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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不会活动的、贪吃的、肮脏的动物，早已失去了思想和感觉的能力。从他身上不断散发出一股强烈的、令人窒息的臭味。
尼基塔在为他打扫时，拳脚相加，用尽全力地揍他。在这里，可怕的并不是他挨揍，这是可以习惯的。可怕的是这个愚钝的动物挨了毒打却没有反应，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眼睛里没有丝毫表情，只是轻轻地摇晃几下身子，就像是一只沉重的大桶。
六号病房里的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病号，是一个小市民，以前他做过邮政局的拣信员，是一个又矮又瘦的金发男子，生一张善良的但又带点滑头的脸。根据他那双闪现着明亮快活的光芒、聪明而又安详的眼睛来判断，他是一个有心眼的人，他心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愉快的秘密：在他的枕头和褥子下面藏着什么东西，他不给任何人看。这倒不是怕被人抢去或偷走，而是不好意思拿出来。有时候，他走到窗口，背着同伴，低下头把什么东西戴在自己的胸口。谁要是在这个时候走到他跟前去，他就会感到很难为情，把东西又从胸口扯下来。不过要猜出他的秘密并不困难。
“您祝贺我吧，”他常常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说，“我已经被授予带星星的斯坦尼斯拉夫二级勋章了。带星星的二级勋章是只授给外国人的。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却愿意破例地给了我。”他微笑着说，莫名其妙地耸耸肩膀，“这，老实说，我可真没料到。”
“这些事我一点也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忧郁地说。
“可是您知道我迟早会得到什么吗？”这位过去的拣信员接着说，狡猾地眯着眼睛，“我一定能得到一枚瑞士的‘北极星’。这是值得去奔忙的勋章，一个白十字，加一条黑丝带。那是非常漂亮的。”
大概住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厢房里那么单调了。早晨，除了瘫子和胖农夫之外，病人都到前堂的一个很大的双耳木桶里洗脸，再用病人服的衣襟擦脸，然后他们就用锡制的茶杯喝茶。茶是尼基塔从医院的主楼里提过来的，每个人发给一杯。中午他们喝酸菜汤和稀粥，晚上吃中午剩下的稀粥。其他的空时间都躺着睡觉，望窗外，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每天都是这样。就连过去的拣信员也老是谈他的那些勋章。
在六号病房里很少见到新人，医生早就不收新的疯人了。喜欢访问疯人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多。每隔两个月，理发师谢苗·拉扎里奇到这个厢房来一趟。至于他怎样给那些疯人理发，尼基塔怎样帮助他干这件事，以及这个笑嘻嘻的酒鬼理发师每次出现时病人们又是怎样的慌乱，我就不去描述了。
除了理发师，谁也没有来看过这个病房。病人们注定白天黑夜只能见到尼基塔一个人。
不过，不久前，在医院的主楼里传播着一种相当奇怪的风闻。
风传医生开始常到六号病房去。
五
奇怪的传闻！
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医生从某一点上说是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还很年轻的时候非常信神，曾准备献身宗教事业。一八六三年中学毕业以后，打算进一所神学院。可是他的父亲，一位医学博士兼外科医生，刻薄地嘲笑他，并断然宣布：若是他去当教士，他就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是否真有其事，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止一次地承认过，他从来就不觉得自己适合于研究医学或一般的专门科学。
不管怎样，他在医科毕业后，并没有出家去当教士，他也没有信教的表现，他当初和现在都是从医，不大像宗教界的人士。
他外表笨重、粗野，像个农夫。他的脸、胡子、平直的头发和结实粗笨的体格，很像大路边的小饭铺里那些吃肥了的、饮食无度、性情暴躁的店老板。他脸相严肃、布满青筋，眼睛很小，鼻子通红，身材很高，肩膀宽阔，手脚也很大，似乎一拳就能把人打死。可是他步态轻盈，走路小心，温文尔雅。若是在狭窄的过道里碰见人，他总是首先站住让路，说一声“对不起”。而且他说话的声音也有点出人意外，不是男低音，而是尖细柔和的男高音。他脖子上长了一个不大的瘤子，使得他不能穿硬领子衣服，所以他总是穿着软麻布的或棉布的衬衣。总之，他的穿戴不像是医生，他一件衣服可以穿上十年。新的衣服，他通常都到犹太人铺子里去买，一穿上去就像是旧衣服一样，又皱又旧。看病、吃饭、做客，他总是穿着那套衣服。不过，他这样做并不是由于吝啬，而是他对自己的外表完全不在乎。
安德烈·叶菲梅奇来本城任职时，这个“慈善机关”的情况糟透了：病房里、过道里、医院的院子里，臭得叫人难于喘气。医院里的杂役、助理护士及他们的孩子们跟病人一块儿住在病房里。他们抱怨这里没法生活，因为蟑螂、臭虫和老鼠太多。在外科病房里丹毒从没绝迹。整个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温度计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堆放土豆。总管、女管理员、医生都向病人勒索。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是一个老医生。据说他似乎私下里卖过酒精，还与助理护士和女病人有私通，情妇成群。城里人都非常清楚这些乌七八糟的事，甚至还添油加醋，但是大家对这种现象却满不在乎。有些人为其辩解说，躺在医院里的都是些小市民和农夫，他们不可能不满意，因为他们在家里住比医院里还要糟糕得多。总不能拿松鸡去喂他们吧！另一些人则辩白说：地方自治局不给资助，单靠城市本身，没有力量维持一个医院，谢天谢地，医院虽然不好，也总还算有一个。而新成立的地方自治局不论在城里还是郊区都没有开办诊所，理由是，城里已经有一个医院了。
巡视完医院后，安德烈·叶菲梅奇作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按他的看法，可以做到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把病人放走，医院关门。但是他考虑到，只是他一个人的意愿是办不成这件事的，而且这样办了也没有用。就算把肉体和精神上都不干净的人赶出一个地方，那么他们还会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应该等他们自我消失。况且，既然人们开了这个医院，允许它在这里存在，那就是说，它是需要的，各种偏见和生活中的种种坏事和丑事也是需要的。因为慢慢地它们也会转化成某种有用的东西，就像肥料变成黑土一样。世界上没有一件美好的东西在其刚开始的时候不带一点污秽物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任职后，对这些乌七八糟的现象显然相当冷漠。他只要求医院里的杂役和助理护士不要去病房里过夜，添置了两个柜子的医疗器械。至于总管、女管理员、医士和外科的丹毒等，都没有变动。
安德烈·叶菲梅奇非常喜爱理性和正直，可是要他在自己身边建立有理性的和正直的生活，却缺乏坚强的意志力，也不大相信自己有这种权力。下命令、禁止、坚持，他实在不会，就好像他起过誓，永远不提高嗓门说话，永远不用命令的口气似的。要他说“给我！”或“拿来！”是很困难的。他想吃东西的时候，总是犹豫地咳嗽一声，然后对厨娘说：“给我喝点茶才好……”或者“给我开饭才好”。要他对总管说不要再偷东西，或者把他赶走，或者干脆把这个不必要的、寄生的职位撤销了——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当安德烈·叶菲梅奇受到欺骗或受到奉承，或者人家送来假单据让他签字时，他的脸会涨得像龙虾一样红，感到于心有愧，但他还是签了字。每当病人抱怨他们吃不饱，或者助理护士态度粗暴时，他都会很尴尬，抱歉地说：
“好，好，我以后调查一下……大概这里有误会……”
开始时安德烈·叶菲梅奇工作很努力，他每天从早晨到午饭时都给病人看病、动手术，甚至还接生。妇女们都说他工作认真，诊断很准确，特别是妇科和小儿科的病。但是，渐渐地由于工作单调乏味并且显然徒劳无益，他显然厌倦了。你今天接待三十个病人，明天你瞧，增加到了三十五个，后天则是四十个了。照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但是城里的死亡率却并没有减少，病人还是不断地来。从早晨到午饭时要给四十个门诊病人认真看病，体力上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这不能不是欺骗。简单地推算一下，一年接待一万二千个门诊病人，就等于欺骗了一万二千人。至于把重病号送进病房，按科学规则给他们治病，那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规则虽有，科学却无。如果丢开哲学议论，像其他医生一样，学究式地依据规则办事，那么，首先就需要清洁和通风，而不是到处肮脏；要健康的饮食，而不是臭酸菜汤；需要好的医务助理，而不是小偷。
是啊，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的合理的结局，又何必去阻拦人们死呢？即使某个商人或文官多活五年十年，那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认为医学的目的在于药物能减轻痛苦，那就不能不问一句：为什么要减轻痛苦呢？首先，据说，痛苦可以使人达到理想的境界；其次，人类要是真的学会了用药丸和药水减轻自己的痛苦，那就会把宗教和哲学完全抛掉。可是直到现在为止，人类不仅在其中找到了避免各种倒霉事的保障，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在临死前经受了可怕的痛苦，可怜的海涅在床上瘫了好几年。为什么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玛特辽娜·萨维什娜就不能生病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毫无内容，如果再没有痛苦的话，就是完全空虚，跟变形虫的生活一样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被这些推论压倒了，十分沮丧，已不再天天都到医院里去了。
六
他的生活就是这样过的。通常是早晨八点钟起床，穿衣服和喝茶，然后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来看书或者到医院去。在这里，在医院里，门诊的病人坐在又窄又黑的过道里，等着看病。医院里的杂役和助理护士就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皮鞋在砖砌的地板上踩得咯咯响。一些瘦弱的穿着病服的病人也从这里通过，死尸和盛着脏东西的器皿也从这里抬过去。孩子们在哭，吹来一阵阵过堂风。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样的环境对于发烧的、害肺病的和一般敏感的病人来说，是很难受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候诊室，他遇见了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他是一个矮胖子，胖胖的脸刮得很亮，洗得干干净净，举止温和、平稳，穿一件新的宽大的衣服。他与其说像医士，不如说像一名枢密官。在城里他有很大的私人业务。他打着一个白领结，自认比那些没有私人行医业务的医生更内行。在候诊室一个角落的神龛里放着一个大圣像，还有一盏笨重的神灯，旁边有一个读经台，罩着白布套，墙上挂着大主教的像，斯维亚托戈尔修道院的风景画和干矢车菊花圈。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教，也喜欢华丽场面，圣像是他出资安置的。每逢星期日，他都指定一个病人去候诊室里朗诵赞美歌。朗诵完了之后，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便提着手提香炉，摇动它，使神香散出来，走遍所有病房。
病人很多，时间却很少。因此，医疗工作也就局限于问几句病情，发一点类似清凉油、蓖麻油之类的药品。安德烈·叶菲梅奇坐着，用拳头支着脸颊，沉思着，机械地提几个问题。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着，搓着自己的小手，偶尔也插上一句话。
“我们之所以贫病交加，”他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向仁慈的上帝祈祷。对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诊病的时候，从不动手术，他早已不干这一行了，一见血他就不愉快地激动起来。当他必须让小孩张开嘴，看一下喉咙，而小孩却大哭大闹，用小手挡住时，耳朵里的闹声就会使他头晕，眼睛里涌出泪水来。这时他就急忙地给开个药方，摆摆手，叫女人赶快把孩子带走。
在门诊时，病人的胆怯和头脑不清，身边打扮华丽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还有墙上的照片，以及二十多年来对病人不断地问过多少次的那些问题，这一切不久就弄得他厌烦了。他看完五六个病人后就走了，剩下的病人就由医士去接待。
安德烈·叶菲梅奇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自己很久都没有私人行医了，现在谁也不会来打搅他了。因此，他一回到家，马上就在书房的桌子旁边坐下来，开始看书。他读很多的书，而且总是很高兴，他的薪金有一半用在购书上。他的住所有六个房间，其中三个房间堆满了各种书籍和旧杂志，他最喜欢看的是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医学方面，他只订了一份《医生》。读这本书时，他总是从后面读起。他看书，总是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中间不休息，也不感到累。他不像伊万·德米特里奇那样看得又快又急，而是慢慢地看，深入地领会，遇到他喜欢的或者不理解的地方常常就停一停。书的旁边总是放着一小杯酒，同时放一块腌黄瓜或渍苹果，不用碟子，就直接放在粗呢桌布上。每半个小时，他就眼睛不离书，倒上一小杯白酒喝下去，然后也不看，只是用手摸到黄瓜并咬下一小块。
到下午三点钟，他才小心地走到厨房门口，咳嗽一声，说道：
“达留什卡，给我开饭怎么样……”
安德烈·叶菲梅奇吃完一顿相当差的、不干不净的饭以后，就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双手交叉放在胸口上，思索着。钟敲响了四点钟，然后是五点钟，可是他还在踱步，还在想事。偶尔厨房门嘎吱一声，达留什卡那张睡眼惺忪的红脸从门缝里探出来。
“安德烈·叶菲梅奇，您到喝啤酒的时候了吧？”她关心地问。
“不，还没到点……”他回答道，“我要再等一会儿……我要再等一会儿……”
到了傍晚，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照例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