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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视痛苦，对他们来说，就是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饥饿、寒冷、委屈、丧失等感觉以及哈姆莱特式的怕死的感觉构成的。这些感觉就是全部生活。人可以感到生活苦恼，憎恨生活，可是不会蔑视生活。对了，所以我要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永远不会有什么前途。从开天辟地到今天，正如您看到的，斗争、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是与日俱增的。”
伊万·德米特里奇突然失去了思路，停下来，懊丧地揉搓着额头。
“我本想说些重要的话，可是思路断了。”他说，“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对，我想说的是：有一个斯多葛派的人为了替亲人赎身，就自己卖身做了奴隶。您看，这就是说，斯多葛派人也是有反应的，因为要作出舍己为人的慷慨行为，就需要有愤慨和同情的灵魂。在这个监狱里我已把我以前学到的所有的东西都忘掉了，否则我还能想起一些别的事情来。比如，基督又怎么样呢？基督对现实生活的回报是：哭泣、微笑、伤心、发怒，甚至难过。他没有带着微笑去迎接苦难，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这辈子离开他。”
伊万·德米特里奇笑起来，坐下。
“即使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外界而在内心，”他说，“即使人需要蔑视痛苦，对任何事都不感到惊奇，可是您又有什么理由来宣传这个呢？您是圣人？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不过每个人都应当宣传这个道理，因为这是合理的。”
“不，我想知道，为什么您认为自己有资格谈论什么理解、蔑视痛苦等等呢？难道您什么时候受过苦吗？您懂得什么叫痛苦吗？请问：孩提时您挨过打吗？”
“没有，我的父母是讨厌体罚的。”
“我父亲却是非常残忍地鞭打过我。我父亲是个严厉的、害了痔疮的文官，他鼻子长，黄脖子。不过我们还是来谈谈您吧。您一生都没有被人用手指头碰过一下，谁也没有吓唬过您，没有打过您。您结实得像头牛。您在您的父亲保护下长大，由他教您读书，后来又一下子谋取到了这个薪水很高而又清闲的职务。您二十多年都住着不花钱的房子，还有暖气，有灯光，有佣人，而且您有权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愿意干多少就干多少，甚至可以什么也不干。您秉性是个懒惰、疲沓的人，因此您尽力把您的生活安排得不让任何事情打搅您，可以坐着不动。您把事情都交给医士和其他恶棍去办，您自己则坐在温暖清静的地方攒钱、看书，为了自我消遣而想一些乱七八糟的所谓高尚的琐事。而且（伊万·德米特里奇看着医生的红鼻子），还喝酒。一句话，您并没有见过生活，您完全不知道生活，您只是在理论上认识生活。您蔑视苦难，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奇，都是根据一种很简单的理由：所谓一切皆空啦，内在外在啦——这一切都是最适合于俄罗斯懒汉的哲学。例如，您看见一个农夫在打老婆，会说，何必去干预呢？就让他打吧，反正他们迟早都要死的。况且打人的人所凌辱的并不是被打的人，而是打人者自己。酗酒是愚蠢的，而且不成体统，但是喝酒是死，不喝酒也是死。一个女人来找你，说她头痛……嘿，那又有什么呢？疼痛乃是关于疼痛的一个概念而已，何况人生在世是免不了有病痛的，大家都总是要死的。所以，娘儿们，你们走开吧，别妨碍我思考和喝酒。年轻人来请教如何生活，怎么办。换了别人，在回答之前还想一想，而您的回答却早就准备好了：努力去理解吧，或者努力去追求真正的幸福吧。可是这个玄妙的‘真正的幸福’又是什么呢？当然不会有回答的。我们在这里被关在铁格栅里，受长期监禁的痛苦，长期受折磨，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这个病房与温暖舒适的书房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好便当的哲学：不用做事，而良心又清清白白，并且还觉得自己是个圣人……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是江湖杂耍，是浑浑噩噩的痴呆……是的！”伊万·德米特里奇又生气起来，“您蔑视痛苦，可是要是您的手指头让门夹一下，您恐怕就会大喊大叫起来了。”
“也许我不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笑笑。
“那当然！不过您瞧着吧，要是您中了风，或者假定有个傻瓜或厚颜无耻的人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官品当众侮辱您一番，而且您也知道，他这样做了还可以逍遥法外——到那时，您就明白您要别人去理解生活和寻找什么真正的幸福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话很新颖，”安德烈·叶菲梅奇说，高兴地笑笑，搓搓手，“您那种对归纳和总结的爱好我也很喜欢，并且使我惊讶。刚才承蒙您对我的性格所说的一席话，简直是太精彩了。说实在话，跟您谈话使我得到巨大的乐趣。好了，我已经听过了您的话，现在请您费神也听听我说几句吧……”
十一
这次谈话又继续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很明显，给安德烈·叶菲梅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便每天都到厢房里去，他每天早晨和午饭后到那里去，常常是天黑了还在跟伊万·德米特里奇谈话。开始的时候，伊万·德米特里奇见着他还有些害怕，怀疑他有什么不良居心，公开表示对他的不友好；后来习惯了，对他从不客气的态度转变为宽容的讥诮的态度。
很快医院里便散播出一种流言，说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生经常去拜访六号病房。不论是医士、尼基塔和助理护士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到那里去，为什么在那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他们谈了些什么，为什么不开药方。他的行为显得古怪。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在家里常常见不到他，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达留什卡也很难办，因为现在医生不按一定的时间喝啤酒，有时甚至连午饭也耽误了。
有一次，这是在六月末，霍博托夫医生有点事来找安德烈·叶菲梅奇。在家里没见到他，就到院子里去找，人家告诉他，说老医生到精神病人那里去了。霍博托夫便到厢房里去，站在前堂，听见了下面的谈话：
“我们永远也谈不到一块儿，您要我信您的信仰，那也办不到。”伊万·德米特里奇愤慨地说，“您完全不了解现实生活，您从来没有受过苦，只是像吸血虫那样靠别人的痛苦生活，我却从生下来那天起至今一直不断地受苦。因此我要坦率地说：我认为我在各方面都比您更高明，更在行。用不着您来教训我。”
“我根本没有要求您信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小声说，并为对方不愿意理解他而表示遗憾，“问题不在这里，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您受了苦而我却没有受苦。痛苦和快乐都是暂时的，别去管它们。问题在于，我和您都在思考，我们看出彼此都是能够思考和推断的人。因此，尽管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但这一点就使我们一致起来了。我的朋友，如果您知道我是多么讨厌那种普遍的狂热、平庸和迟钝，而我每次跟您谈话又是感到多么高兴就好了！您是个聪明人，我很欣赏您。”
霍博托夫把门推开一点缝，朝病室里看了一眼：戴着睡帽的伊万·德米特里奇和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生并排坐在床上。疯子歪扭着脸，全身发颤，抽搐地裹紧身上的衣服。医生坐在那里，垂着头，一动不动，满脸通红，一副忧伤的束手无策的样子。霍博托夫耸耸肩膀，冷笑了一下，与尼基塔相互看了一眼。尼基塔也耸了耸肩膀。
第二天，霍博托夫和医士一起到厢房里来了，他们俩站在前堂偷听。
“我们的老大爷好像完全不正常了！”霍博托夫说，离开了厢房。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吧！”穿着华丽衣服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感叹道，小心地绕过水洼，免得弄脏了自己擦得锃亮的皮鞋，“说实在话，敬爱的叶夫根尼·费多雷奇，我早就料到会出这种事的！”
十二
这之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始发现周围有一种神秘的气氛。那些杂役、助理护士和病人碰见他的时候，都用一种疑惑的目光看着他，然后交头接耳地说话。过去他常常在医院花园里高兴地碰见总管的女儿小姑娘玛莎，而现在当他微笑着走到她跟前想抚摸一下她的小脑袋时，她不知为什么却躲开他。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听他说话后，也不再说“完全正确”了，而是莫名其妙地腼腆起来，含糊地说：“是啊，是啊……”并且若有所思地、悲伤地看着他。不知为什么，他开始劝说自己的朋友戒掉白酒和啤酒。不过他是很客气的人，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而是用种种暗示，时而对他讲起一个营长，说这是个很好的人，时而又谈到他团里的一个神甫，也说是一个很好的人，这两个人都由于喝酒，生病了，可是戒酒以后就完全好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同事霍博托夫也来看他三四回，也是劝他戒酒，并且显然是无缘无故地建议他服用溴化钾。
八月，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一封市长的信，说是有很重要的事请他去一趟。安德烈·叶菲梅奇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市政厅，在那里他看见在座的有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的校长、市参议员、霍博托夫。还有一位很胖的、淡黄色头发的先生，据介绍，他也是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姓一个很难发音的波兰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远的一个养马场里。他是顺路路过此城的。
“这里有一份关系到您的工作部门的申请书，”待大家都打过招呼在桌子边坐下来时，市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夫根尼·费多雷奇刚才说，我们主楼里的药房太窄了，应把它搬到一个厢房里去。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搬去，但是主要问题是厢房也要修理了。”
“是的，不修理不行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想后说，“不过，如果要把拐角上那个厢房改做药房用的话，我想至少得花五百卢布。这是非生产性开支。”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我在十年前就已呈报过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用平静的声调继续说，“照目前这个样子，这所医院对这个城市来说，是一个超过了它的负担能力的奢侈品。它是在四十年代建立的，不过那时候的经费与现在不同。城市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职位方面开支太多了。我想，用另一种办法，这些钱可以维持两个标准的医院。”
“好，那您就提出另一种办法来吧！”市参议员兴致勃勃地说。
“我已经向您呈请过把医疗部门移交给地方自治局办理。”
“好嘛，您把钱交给地方自治局，他们会贪污的。”浅黄色头发的医生笑着说。
“这是照例如此的。”市参议员同意说，也笑了笑。
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无精打采的无神的目光看了一眼浅黄色头发的医生，说道：
“应当做到公正才对。”
又是沉默。茶送上来了。不知为什么，军事长官感到很窘，隔着桌子碰了一下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
“大夫，您把我们全忘了。不过，您是修道士，不打牌，也不喜欢女人，您跟我们这些人来往，一定觉得挺没意思吧。”
大家都谈到，一个正派人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多么枯燥乏味，没有剧院，没有音乐。在最近俱乐部的一次舞会上，来了将近二十个女士，而男舞伴却只有两个。青年人不跳舞，都聚集在小卖部旁边，或者就是玩牌。安德烈·叶菲梅奇任何人也不看，小声地、慢慢地说：很可惜，城里人都把自己的生命精力，把自己的心灵和智慧浪费在玩牌和搬弄是非上面，而不愿把时间用在有趣的谈话和读书上，不愿享受智慧提供的快乐。可惜极了。只有智慧才是有意义的、了不起的，其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低级。霍博托夫认真地听着自己同事的讲话，忽然问道：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几号？”
得到回答以后，他和淡黄色头发的医生就以一种连自己也觉得不合适的主考人的口气开始问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星期几，一年共有多少天，六号病房里是否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先知。
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安德烈·叶菲梅奇脸红了，说：
“是的，这是一个病人，不过他是一个有趣的年轻人。”
他们再也没有问他任何问题。
当他在前堂穿大衣的时候，军事长官伸出一只手放在他肩膀上，叹口气说：
“我们这些老头子该退休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出市政厅时才明白，原来这是一个奉命考他的智力委员会。他回想起了他们对他提出的种种问题，脸红了，而且不知为什么，一生中第一次痛苦地为医学感到惋惜。
“我的天啊，”他想起了那些医生刚才怎样考他的情形，“须知，他们不久前刚听完精神病学的课，参加过考试，怎么还会如此愚昧无知呢？他们连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没有。”
他一生中第一次感到受了侮辱，很生气。
当天晚上，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来到他的家。这个邮政局长没有向他问候，直接走到他的跟前，捉住他的两只手，激动地说。
“我的亲爱的朋友，请您向我表明您相信我真诚的好意，承认我是您的朋友……我的朋友啊！”他不让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口说话，继续激动地说，“我喜欢您是因为您有教养，您的心灵高尚。您听我说，我亲爱的，那些医生受科学规则的限制，有责任向您隐瞒真情，但是我却要像军人那样对您说真话。您有病！请原谅我，我亲爱的，但这是真的。周围的人早已发现了。如今叶夫根尼·费多雷奇医生对我说了，为了有益于您的健康，您必须休息一下，散散心去。完全正确！很好！过几天我就要去度假，出去换换空气。请您表明您是我的朋友，我们一块儿去，照往常那样，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