟？好像一辈子，我确定有那么长。

我什么也做不了。

“这就是你说的正当防卫？” 露易丝·弗洛雷斯问，“你是这个意思吗？”她挽起起球的羊毛衫的袖子，拿出一张纸扇风。她流汗了。外面肯定很暖和，已经从春天进入夏天了。她的鼻子上挂着汗珠，葡萄干似的皮肤褶皱里存着汗水。我看见阳光从孤零零的窗户里照进来，给这个阴郁的房间在黑暗中注入一线光明。

“是的，弗洛雷斯夫人，”我说，“当然是。”

我闭上眼睛看到的还是马修，血流顺着他深棕色的头发淌到他的脸上。那天在客厅里，他和约瑟夫、艾瑞克打成一片的时候看起来老了十岁。我恨自己不能阻止他们，更糟糕的是，我体会到了马修的心情：无能和无力。他瞪着我身后的地方，我知道他最深的感受是耻辱。我恨这一切。

“过了一会儿，”我对弗洛雷斯夫人说，“马修走了。你知道，他不想走。他不想把我留在那个家里和他们在一起，但是他无能为力。”

我给她讲了在那个可怕的三月的下午，马修是怎么心力交瘁地把自己拖在门口才离开的。

现在，那情景还历历在目，马修爬到门口。约瑟夫和艾萨克则在狂笑。

我听见他们在起哄。

“去哪儿？”她问，“马修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我回答，“我不知道。”

我回忆着：他在出门之前用抱歉的眼神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