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我來託他。」
這韋瑛原是京師的一名無賴，三年前三邊總制王越在河南平亂，韋瑛由一個同姓的太監關說，隨定西侯蔣琬走了一趟延綏，以戰功升為錦衣衛百戶。此人狡詐百出，與汪直臭味相投，視作心腹。董璵去託他，滿口答應。哪知到了汪直那裏，全不是這回事。
「這楊曄是有名的豪富。他的錢都是做海盜弄來的，最近招納亡命，預備出海，到日本勾結倭寇，攻打福建。如今父子兩人，逃在他姐夫董璵家。」韋瑛慫恿著說，「汪公公，抓住了楊曄這個叛逆，是真正的大功一件。」
汪直大喜，即時在錦衣衛調了人馬，到董璵家搜捕，父子翁婿，一網打盡。西廠自己設有刑獄，各種苛刑，非常人所能想像，有一種叫做「琶」刑，是將一個人骨頭的關節，用特殊手法，寸寸解開。楊曄曾經三上琶刑，絕而復甦；逼問他攜帶到京的金銀財寶，匿藏何處？楊曄熬刑不過，隨意供了一個人。這下，他的叔父兵部主事楊士偉便大遭其殃了。
楊士偉全家被捕，飽受酷刑，財產當然絲毫不存了。到得結案時。楊曄已死在獄中，楊泰論斬、楊士偉貶官；韋瑛為汪直派到福建去抄楊曄的家，其中一部分來自海外的奇珍異寶，未入「贓罰庫」，轉到昭德宮去了。
由於楊士偉被捕，並未請旨，因而開下一個惡例。從南京留守的大臣，到鎮守大同、宣化的將帥，汪直要抓就抓，肆無忌憚。這一來，商輅認為閣臣不能不說話了，邀集同僚密議。
這時的大學士又添了兩位，都是皇帝在東宮的舊人，亦都姓劉，一個叫劉珝，皇帝稱之為「東劉先生」；一個叫劉吉，與劉珝同年，都是正統十三年的進士。
二劉的性情不同，劉珝伉直，劉吉陰刻，所以劉珝看不起萬安，曾當面斥之為「無恥負國」；而劉吉則私下與萬安交好，面且透過萬安的關係，結納了萬貴妃的兩個弟弟。但談到對付汪直，二劉甚至萬安的態度是一致的，因為汪直在朝中，只賣由三邊總制內調為左都御史、兼督京營的王越一個人的賬，劉吉與萬安亦不免自危，所以都願力助商輅。
奏稿由商輅親自起草，數汪直十一大罪。結論中說：「陛下委聽斷於汪直，直又寄耳目於群小，如韋瑛等輩，皆自言承密旨，得專刑殺，擅作威福，殘虐善良。陛下若謂摘奸禁亂，法不得已，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逯杲激成，可為殷鑒。自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
此奏上達御前，皇帝大為不悅。「也不過重用了一個太監，又何至於一下子就危及天下？」他對懷恩說，「你到內閣去問，這道奏章是誰主的稿？話說得重一點！」
原來汪直因為有直接面奏之權。所以他的所作所為，懷恩不大知道。同時汪直有一道嚴格的禁令，凡在西廠服役的，絕對不許洩密，所以連懷恩亦被瞞過了。到得內閣本乎「話說得重一點」的面諭，詰責的措詞跟語氣，都很嚴厲。
四閣臣的表情是：劉珝氣憤，劉吉陰沉，萬安皺眉，而只有商輅，平靜如常。
「懷司禮，」他指著一疊卷宗說道，「汪直所為的不法之事，都有案可稽。朝臣無大小，有罪皆須先請旨奉准，方能逮捕審問。汪直擅自逮捕太醫院院判蔣宗武，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刑部郎中武清，清軍御史黃本。左通政方賢四品，浙江布政使劉福三品，亦且不免。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汪直亦擅自逮捕；宣府、大同，北門鎖鑰，守備不可一日或缺，汪直一天之中，拿問了五員武將，械繫至京。請問，汪直不去，國家如何不危？」
「昔日王振用事，尚且不致如此跋扈！」性情激烈的劉珝，接著發言，「土木堡之變，至今不過三十年，皇上莫非就忘記了先帝蒙塵之苦？」劉珝越說越激動，搥胸頓足地哭道：「皇上如果不罷西廠，天下就會大亂。外患可禦，內亂難平，那時有十個于少保亦難以為力。懷司禮，請你在皇上面前力爭，倘或皇上還要用汪直，請先罷免閣臣！」
懷恩一直沒有作聲，只是將左手食指咬得格格作響。不知他是切齒於汪直呢；還是想到汪直如此罪大惡極，竟無所聞，有愧職守，誤責賢良而自悔自恨。
「是了！」他終於拱拱手說，「四位閣老，朝廷柱石，懷恩盡知。明日必有以報命。」
懷恩回宮覆命，皇帝一見，先就詫異地問：「懷恩，你的手指怎麼啦？」
這一下懷恩自己才發覺，左手食指，嚙咬過重，皮骨已破，血正涔涔下滴，當即答說：「奴才聽四閣臣所言，實有嚙指之痛。奴才據實回奏，不敢迴護，更不敢欺罔。據謹身殿大學士商輅說──」他將商輅的話，幾乎一字不遺地覆述了一遍。
皇帝大為驚訝。「汪直真是這麼過分嗎？」他還是不太相信的語氣。
「內閣，」懷恩用手比了一下，「有這麼厚一疊卷宗，都是告汪直的。」
「你看了沒有？」
「沒有。」
「那，真假就不可知了。」
「可是，『東劉先生』的眼淚是不會假的。」懷恩這才轉述劉珝要求他在御前力爭的話。
皇帝聽完，沉吟了好一會說：「原奏中只請『罷汪直以全其身』，你去傳旨訓飭，西廠撤銷，東廠照舊。」
「是。」懷恩問道，「韋瑛呢？」
原奏中在「罷汪直以全其身」之下，還有一句話，「誅韋瑛以正其罪」，懷恩此問，原意想殺韋瑛，但皇帝不允。
「把他攆出去，也就算了。」
於是懷恩將汪直召至司禮監，狠狠訓飭了一頓，西廠立罷，韋瑛遣發到宣化府充當苦差。消息一傳，朝野歡聲雷動，甚至還有人放鞭炮稱慶。
但是，亦有人頗為汪直講話，如左都御史王越，在朝房中見了二劉便說：「汪直行事，亦有很公平的。商、萬兩閣老在事甚久，是非甚多，對汪直有所忌憚，欲去之而後快；兩公入閣才多少日子，何苦如此？」
「我輩所言，非為己謀。」劉珝答說，「而況不公之事要靠汪直來糾正，試問朝廷置公卿是幹甚麼的？」
王越無言以對，但內心卻期望汪直能夠復起。原來此人是徐有貞一路的人物，才大志亦大，博涉書史，多力善射，所以雖是進士出身，卻期望立邊功來封侯。事實上邊功已至，封侯之願卻猶渺茫。原來這三十年來，朝廷的外患已有變化。也先早就去世，韃靼內部，殺伐相循，其中較強的酋長為毛里孩、阿羅出、孛魯乃、滿都魯、孛羅忽，入寇之處，不外遼東、宣化、大同、寧夏、甘肅，去來不常，為患不久。這種情形，到了天順初年，起了個很大的變化。
變化之起，是由於阿羅出發現河套是個好地方──黃河自青海流入甘肅境，至蘭州附近，折而往北，經寧夏入綏遠，復又東流，至接近山西處，屈曲向南，直下潼關，成為陝西與山西的界河。西起蘭州、東至山西偏頭關，這個由東、北、西三面黃河所包圍的區域，名為「河套」，土地肥沃，水草豐盛，但自唐朝在黃河以北築東、中、西三受降城後，河套雖有蒙古部落，仍視作內地。明朝初年，阻河為守，沿長城築高臺碉堡，防範甚密。永樂初年，看韃靼漸漸北移，守將始撤至長城以內的榆林堡。
及至阿羅出潛入河套，發現可以久居，便盤踞不去了。接著毛里孩、孛羅忽也來了，但三部互爭水草，無法大舉入寇，一面遣使通貢，一面相機騷擾，朝廷以安撫為主，邊將則玩忽不戒，以致河套日漸多事。
到得成化二年，韃靼各部取得協議，入延綏聯合南侵，朝廷拜撫寧侯朱永為靖虜將軍，而以大同巡撫王越參贊軍務，雖然打了兩個勝仗，但並不能將毛里孩等部落逐出河套，因為官軍能作戰的只得萬把人，而韃靼人數則有數倍之多，而且備多力分，更覺不敵。
於是朱永與王越會銜上奏，條陳戰、守兩策，戰則須調兵十五萬，兵部尚書白圭無從調遣，只好採取守勢，朱永召回，王越亦奉命回京議事。
但廷議仍主進剿，先前之不能成功，是因為將權不一，宜專遣大將調度。於是拜武靖侯趙輔為平虜將軍，陝西、寧夏、延綏三鎮總兵，皆歸節制。王越其時已加了總督銜，仍舊參贊軍務。不久，趙輔因病召回，改由寧晉伯劉聚代替，參贊則仍是王越。
王越在榆林堡前後七年，經常親自領兵出擊。韃靼部落又是一番滄桑，毛里孩勢力漸衰，最強的兩個酋長是滿都魯、孛羅忽。成化九年九月，滿、孛二人將老弱婦孺安置在靈武以東、靠近寧夏、出鹽的花馬池地方，然後長驅南下，一直蹂躪到秦州、安定，快接近渭水了。
在榆林堡的王越得報，率領延綏總兵官許寧、游擊將軍周玉各領五千騎，由榆林往西，過紅兒山、白鹽池，兩晝夜行了八百里路，打算抄韃靼的後路，直搗花馬池。其時秋風大起，黃塵迷目，向西北前進的官兵頗以為苦，王越只好暫時駐馬，等風勢過去再說。
不道有個頭髮已白的老兵，在他馬前拜了下去。「恭喜王大人，」他說，「這一去一定大勝。」
「何以見得？」
「去的時候有風，黃沙把我們的影子都遮沒了，韃子不會發現。」老兵又說，「等我們搗了他的老巢，韃子擄掠回來，是在下風，趁風勢之助，迎頭痛揍。哪有個不勝的？」
王越大喜，下馬扶著老兵的手臂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沐恩叫馬成功。」
「好個馬到成功。」王越說道，「我升你為千戶。」
於是王越重新部署，將一萬人分為十隊。自率中路，許寧、周玉為左右翼，偃旗息鼓，十道並進，大破韃靼的老營，殺的殺、降的降，俘獲駝馬器械無算。所有的蒙古包，當然燒得光光。
不過，王越並未守候在上風迎擊滿都魯、孛魯忽，因為已經夠了。
果然滿、孛二人飽掠而還，只見血流遍野，一片灰燼，妻兒都不知道哪裏去了。相顧痛哭，出長城北去，不敢再住河套了。
論功行賞，王越只得了一個「太子少保」的虛銜，增俸一級。不過官位權柄倒是加重了，廷議設「三邊總制」府──明朝的邊防，東起山海關、西迄玉門關，沿長城共有九處重鎮：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固原、甘肅，稱為「九邊」。而西面自延綏至甘肅，則稱為「三邊」，其實連固原共有四鎮。三邊的延綏、寧夏、甘肅，文至巡撫、武至總兵，悉聽提督軍務、三邊總制的王越指揮。
不道言官彈劾寧晉伯劉聚濫殺冒功，而且牽連到王越，說滿都魯、孛羅忽不戰自退，王越亦不無冒功之嫌。朝廷以韃靼絕跡於河套確是事實，所以置而不問。但王越自以為功大而賞薄，一直怏怏不快，復有言官此一彈，心裏更不舒服，所以稱疾還朝，內調為左都御史、兼督京營。
但他依舊很熱中，想尋求奧援，再立邊功，庶幾封侯有望。打聽到汪直的心腹韋瑛，正是他在延綏所提拔過的小校，於是折節下交，由韋瑛引見給汪直，談得頗為投機。汪直在朝中，部院大臣都敬鬼神而遠之，除了吏部尚書尹旻以外，幾乎沒有人願意理他。難得王越有心趨附，自然一拍即合。
汪直的西廠雖已撤銷，但仍舊受皇帝密命偵查外事。有一個說來不可思議的原因是，皇帝愛聽汪直來談市井之間，離奇古怪的新聞。因為寵眷未衰，便有人想投機，能使汪直復掌西廠，則以此擁護之功，自不愁無進身之階。
有個御史叫戴縉，九年不調，未進一階，看準了這一點，上奏說道：「近年災變頗仍，未聞國家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惟太監汪直，釐奸剔弊，允合公論，而只以校尉韋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廠。伏望推賢任人，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
「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這一著很厲害。因為凡是正人君子，都怕招致尸位素餐、駑馬戀棧之譏，「自陳去留」時，總以求去者多。果然，第一個是首輔商輅，早先汪直就說他曾納楊曄之賄，事出有因，商輅是楊榮的「小門生」，楊曄至京見老世叔，以福建土產餽贈，亦是人情之常，不道成了話柄。商輅內心原有些不安，如今戴縉稱頌汪直，而皇帝並無表示，無異默認戴縉之言為是。這一來，商輅還有甚麼臉面立於朝班？因而上奏「乞骸骨」，語氣非常堅決。皇帝准了他的奏請，不過特加恩遇，進位少保，賜敕稱功，賞賜珍物，派兵部官員護送，馳驛榮歸。
此外左都御史李賓、刑部尚書董方、南京吏部尚書薛遠這一班正色立朝的大臣，亦都不安於位，紛紛求去。皇帝估量不會再有人反對汪直，遂即降旨，復設西廠，距詔罷西廠只得兩個月。
汪直恢復勢力後，第一個受益的就是戴縉，由九年不遷的七品御史，一躍而為從五品的尚寶司少卿。有些不識廉恥為何物的言官，驚喜地發現戴縉為他們開了一條終南捷徑，專挑注直看不順眼的九卿，摘舉細故，嚴詞彈劾，一時京官落職的，不下四、五十人之多。其中最倒楣的是兵部尚書項忠。
此人籍隸浙江嘉興，與韓雍同年，都是正統七年的進士，才幹政績亦與韓雍相仿。土木之變，他以刑部員外郎隨扈，被俘後派他養馬，找個機會盜走兩匹好馬，騎一匹、牽一匹，交替著向南疾馳，得以脫險。後來派到陝西當按察使，吏治軍務，兩皆出色。成化八年由湖廣總督內調，歷都察院、刑部而調為兵部尚書。他是最看不起汪直的，所以西廠復開，汪直必欲去之而後快。
真是冤家路窄，汪直復起後，由於韋瑛不在身邊，另外重用了一個錦衣百戶吳綬。這個人詭計多端，但頗工文筆，原先就為汪直掌密奏，此時自然而然地成了汪直的心腹。
吳綬與項忠結怨，是因為吳綬在陝西從軍時，唆使他的長官養寇自重，為項忠嚴劾，以致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