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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州，不足以影响其国势，大唐若是受降，吐蕃兵马恐将“不三日抵咸阳桥”；另外，唐朝与吐蕃订立了盟约不久，如今受降启衅，无疑是失信。
唐文宗接受了牛僧孺的意见，令李德裕遣返悉怛谋等人。这些降唐的人回吐蕃后，立即遭到了残酷的杀戮。对于此事，李德裕一直耿耿于怀。历史证实他的判断是对的，当时吐蕃并不具备迅速威胁关中的能力，牛僧孺是在危言耸听。至于“失信”之担忧，李德裕事后也指出：在维州守将来降前一年，吐蕃军队仍然攻打大唐，已是不守盟约在先。
唐文宗死后，武宗即位，拜李德裕为相。在李德裕的治下，唐朝有了中兴的迹象。然而好景不长，唐武宗只做了六年皇帝就死了，继位的是唐宣宗。或许是李德裕没有拥戴宣宗上位的缘故，又或许是功高震主，唐宣宗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罢免李德裕的相职。
这时候，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成了举世鄙薄的小人。白居易亲近牛僧孺，遭到李德裕的厌恶，但李德裕并未连带把白敏中也看成“牛党”，仍然提拔了他。然而在李德裕失势后，白敏中非但不施援手，反而落井下石，将李德裕贬到了海南崖州。
李德裕写过《小人论》一文，文中说：“世所谓小人者，便辟巧佞，翻覆难信，此小人常态，不足惧也。以怨报德，此其甚者也。背本忘义，抑又次之。”这些论述，应该是指白敏中这种过河拆桥之徒。
这首《登崖州城作》，写于李德裕的崖州司户任上，第一句是述说对京城的向望，第二句写崖州距离京城之远。从最后两句可以知道，李德裕觉得自己回不了中原了。果不其然，在崖州待了不满一年，他就去世了。在唐朝的贬官之中，李德裕可能是命运最凄惨之人：名望最高，贬地最恶。
关于“牛李党争”，历来众说纷纭。沈曾植和陈寅恪先生认为是科举与门第之争，这个说法影响甚大。有学者不认同，比如岑仲勉先生就认为李德裕“无党”，而黄永年先生则认为，在唐代的政治斗争里，各个集团以一个皇帝或皇子为核心，“参加的成员多数是皇帝或皇子的旧人，是以人事关系结集而并非以士族、庶族来区分”。这些也是观察这场党争时需要注意的内容。
还需要注意的是人的气质。李德裕受人诟病的原因，在于他性格孤峭，行事果决，即使得罪人也在所不惜。在这一点上，王安石与他非常相似——于是我们看到，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就对李德裕没有什么好话。此外，李德裕无情报复政敌的做法，也颇为人訾议。《旧唐书》说他：“所可议者，不能释憾解仇、以德报怨、泯是非于度外、齐彼我于环中。”这个评语令人啼笑皆非，因为它无视了“牛党”对李德裕的各种凶狠打击。
值得一说的是，李德裕尽管出身望族、厌恶作风轻薄的进士，但他对平民子弟的奖掖是不遗余力的。他被贬崖州后，当时的社会反应是：“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然而“牛李党争”还是以“牛党”的胜利结束了，不过此时的大唐也步入了黄昏。这是否可以说明，如果一个组织容纳不了那些有能力的刚烈之士，那么它距离崩塌也不远了？
小杜的沉慨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
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杜牧《九日齐山登高》
这是杜牧最广为人知的七律，也恐怕是他被人误解最多的七律。
齐山在今天的安徽省池州市，诗是杜牧出任池州刺史时所作。全诗语句很明畅，但意蕴很沉郁。首联写秋季景象，诗人与朋友携酒登高。第二联和第三联都是在发感慨，诗人仿佛在说：“在这个并不如意的世界里，碰上重阳这样的佳节，应当开心一醉，把忧愁以及时间消逝所带来的伤感，都抛诸脑后。来，干杯！”
最后一联用了齐景公牛山堕泪的典故。据《韩诗外传》记载，齐景公有一次和随从一起出游牛山，看着美丽的齐国大地，忽然想到人终究是有一死的，于是悲伤流泪。“牛山泪”也因此成了一个典故，被历代诗家用来感慨生死。“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杜牧这是在说，人生就是如此，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那就是死亡，并且人在通往这个终点的过程中，更多的状态是不如意的，因此何必浪费时间去悲叹呢，不如及时行乐吧。
当代一些学者赏析杜牧这首诗时，喜欢批评杜牧思想颓废，有消极倾向。然而在古人对此诗的评议里，却罕有这种看法。这有点令人费解。古代中国是由儒家主导的社会，一如《周易》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健、进取，是儒家精神的骨干。如果从这一首诗就能断定杜牧思想颓唐的话，为何在儒风昌盛的古代，人们不去批评他这一点，反而在儒风低落的当代，人们对他有此论议？
事情虽然费解，原因却很简单，那就是比起古人来，今人的诗性低落了。诗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有其独特的表述方式。《诗经》里有这样一个片段：“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从字面意思看，这几句话是在写一个吝啬的人，此人有车有马——这在当时可是奢侈品——却不舍得用，于是诗人说：你这么吝啬下去的话，将来等你死了，别人就要来享用你的这些好东西了。
这话说得很重，然而古人解读《诗经》时，并不会认为作者心肠恶毒，并未认为作者在诅咒别人。古人明白，诗人这是在通过一种能够撞击人心的话语，提醒人们不要吝啬。这就是诗的独特表述。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韩愈说：“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tuō），有酒不饮奈明何。”又如苏轼说：“名高不朽终安用，日饮无何计亦良。”读到这些，能说韩愈和苏轼厌世吗？事实上，他们可是锐意进取之人。杜牧这首诗也一样，里面所谓的“消极”情绪，是诗人的兴到之言，论者若是抓来大做文章，所得的结论往往大谬不然。
真实的杜牧，行为固然风流不羁，但遮盖不了一颗炽热用世的心。他喜欢钻研兵法，关注天下大势，注解《孙武兵法》一书，在《自撰墓志铭》里谈到自己的成就，他没有说及诗，却着重提起这本书：“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无以加也，后当有知之者。”他曾向李德裕献上平戎的计策，李德裕阅后赞赏不已。我们可以从这些事情里窥见杜牧的心志，也可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志大才疏的文人。
然而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无论其用世的情况如何，他们总能感受到生命的局限性。杜牧在这首诗里所发的感慨，比韩愈的诗句“人生由命非由他”来得更深沉，因为他不仅仅是在排遣一己的失意情绪。当然，这背后的内容，已非一两篇文章能尽，也不必多谈，因为那片难以言说的广阔天地，就是诗的可贵之处。
一个有诗性的人，其言行应能兴发他人的心情。诗性是流淌在古人血液里的元素，今人则似乎不然了，他们非但难以写好诗，有些专业研究者还有本事使得一首很好的古人作品，在他们的讲述里显得味道全无，这实在是一件堪可浩叹的事。
罗才子衰世激响
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
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
高祖誓功衣带小，仙人占斗客槎轻。
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
——罗隐《黄河》
人们论及晚唐诗人罗隐，一般会说两件事，一是他在科举考试中屡试不第，二是他诗才高而相貌奇丑。据说当时曾有某位名流的女儿，读了罗隐的诗，很是倾慕，想嫁给他，然而见了罗隐的尊容之后，马上就打消了念头，还自此连罗隐的诗也不再读了。
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故事。另外，罗隐的狂傲在当时也是出了名的。《五代史补》说罗隐因为狂傲而被公卿大臣厌恶，遂屡屡不中举。关于罗隐落第次数，有的说是十次，有的说是六次，版本不一，但次数都很多。
尽管当不了官，但罗隐还是很有名气的。有一次他去见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快到对方的地盘时，先写信给罗绍威，称对方为“侄”。罗绍威的手下非常生气，跟罗绍威说：“罗隐一介布衣，竟敢称大王为侄！”不料罗绍威不以为忤，向手下说：“罗隐名动天下，那么多王公大臣他都瞧不上，如今竟然肯来我这里，还视我为侄，这是我的荣幸啊！你们不用多说了。”然后到城郊迎接罗隐，见面就拜。罗隐也不客气，坦然受之。分别时，罗绍威还赠给这位“叔父”百万钱。
对于罗隐的诗句，我们绝不陌生，比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再如“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从诗艺的角度看，这副名联不免有合掌的嫌疑，不过瑕不掩瑜，这两句道出了世间某种普遍的无奈，是以传诵至今。
当然，人们说起罗隐的名作，往往会提到《赠妓云英》：
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这是罗隐赠给妓女云英的诗，背景是他十多年后与云英重逢，云英依然混迹风尘，却见面就笑罗隐怎么还是布衣。诗里提到“掌上身”，说明云英的姿色保持得很好，可即便如此，仍然没有嫁出去，而罗隐自己也没有在科举上获得功名，可能大家都是不如人吧。诗虽小，感慨却不小。“可能”二字是反语，更是一声叹息，罗隐其实并不认为自己不如人，至于为何没有功名，这首《黄河》可视为他的解答。
“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阿胶有澄清浊水的功能，罗隐却说不要把阿胶倒进黄河里了，这是徒劳的。为何徒劳？“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意思是说，黄河能直通天上，是因为它“曲”；河水在源头处，就已经浑浊不堪——黄河并非出自昆仑，此处的昆仑代指黄河源头。这两句表面是说黄河，其实暗指当时朝政不清，平民想要地位上升，需要使用不正当的手段。
“高祖誓功衣带小”，用了汉高祖的故事。汉高祖平定天下后跟功臣们发誓：要等到黄河像衣带那般小，你们的爵位才失去——黄河不可能像衣带那么小，刘邦的意思是你们的爵位永远不会失去。此处暗指既得利益集团牢牢把控社会资源。“仙人占斗客槎轻”，仙人喻指当权者，占斗即把持北斗星这一显要位置。这句是说，那些攀附权贵之人（客槎）纷纷得以飞黄腾达。
“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传说黄河五百年一清，“河清”比喻政治清明的太平盛世。罗隐干脆说，三千年后都不必劳动黄河来报太平了，因为河水不可能会清。
这首诗句句在写黄河，但句句如刀，刺向当时的政治环境，写法巧妙，的是好诗。罗隐科举失意，未必全是政治的原因——敢于傲视权贵的人，大概在任何时代都很难得志吧，然而这恰恰体现了士人的可贵。诗不是史，罗隐此作不能等同于晚唐的政治现实，然而狂者痛笔，尤其是衰乱之世的这种激响，最可警人，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极具倾听的价值。
一个清澈的人
清明时节出郊原。寂寂山城柳映门。
水隔淡烟修竹寺，路经疏雨落花村。
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楼高易断魂。
回首故山千里外，别离心绪向谁言。
——杨徽之《寒食寄郑起侍郎》
北宋有四大类书，分别是《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其中《文苑英华》的编者之一就是杨徽之，他负责的是诗歌部分，而他本人的诗也写得很出色。
杨徽之是福建人，他的家族世代尚武，但他父亲杨澄却尚文，成为家乡浦城县的县令。杨徽之非常好学，甚有天赋。同乡的江文蔚擅长写赋，江为擅长写诗，杨徽之就去师事二人，很快就与这两位师父齐名。
赵匡胤通过兵变取代后周，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薛居正曾经向太祖举荐过杨徽之，认为杨是宰相之才。然而杨徽之在后周时曾经讥诮过赵匡胤，因此他非但没有被擢用，还被贬到了外地。这首七律，就是杨徽之寄给同是被贬在外的友人郑起之作。
寒食在清明节的前一天或前两天，由于这一天禁烟火，人们只吃冷食，所以叫作寒食。历史上关于寒食的诗不少，著名的有唐人韩翃的《寒食》诗：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韩氏此作是在讽刺当时的王公权贵，意思大概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相似。杨徽之的这一首诗则抒写郁怀，所述说的内容与韩翃的不一样，但手法是一致的，都很含蓄，体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
在寒食节里把杨柳的枝条插在轿顶或者门楣上，这是宋代的风俗，所以此诗的第二句“寂寂山城柳映门”就是当时风会的写照，并不是指家家门前都种有柳树。刘咸炘先生曾经说过：读史要注意两点，一是知道纪事本末，即弄清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二是要观察风气民情的变迁。两者相比，后者难于前者。其实读诗又何尝不需要注意到这两点呢？
“水隔淡烟修竹寺，路经疏雨落花村。”在雨雾当中，远处种有长长竹子的寺院，隐约可见，而人又恰好路经落花满地的荒僻村落。身处荒野之人的寂寥心绪，于斯可见。
“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楼高易断魂。”清明节期间，天气湿冷，质量低劣的水酒，并不能让人谋得一醉；而遥望大地，苍茫无际，远方高楼，可见不可即，萧索为我独享，个中滋味，最是使人断魂。这里的“楼”，是一种寄托，与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里的“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