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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她。地理学得可以，但历史学得不好，课堂上也不专心听课。”
不知为什么，尼基丁忽然可怜起自己这个同事来，并想对他说些温存的安慰的话。
“亲爱的，您为什么不结婚呢？”他问道，“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比方说，您为什么不娶瓦丽娅呢？这是一个非常美非常好的姑娘！不错，她很喜欢跟人争论，不过，她的心……心地多么好啊！她刚才还问到您。亲爱的，您就跟她结婚吧！嗯？”
他虽然很清楚，瓦丽娅是不会跟这个枯燥乏味、翘鼻子的人结婚的，但他还是劝他娶她，为什么呢？
“婚姻是人生大事，”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想了想后说，“应当考虑周全，好好掂量掂量，不能马虎，慎重任何时候都没有坏处，特别是在婚姻方面：您一结婚，就已不是单身汉，而要开始过新生活了。”
于是他又开始讲那些大家早已熟知的事。尼基丁没有听下去，说了声对不起，便回自己房间去了。他很快地脱下衣服，很快地躺下来，以便赶快想他的幸福，想玛纽霞，想未来，微笑着，忽然又想起自己还没有读莱辛的书。
“是该读一读……”他想道，“其实，我又何必读它呢？让它见鬼去吧！”
被自己的幸福弄得很困的他很快就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晨脸上都留着笑容。
他梦中听见原木地板上响起了马蹄声。他梦见从马厩里先是黑马努林伯爵被牵了出来，然后是白马维利康，再后是它的妹妹玛依卡……
二
“教堂里十分拥挤而又嘈杂，有一次有一个人甚至大叫起来。替我和玛莎举行婚礼仪式的大司祭，透过眼镜望着人群，严厉地说：
“‘你们不要在教堂里来回走动，不要吵吵嚷嚷，安安静静地站着祈祷，要敬畏上帝才是。’”
“我的男傧相是我的两个同事，玛尼娅的男傧相是波利扬斯基上尉和盖尔涅特中尉。高级僧侣唱诗班唱得很出色。烛花噼啪响，灯火辉煌，服装华丽，有许多的军官，许多快活的满意的脸孔；玛尼娅的神情是多么的特别、多么的轻盈！总之，整个氛围和婚礼的祈祷词都使我感动得流泪，十分惬意。我在想：我最近的生活有如鲜花怒放，变得多么富于诗意而又美好！两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学生。还住在涅格林诺依的廉价旅馆里，没有钱，没有亲人，我当时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前途了。而现在，我是省城一所优秀中学的教师，有可靠的收入，有人爱，有人宠；瞧，这群人都是为了我才聚集在这儿的，都是为了我，才点亮那枝形吊灯，那助祭才大声喊叫，那唱诗班才卖力吟唱。不久后我便可以叫她为妻子的那个人竟是那么年轻、优雅而又高兴，那也是为了我。我想起了我们的初次约会、到城外旅行、向她求爱，还有那天气，整个夏天的天气好像也是有意给我们安排好了似的——出奇的好。我住在涅格林诺依时，还觉得这种幸福只是在中长篇小说里才有，我是不可能有的，而现在，我却实际感受到它了，好像已经抓在自己手里了。”
“婚礼完毕后，大家都纷纷跑过来，围住我和玛尼娅，表示他们真挚的高兴，向我们道喜、祝福。有一位准将，年近七十的老人，只向玛尼娅一人道喜，并用老年人的吱吱的嗓音对她说，声音很大，整个教堂都听得见：
“‘亲爱的，我希望您结婚以后也仍然是一朵像现在一样的玫瑰花。’”
“军官们、校长、所有的教师，出于礼貌，都面带笑容。我也觉得自己脸上有一种愉快的却不是真正的笑。老是说些尽人皆知的话的史地教师，最亲爱的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动情地说：
“‘这之前您没有结婚，是单身汉，现在您结婚了，就过俩人的生活了。’”
“我们坐车来到一所两层楼的、没有粉刷的房子里。这是我得到的一份陪嫁。除了这所房子，玛尼娅还带来两万卢布的现金和一块叫梅里托诺夫斯卡娅的荒地及一所看守人用的小房子，听说那里还养着许多鸡鸭。由于没有人照管，鸡鸭都变野了。从教堂回来后，我就走进自己的新书房里，伸个懒腰，便躺在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伸开四肢，抽烟，感到轻松、方便、舒适，这在我的生活中是从未有过的。这时客人们正在欢呼‘乌拉！’，前室一个蹩脚的乐队在演奏迎宾曲和不三不四的歌谣。玛尼娅的姐姐瓦丽娅手里拿着高脚酒杯跑进书房里来，脸上显出奇怪而紧张的表情，仿佛嘴里含了一口水似的，看样子她还要继续往前跑，但突然大哭大笑起来，高脚酒杯当的一声掉在地上。我们托着她的胳膊，把她带走了。”
“‘谁也弄不明白。’后来她躺在后屋奶妈的床上喃喃地说，‘不论谁，不论谁，谁也弄不明白！’”
“不过，大家都明白，她比自己的妹妹玛尼娅大四岁，却还没有结婚。她之所以哭，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忧愁地意识到她的年华正在过去，也许已经过去了。在跳卡德利尔舞时，她就已经满脸泪痕地待在大厅里，脸上扑过了粉，而且我看见，波利扬斯基上尉端着一碟冰淇淋站在她的面前，她拿勺子在舀着吃……”
“这时已经是早晨五点多钟了，我开始写日记，想把自己丰富多彩的幸福描述一下，写上六页纸，明天拿去念给玛尼娅听。可是怪事，脑子一片混乱，迷迷糊糊，像做梦一样。我只清楚地想起瓦丽娅发生的那件事，并想写上一句：‘可怜的瓦丽娅！’我真想一直这样坐着写下去，写‘可怜的瓦丽娅！’顺便提一下，树叶簌簌响，快要下雨了，乌鸦在聒噪；我的刚刚入睡的玛尼娅不知为什么，一脸愁容。”
后来，有很长时间尼基丁都没有写日记。八月初他开始忙于学生的补考和入学考试工作，圣母升天节后便上课了。他通常八点多钟上班，九点多钟就开始惦记玛尼娅和自己的新家了，所以不停地看表。上低年级的课时，他便叫一个学生起来带着全班默写，而孩子们默写时，他就坐在窗台上，闭目遐想，不论是幻想未来，还是回忆过去，对他来说，都是同样的美好，就像童话一样。上高年级课时，他就让学生朗读果戈理或普希金的散文；学生的朗读使他发困，这时，人们、树木、田野、骑着的马，都在他脑海里升腾起来，于是他就叹一口气，好像在叹赏作家似的说：
“多么好啊！”
中午休息时，玛尼娅派人给他送来早饭，上面用一块雪白的小餐巾盖着。他吃得很慢，吃一吃，停一停，为的是要拉长享受的时间。而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的早饭却只有面包，他带着尊敬和羡慕的心情看着他，说些尽人皆知的话：
“人不吃饭就不能生存。”
从学校出来后，尼基丁又去上家教课，最后到五点多钟才回家。他既高兴，又不安，仿佛有整整一年没有回家了。他气喘吁吁地跑上楼去，寻找玛尼娅，拥抱她、吻她，说些海誓山盟之类的话，诸如他爱她啦，没有她就活不成啦，着实十分惦记她啦，还担心地问她身体是否健康，为什么脸上这么不快活。然后两人一块吃了午饭。午饭后他躺在书房的长沙发上抽烟，她就坐在他的身边，小声地和他说话。
如今，礼拜天和节日是他最幸福的日子，到了节假日，他就整天待在家里。这些日子他过的是淳朴的然而是非常愉快的生活，这使他联想起牧歌式的田园生活。他不断地观察着他那聪明的、值得赞许的玛尼娅怎样地营造这个小窝，他自己也要表现出他在家里并不是多余人，便去做些徒劳无益的事情，比方，把轻便双轮马车从车棚里推出来，然后绕着车周围看一遍。玛尼娅养了三头奶牛，办起了一个真正的牛奶产业。在她的地窖里和地窖出口处，放着好多坛牛奶和好多缸酸奶油，这都是她留着做黄油用的。有时尼基丁为了开玩笑，向她要一杯牛奶，这可把她吓慌了，因为这是不合常规的做法，他便笑着搂着她说：
“好啦，好啦，我这是开个玩笑，我的宝贝儿，开个玩笑！”
要不就笑她太小气。比方，有时她在橱柜里发现有一块变了质的、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香肠或干酪，还一本正经地说：
“这厨房里的佣人可以吃！”
他对她说，这么一点东西只适合于放在捕鼠器上。她则慷慨激昂地证明男人对家务事一窍不通：即使送三普特好吃的东西到厨房里去，仆人也不会吃惊的。于是他表示同意并高兴地拥抱了她。凡是她说的公道话，他都会觉得不同寻常，值得赞许，而跟他相左的意见，他也认为是天真的和动人的。
他头脑里有时出现玄想念头，就跟她讲一些抽象的话题。她听着，好奇地看着他的脸。
“我跟你在一起真是无限地幸福，我亲爱的，”他一面说，一面依次地抚弄着她的手指头，或者是把她的发辫弄乱，再编上，“但我不把这种幸福看作是偶然从天而降，落在我身上的东西，这种幸福是十分自然的、合情合理的和逻辑上完全正确的现象。我相信，人是自己幸福的创造者，我现在获得的正是我自己创造的东西。是的，我没有装腔作势，这一幸福是我自己创造的，我有权享有这个幸福。你了解我的过去，孤苦、贫穷、不幸的童年、忧郁的青春，这一切都是奋斗。这就是我开辟的通向幸福的道路……”
十月份，中学遭受了重大损失：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头上长了丹毒，死了。临死前两天，他已处于昏迷状态，说胡话，不过，就是说胡话时，他也只说些人所共知的事：
“伏尔加河流入里海……马吃燕麦和干草……”
他出殡那天，中学停课。同事们和同学们抬着盖了盖的棺材，学校的唱诗班一路上都唱着《神圣的上帝》，直到墓地。参加出殡行列的有三个司祭，两个助祭，整个学校的男生和教师，还有穿着讲究的长衣的大主教的唱诗班。碰到这种庄严出殡行列的过路人也在胸前画十字，并且说：
“让上帝保佑大家都死得这样风光。”
从墓地回到家里后，深受感动的尼基丁从桌子里找出自己的日记，写道：
“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刚刚被埋进坟墓。”
“你安息吧，质朴的劳动者！玛尼娅、瓦丽娅和所有送葬的女人都真情地哭了，也许是因为她们知道，从来没有一个女人爱过这个不令人感兴趣的、受压的人。我想在这个同事的坟墓上说些热情的话，但是有人警告我说，这样做可能会引起校长的不愉快，因为他不喜欢死者。这好像是结婚以来我心里第一天感到不痛快……”
后来整个学期都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
冬天不太冷，下着湿漉漉的雪，例如，在主显节前夕，整夜吹着如泣如诉的风，就像秋天一样；水从房檐上往下流，而早晨，举行圣水祭时，警察不放任何人到河上去，因为，警察说，冰膨胀了，变黑了。不过，虽然天气不好，尼基丁的生活却仍然过得像夏天一样幸福，甚至还增加了另一种娱乐：他学会了玩“文特”。只有一件事使他感到窝火和生气，似乎妨害了他的圆满的幸福，那就是那些猫和狗，它们是他结婚时作为妻子的嫁妆一齐收下的。那些房间里，特别是早晨，总有一股动物园的气味，而且无论如何也消除不了这种气味。那些猫和狗还常常打架。凶恶的木什卡一天要喂十次，它还像过去那样，不认尼基丁，依然对着他呜呜叫：
“呜……汪汪汪……”
有一次，在大斋日，他在俱乐部玩牌，半夜才回家。天下着雨，很黑，路上很脏。尼基丁心里有些不痛快，无论如何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在俱乐部打牌输了十二个卢布？还是因为付账时有位牌桌上的对手说了句尼基丁有的是钱（这显然是指他妻子的陪嫁）的话？他并不可惜那十二个卢布，对手的话也没有可让他生气的地方，但他仍旧感到心里不痛快，甚至都不想回家去。
“呸，多么不好！”他自言自语地说，在路灯旁边停下来。
他忽然意识到，他之所以不可惜那十二个卢布，是因为那钱是白白得来的，如果他是一个工人的话，他就会明白每一个戈比的价值，就不会不在乎输赢了。而且，他在想，他的所有的幸福都是白白得来的，对他来说，实际上就像药品对于健康人一样，是一种奢侈品；如果他跟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为一块面包而苦恼，为生存而奋斗；如果他劳累得腰酸背痛，这时晚饭、温暖舒适的住宅和家庭的幸福才会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奖励和装饰品，而现在，这一切都只有一种奇怪的、不明确的性质。
“呸，多么不好！”他重复一遍，他很明白，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不妙的预兆。
他回到家时，玛尼娅已经躺下睡觉了，呼吸均匀，脸带笑容，看来她睡得很舒服。她身边蜷缩着一只白猫，白猫在打呼噜。当尼基丁点上灯，开始抽烟时，玛尼娅醒了，并急急地喝了一杯水。
“我饱吃了一顿果冻，”她说，笑了起来，“你到我娘家去了吗？”她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没有，没有去。”
尼基丁已经知道，波利扬斯基接到了调到西部一个省去的调令，并且已经在城里做辞行的事宜。可是近来瓦丽娅却在他身上寄了很大的希望，所以岳父家里变得很沉闷。
“傍晚瓦丽娅来过了，”玛尼娅坐起来说，“她什么也没有说，但从脸上可以看出，她心里有多么难过。可怜的人！我现在可是看不惯这个波利扬斯基，又矮又胖，皮肉松弛，走起路来或跳起舞来，两只腮帮子就抖动……我不会看中这种人。不过，我以前总还认为他是个正派人。”
“我现在也还认为他是正派人。”
“可是他为什么对瓦丽娅这样不好呢？”
“有什么不好呢？”尼基丁问道，开始对那只正在躬着背伸懒腰的白猫感到有一种敌意，“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向她求过婚，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